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国前期楚国的变革和其历史地位

战国前期的诸国变法改革运动,向为史家所重视。本文认为,战国前期楚国的变革并非仅经过短暂的吴起变法,而是经历了从楚悼王改革到任用吴起变法的两个阶段。如果把当时诸国先后所进行的变法改革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楚国的变革在战国前期诸国变法改革运动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子思五行说的来源

子思创建的五行说,为儒家的修身、教化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子思五行说的主要来源有三:首先,原始的自然五行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广泛流行,为子思五行说的形成提供了思维范式的借鉴;其次,孔子对《洪范》意义的阐释,从天道思想中寻求礼的支持的思路,开启了子思五行说的理论基础;最后,曾子的五行说把五种孝行与身体结合起来,直接促进了子思五行说的出现。梳理子思五行说的来源,有利于进一步彰显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早期儒家传承谱系。     

论子思的人格及思想

子思作为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在对儒家学说的丰富发展中 ,形成了其独特的人格和思想。子思的人格特点 ,主要表现在 :明道救世、笃志不移的远大理想 ,修德成善、不畏困苦的坚定意志 ,抗节守道、威武不屈的刚正品格。子思的思想特点 ,主要表现为 :强调反求诸己的道德修养观 ,推崇德位相称的社会人伦观 ,提出仁义礼智圣的道德五行观 ,揭释守诚践道的天人合一观。子思的人格及思想 ,对儒家学说的发展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论三晋古文化对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影响

晋国公室的内乱、相互残杀 ,造成卿大夫中一大批非姬姓的新贵族或军功贵族产生。“三家分晋”之后 ,因魏、赵、韩所受传统的宗法制度和礼乐制度的影响较小 ,它们对旧制度有强烈的冲击力 ,容易滋生法治的萌芽 ,在春秋时即有“铸刑书”、“铸刑鼎”的重大举措。战国初期魏文侯的礼贤变法 ,更为法家产生创造了条件。而其中孔子的弟子子夏在西河讲学 ,成为西河之学的首领。他是儒家向法家转化的过渡性人物。魏国的变法是促使儒家向法家完成转化的契机。子夏的弟子李悝则是法家的始祖。三晋不仅是法家的摇篮 ,而且也是名家和纵横家产生的地方     

周公"摄政称王"及其与儒家政治哲学的几个问题

儒家肯定的周公"摄政称王",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判断,而是与儒家政治哲学相关的理论问题.儒家肯定周公摄政称王,因为这是儒家素王说或王鲁说的理论前提.与周公相关的<周礼>之所以能够在后世政治中产生变革意义,就在于它是周公践天子位后制礼作乐的产物.从围绕王安石变法所展开的争论中可以看到周公摄政称王是<周礼>一书具有变革意义的理论前提.     

儒家子思学派的性情论与法思想

在儒家"道统"传承中,子思承其祖说,学于曾参,传之孟轲,上承中庸之道,下启心性之论,被誉为"述圣"。结合传世文献与郭店儒简所涉"子思学派"思想,可见其传扬儒门宗旨,亦长于任法论说,则为先秦由儒入法、礼法演进之关键。子思学派视"好利恶害"之人性为社会规范乃至治道体系的基础,由此牵引出战国政法论说的基本范式。以性情论为中心,子思学派的治道理想游移于传统人文与现实功利之间,富有统合各种社会规范的意味,既阐弘儒家重德之旨,又重倡"任法以治"及赏刑爵禄之策。子思学派于性情之审思、仁利之辨正、礼法之取舍、刑赏之兼顾均富有新见,对战国法家思想颇有启示而不乏暗合,其中蕴含先秦儒法两家的融通一面,预示后世儒法合流的思想路径。     

