《闲情赋》之于"宫体诗"的影响考论

《闲情赋》对于宫体诗的影响不仅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深刻的.其实,在鲁迅与闻一多的相关论述中,已了然有《闲情赋》对宫体诗直接影响的信息.宫体诗的出现与《闲情赋》具有同样的生态背景,《闲情赋》除了其骈俪而华美的语言形式外,在描写对象、表现内容和情调上,也都适应了宫体诗的胃口和发育.二者最为一致的地方是:追求声色美艳的感官感受,追求幽怨怅惘的悲剧情氛,追求轻艳华彩的美学效果.     

南朝咏物诗与宫体诗之比较

南朝初期,以体物手法为特色的咏物诗大兴,促成了审美主义形式创作的高潮,随后以女性形貌举止为描写内容的宫体诗继之而起.从文学的演进角度而言,宫体诗正是充分借鉴承继了咏物诗的创作手法,由体物而及体人,二者具有着共同的审美底蕴.在后世文学发展中,二者承现了各自不同的艺术生命力.     

论宫体诗的思想倾向

宫体诗的基本思想倾向是玩赏的、享乐的,浸染着一层颓废色彩。宫体诗有着浓厚的男权意识。但同时,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对女性的同情。比较而言,前二者是为主的,后者则是次要的、从属的。对宫体诗思想意义的估价应实事求是,恰如其分。     

人物形象描写:宫体诗在诗歌艺术上的新贡献

诗歌与描写手法之间存在着一定矛盾,诗歌长于抒情言志,而短于描写刻画。在宫体诗之前的诗歌中较少注重人物形象刻画的作品,宫体诗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人物形象的鲜明生动成为宫体诗的显著特征,这是宫体诗在诗歌艺术上的新贡献。宫体诗刻画人物形象的主要方法有:铺排手法、抓特征,写细节和细腻委婉的心理描写。宫体诗之所以注重在诗歌中刻画人物,根本原因是为了满足人们观赏女性的需要。而南朝诗坛的体物潮流也是重要的原因。宫体诗既受到赋的影响,又受到咏物诗的影响。     

徐摛与梁代宫体诗的兴盛

宫体诗兴起并全盛于梁代,以萧纲的东宫为中心。在宫体诗兴起与兴盛的过程中,徐摛发挥了重要作用。徐摛自幼受到永明诗风的熏陶,其诗"好为新变,不拘旧体",其特点是:多咏物诗,以描摹女性为中心,内容狭窄;追求声律、节奏、对仗之美,风格秾丽。徐摛是萧纲的老师,是徐陵的父亲,在徐摛的教育引导下,萧纲与徐陵走上了宫体诗创作之路,并成为宫体诗创作的领军人物、核心人物。徐摛才、学、识兼备,富有感召力和影响力,加之萧纲的"恩礼"与推崇,徐摛发起的这种"新诗"为"春坊尽学之",宫体诗因而达到全盛。     

南北朝闺怨与宫体诗别及其艺术特征

闺怨诗是与宫体诗完全不同的一种诗歌,闺怨诗以写情为主,纯洁、健康、真实是其基本要求;宫体诗则是以描写女性服饰、体态为主,尚形似、声色、淫放、艳丽是其写态追求的目标。     

萧绎宫体诗研究

关于萧绎宫体诗研究主要观点有两种:一是认为其诗歌追求辞藻华丽、语言洗练、音节婉转流畅、感情细腻丰富,肯定他在诗歌格律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二是认为其诗歌缺乏深刻的思想内涵,是吟风弄月、缺少审美价值的艳诗.本文汲取并扬弃今人研究成果,在对其宫体诗题材分类的基础上,从文本解读入手,分别论述了其宫体诗"流连哀思"的情感特征、"纤秾绮丽"的语言以及内敛中和的风格,并从主体审美观念与时代审美风尚等方面具体地分析其成因.     

