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度概念阐释——以北京市地方立法实践为例

地方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和法律对地方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做了基础性规定,但没有明确重大事项和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定义、内容和内涵外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健全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度,各级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向本级人大报告",各省级人大常委会根据中央精神纷纷立法或修法。但由于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缺乏共识,各地立法规定差异较大,影响了法律制度的严肃性和法制统一。明确重大事项决定制度的概念和范畴等本体问题,可以确保在同一理论和逻辑层面讨论问题,使地方立法法理充分,制度设计科学可行,同时可为中央立法积累经验。     

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研究的时代价值与发展方向

开展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研究,可为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充分行使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研究现状作了较系统地梳理,总结了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研究存在的不足,结合中共十八大以及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新论断,阐述了加强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研究的时代价值,并提出今后开展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研究的初步思路和建议。     

金融消费者法律界定新论——以中国金融消费者特别保护机制的构建为视角

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是构建金融消费者特别保护法律机制的逻辑起点.而要科学界定金融消费者,必须首先明确金融消费交易相对于普通消费交易的特殊性,以及由此决定的金融消费者相对于普通消费者在交易地位方面的特殊性,同时还有必要对消费者法律界定的通说和实践进行检讨.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应该以解决金融消费者在金融消费交易中"信息严重不对称与对信息的严重依赖并存"这一核心问题作为出发点和归宿,为此,应该确认法人和其他组织(金融企业法人与专业性的投资机构除外)的金融消费者地位,同时也不应再区分所谓的"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全国执政地位确立及执政能力建设研究述评

本文对建国初期的时限和执政地位、执政能力建设的范畴进行了界定,并分别对建国初期党的执政地位的确立和执政能力建设研究成果进行了叙述和评论,同时针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进一步开展研究的一些想法.     

我国人大职权设置的制度逻辑

作为国家权力机关,我国人大享有立法权、监督权、重大事项决定权、人事任免权,以及它认为应当由它行使的其他职权.然而实践中,我国宪法赋予人大的强大职权从未充分完整地行使过.要真正坐实人大职权,还有待重新反思我国的人大理论,逐步理顺人大和执政党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选举制度.     

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与领导方式的基本特征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同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某些发展中国家政党的执政地位,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执政党与国家、执政党与法律、执政党与其他党派的关系上.正确理解和把握我们党的领导方式,理顺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解决好党的领导与国家政权机构依法行使职权的关系,加强权力监督制约,是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政治民主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问题.     

关于人大常委会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思考

省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广东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规定》，于去年10月颁布施行。如何贯彻实施好省人大《规定》，确保重大事项决定依法有效地行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的重要课题。笔者认为，要在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方面工作有新的突破，必须在增强意识、积极沟通、主动出击、狠促落实四方面下功夫。     

对依法治国条件下党的执政方式实现形式的探讨

在依法治国条件下,党的执政方式的实现形式应是通过立法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确立共产党执政的法律地位并使党的领导活动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把某些党规转化为国家法律;把目前党对人大的领导从"外在领导"转变为"内在领导",同时通过制度创新,使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权力机关.在当前,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条件下党的执政方式的基本实现形式,也是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必然要求.     

如何增强地方人大决定权的实效性

依法决定本行政区域的重大事项,是地方人大和县级以上地方人大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保证决议、决定的贯彻实施,是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决定权的最终目的。从理论上说,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的决议、决定具有很强的法律效力,全社会都应当遵守和执行。但在实践中,人大做出的许多决议、决定并没有得到完全落实,其法律     

政治文明与法治关系论纲

一、法治意识孕育于前资本主义政治文明 1. 古代先哲提示了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崇高地位.古希腊先哲赋予了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崇高地位.     