宫词非宫体诗考论

宫词与宫体诗完全不同,宫词是专就描述对象而言的,被误解了1400多年的宫体诗实质上特指一种文体.现存宫体作品无论作者还是题材范围都不仅限于宫廷,而宫词描绘对象的唯一性却在于宫廷,反映皇宫禁掖生活的方方面面.宫词创作主旨与创作态度的严肃性与六朝追求绮靡之风背景下的宫体诗创作旨趣不同.宫词可谓源远流长,而宫体诗存在大约150年.     

论宋词对前代文人小说的受容

前代文人小说一般以典故的形式被宋词受容。婉约词人喜用爱情故事和神仙故事,在典故的使用上有艳化和俗化的倾向;豪放词人则常借历史人物、隐者名士和神话人物表现自己的英雄之气、文人之志以及不受约束的人格追求。词人对典故的不同选择以及不同的运用方法营造了不同的意象和意境,从而影响了词作的风格,但都为宋词增添了浓厚的浪漫色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宋代文学重理性而轻情韵的缺憾。     

一种凄惋两样情怀--纳兰词与李煜词之比较

论述了纳兰词与李煜词的特点,从内容与风格,言情体物,语言描摹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李词与纳兰词有一定相似之处,但在更多的方面二者并不相同,二人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盛唐休闲风气与诗人的别业创作生态

盛唐是一个体闲的时代,休闲风盛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别业山庄的普遍化.而别业的兴盛,别业的周边环境,别业里的闲逸生活内容和状态,改变了士人的隐居方式和生活态度,协调了人与自然、政治与自然的关系,优化了他们的心理环境,形成了高雅的皋壤之趣.别业的创作环境,使盛唐山水诗的内容、主题和格调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美化环境、闲化心态的诗美主流.这些"非常境"的山水田园诗之逸品,正是诗人感悟自然真谛、享受山水外物生命愉悦的休闲产物.     

论唐代咏物诗与士人生活风尚

唐代的咏物诗可分为吟物和感物两类。吟物的咏物诗在初唐与晚唐诗坛上相对较多 ,它的产生与士人诗酒之会、书斋唱和、切磋诗歌技艺的生活有着密切联系 ;感物的咏物诗又可从物象的士人自我投射和社会现象投射两端去把握 ,这类咏物诗较适用于士人借物抒怀的干谒求进或讽刺规谏。因此 ,唐代的咏物诗可以是士人在闲适或逃避时的自娱 ,也可以帮助他们在仕途上的进取 ,它们是审美的 ,又是功利的。     

礼乐兴衰与晋宋之际"诗运转关" 别解

在东晋礼乐之衰和晋宋之交礼乐之兴的背景下, 礼乐兴衰变化对诗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礼乐复兴促成了刘宋诗歌创作的繁荣, 包括诗歌题材的扩大、 内容的丰富、 宫廷诗风的形成、 诗歌语言和形式的更新、 诗乐联系的紧密及文人乐府诗创作的繁荣等. 这些都是对以玄言诗为主导的东晋诗坛的反拨,促进了南朝诗歌基本美学风貌的形成, "诗运转关" 也由此而生.     

论明人的反宋诗情结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宋诗虽然没有唐诗的耀眼光芒，也算是别有天地，但是在明代，宋诗是一个被严厉批判的对象。为什么会这样呢？文章拟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探讨：一、在明人看来，宋诗多劳心之直陈，少形容之妙；二、宋诗过于纠缠于理、道，思维方式上重思辨，违背诗的形象思维规律，创作少兴少象、少情少趣；三、宋人好用典故，好以文为诗，诗主意主理、少韵少味；四、与明人的政治、文化诉求及诗学理想有关。这些因素共同酿成了明人根深蒂固的反宋诗情结。     

随任性情的私语化创作——论袁枚的诗歌创作风格

袁枚的诗就是他随顺本性观照自我、表达私人话语的最佳工具。心手如一,心中作如此想,自然而然就随之流诸笔端,发抒于外。这是袁枚诗歌个性化或私人化的表现之一。同时,袁枚诗歌个性化色彩还明显地表现在诗歌风格的变化与其人生状态的转变的相当合拍,这是随行而为的创作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     

《诗经》兴体诗综考

在诗经学史上,对于"兴"这一概念,两千多年来的主流阐释是作为一种"诗的表现手法"来看待的。但这种解释并不符合《诗经》中"兴"的文本实际。正确的解读为:"兴"在《诗经》中是一种独特的抒情诗歌体裁。这种体裁的诗歌在现存《诗经》中共有46首之多。在题材类型上,兴体诗分别抒发了喜乐愉悦之情、忧愁感伤之情和思乡怀人之情;在艺术特点上,兴体诗惯于用第一人称直抒忧乐思念之情怀,重点使用借代、借喻、象征以及反复、应和的修辞手法,并在内部章节和语言运用上呈"连珠"型结构特征,从而使它与《诗经》中另外五种体裁的诗歌形成了鲜明的区别和对照。     

关于黄遵宪“新派诗”的评价问题——读《谈艺录》对公度诗的评论

黄遵宪是近代杰出的思想家和诗人,他的"新派诗"代表了诗界革命的实绩,历来评价较高。钱钟书先生对黄遵宪的"新派诗"颇有微词。钱先生的批评主要有三点:一是黄遵宪的"新派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二是黄遵宪的《番客篇》、《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不过是因袭了前人的作品;三是黄遵宪在诗中运用新名词"亦犹参军蛮语作诗,仍是用佛典梵语之结习而已"。这三点不仅关系到黄遵宪"新派诗"的评价,也涉及到对诗界革命派诗歌的认识。回到原典,重新解读黄诗,就会发现钱先生所提出的三点,似有不妥之处。公正地说,黄诗不仅开拓了诗域,而且传递了新的情感和思维方式,创新了语言,也改革了诗体。     

新诗诗体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新诗在20世纪汉语诗坛占有主导地位,却没有建立起必要的诗体。尽管有很多诗人致力于新诗的诗体建设,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确立了新诗的初步形态,新诗诗体建设的最大成功之处是在20年代初中期初步确立了新诗的基本形态,特别是确立了新诗的两大形式特征———新诗的音乐形式和排列形式。新诗却始终处在文体自发与文体自觉、诗体的准定型与不定型、诗的律化与自由化、诗人的文体自律性与文体创造性的对抗与和解中,其中对抗远远大于和解,造成每种诗体都无法进行持续的建设,使诗体建设成为百年新诗最大的问题。目前正是加强诗体建设的重要时期,21世纪新诗的诗体建设既要正视现实,又要面向未来,既需要现实的构建策略,也需要理想的构建方法。     

中国现代诗学与儒家文化传统

中国现代诗学与儒家文化传统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中国现代诗学关注现实。关爱民众的生存状态；中国现代诗学追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诗品与人品的统一、“小我”与“大我”的统一；中国现代诗学还注重诗歌的社会效果，主张诗人培养伟大健全的理想人格。中国现代诗学的上述品格，是在反传统的旗帜下对儒家文化的入世情怀、中庸的文化立场、圆满至善的人生境界等思想的承续。     

论秦观词的艺术精神及词史意义

秦观词中所占分量不大的较单纯的应歌娱人之制为第一类,虽亦直承花间派风貌特征与价值取向而来,却洗涤秾艳绮靡色调而转趋于清丽柔曼,有的更暗暗透露出开始朝第二类融入的消息。第二类词或径直在习常的恋情别思里写进一己的真实情怀感受,或藉旧有范式以讬寓自我主体的新内涵。这虽在词史中已早具精彩先例,而秦观后来居上,于艺术表现方面多所拓展深化,将之提升到新的高度,它们占了秦词的大多数。第三类亦较少,其向诗化回归的艺术精神与苏轼对词体的革新之举桴鼓相应;唯秦观取径甚偏狭,仅注重到个体人生遭际和感情意绪的抒发,风格沉咽凄怨,是用整个生命悲剧来铸就,并无须再饰辞以成深曲隐约之姿,却最大可能地强化、张扬了词的容量与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