论依法行政与依法执政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科学论断。其中依法执政的提法尤其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意义与现实意义。依法执政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显著标志。中国是一个有着2000多年封建传统的国家．人治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如何由人治走向法治。建立一个现代化政治民主国家一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     

承担执政之重：以依法方式 依宪政思维

在现代国家,人民主权通常以间接方式实现,执政主体通常与政权主体分离,执政主体及其执政行为直接决定着人民生活幸福与否,执政之重重于泰山.中国共产党以往长期习惯于以人治方式领导国家,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其作为执政党的执政使命更为重大.为承担执政之重,党及其直接执政者应依法执政,依宪政思维执政.     

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问题的探讨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核心,在整个社会中处于领导地位。党的领导要通过党的执政来体现,党的领导是否坚强、科学、有效,主要体现在党的执政能力的强弱上。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执政地位以后始终坚持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建设,不仅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而且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论执政党的执政权威--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为例

执政党执政地位的维护和执政效能的发挥必须依赖于执政权威.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主要是通过树立法理权威、维护道德权威和捍卫职位权威的方式实现执政权威.该党一党长期执政的稳定执政地位和实现经济腾飞的很高执政效能、树立、维护和捍卫执政权威的举措对中国共产党具有重大积极的借鉴作用.     

地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及其完善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的完善与否体现了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也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指标。当前地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虽已明确程序控权、公众参与、决策行为期限、决策风险评估和决策后评估等内容,并已经界定范围、决定起草、公众参与、合法性审查、审议决定、事后评估等系列流程,但是尚存在对重大事项界定不清、专家论证与公众与参与缺乏制度规范、对相关法律风险的防范措施不足等弊端。今后的立法完善应当进一步细化决策事项,同时完善决策公众参与制度、智力支持系统以及合法性审查制度。     

从领导党到执政党转变的宪政阐释

在宪政意义上 ,共产党作为中国的领导党就是执政党。共产党要始终掌握国家政权 ,在国家政体中行使公权力 ,实现自己的领导和执政。执政党的实质合法性来自于对“三个代表”的忠诚和实践 ,形式合法性来自于民主选举和宪政程序的认可 ;执政党的地位、权力、责任和活动方式必须得到宪法、法律的确认 ,具有合宪性、合法性 ;同时其执政行为应当以宪法和法律为圭臬 ,接受宪法和法律监督。     

类型化视域下休眠公司界定及其法律地位探析

关于休眠公司法律问题研究在当代中国现有经济、法治环境中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而实现这一命题研究成立的必要前提是须厘清休眠公司概念界定及其实然法律地位.在结合现实经济发展和法律规定基础上,应采取具体类型化区分观点,以周延休眠公司之概念界定.关于休眠公司的法律地位,在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简评的基础上,认为休眠公司仍然具有法人资格,但其公司性质和法律地位具有特殊性,需要区分类型和具体情况进行认定分析.     

必须强化全党的执政意识

强化全党的执政意识,是新时期党的建设必须认真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它是坚持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内在要求,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反“和平演变”的迫切需要,它关系到党的事业的盛衰兴亡.执政意识是政党对执掌国家政权的规律性的认识,全党执政意识是党组织和党员对执掌国家政权的规律性的认识.     

我国重大行政决策权划分边界研究

对“中央缺位,地方先行”的重大行政决策权问题研究,必须厘清重大行政决策的事项范围和权限划分.地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权边界问题不仅仅是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分权多少或分权事项范围的问题,而且是关涉到我国重大行政决策权的法律属性和决策权行使的法律基础和法律属性问题.本文从重大行政决策的行政法语涵及其学理规范入手,以省市地方出台规章文本和实证经验为要件,将“行政三分权”理论展开在对重大行政决策的事项范围与权限划分边界问题上研究,归结重大行政决策的行政法之独特的法律特征和其权力必当受限的宪政本质,抑或边界即为限制.     

论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建设

执政资源是关系到执政党执政地位的重大问题,执政党要获得和巩固执政地位,必须拥有必要的执政资源.中国共产党从执政之日起就拥有丰厚的执政资源,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不断发展,党的执政资源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并面临新的挑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必须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和巩固执政地位为出发点,加强执政资源建设,不断丰富和扩展执政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