郭店竹简《老子》研究综述

１９９３ 年１０ 月，湖北省荆门市四方乡郭店村一号战国楚墓中，出土了八百多枚竹简。这批竹简可分为道家著作和儒家著作两部分。属于道家著作的共两种四篇：《老子》甲、乙、丙三组和《太一生水》一篇；属于儒家著作的十一种十四篇：《缁衣》、《五行》、《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唐虞之道》、《忠信之道》和《语丛》四篇。经过专家们的整理和识别，楚简图版及释文已于１９９８ 年５ 月由文物出版社以《郭店楚墓竹简》之名出版发行。郭店一号楚墓是楚国贵族的墓地，考古专家们根据从一号墓随葬品中的漆耳杯“东宫之师”铭文推断，该墓主可能是楚国太子的老师。一号墓的年代，属于战国中期后段。其具体时间不晚于公元前３００年，也就是说是公元前４ 世纪末的墓葬，而墓中竹简的书写时间，应当更早一些。郭店竹简的出土，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发表了许多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现将有关郭店竹简《老子》的研究成果作一综述     

《论语》:孔子弟子博弈之成果——兼谈战国后期儒家八派之争及荀卿的态度

在《论语》形成过程中,孔子不同弟子及后学发挥了不同作用,围绕儒家领导权和《论语》阐释权,孔子弟子及后学在战国末期发生过激烈斗争。美国学者Bruce Brooks和Teako Btooks认为《论语》不是一次性短期成书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是层累地形成的。在《论语》中,有孔子弟子及后学的篡改和删削的痕迹,也有弟子之间相互倾轧的某些信息。本文在此基础上对孔门四科十哲与曾参和儒家八派的关系做了清理,对荀卿敌视子思孟轲派和子张子夏子游三派的原因做了分析。最后批评了对待《论语》的三种不负责任的看法,提倡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     

熙丰变法中宋神宗作用之考析

熙丰变法长期以来被人们称为“王安石变法” ,宋神宗在变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重视。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学者们逐渐更正了这一称呼 ,并开始重视宋神宗与熙丰变法关系的研究。宋神宗因其锐意革新、且独具发动变法的权利 ,任用王安石筹划变法而成为变法的发动者 ;当变法遭到阻力、当宋神宗对变法措施产生动摇和怀疑时 ,宋神宗的态度与决策便决定着变法进程的进退缓急 ;宋神宗通过参与变法措施的讨论、做出新法的决策、监督变法的进行、亲自主持变法、调控变法派内部及其与反变法派的关系来全面指挥变法的实施。因此宋神宗是熙丰变法的主宰者     

先秦儒家八派及其与楚国的关系——结合楚地出土简帛文献的考察

《韩非子·显学》中的儒家八派:子张氏之儒应为战国中后期的一个"接近于墨家"的儒家学派;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大同小异,故被后世合称为"思孟学派";颜氏之儒应该是一个借庄子学派的宣传而出名的派别;漆雕氏之儒是个任侠作风鲜明的儒家学派;仲良氏之儒或许即是仲弓之儒;孙氏之儒是指荀子学派;乐正氏之儒则是孟子的弟子乐正克一派。近年出土的楚地简帛文献中出现的儒家著作,主要是儒家"思孟学派"的作品,几乎没有其他儒家学派的作品。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学派或如子张氏之儒、漆雕氏之儒,偏重实行,少有著作传世;或如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出现时代晚于出土简帛下葬的年代。     

“龙虎榜”与中唐文体文风改革的演进

“龙虎榜”的录取过程为中唐文体文风改革的一次代群承传提供了最佳机遇，“龙虎榜”是中唐文体文风改革思想承传的一个联接点。陆贽、梁肃等人继承了萧颖士、李华、独孤及等人的文体文风改革思想。进一步形成了自己时代的文化精神和文学观念。他们的文化精神和文学观念通过贞元八年（792）的这次科举取士被韩愈等人接受下来并进一步发扬光大，才有了文体文风改革运动的发展高潮。文体文风改革思想的发展从陆贽、梁肃传至韩愈、李观等人已日臻成熟。     

论李何林先生的学术选择

李何林一以贯之的革命追求,练就了他作为一个“革命人”的不凡“器识”,使他具备了观察中国现代文艺思潮的慧眼;未名社这一信息交流平台,给他带来了从事中国现代文艺思潮研究的绝佳机遇,而鲁迅这一巨大的精神存在,增强了他学术选择的使命感和自觉性。     

鲁迅的遗产与胡风的悲剧

作为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事件,胡风的悲剧与鲁迅的遗产密切相关:鲁迅生前结怨甚多,胡风承载了许多恩怨;在鲁迅精神已经不合时宜的时候,胡风执著地继承着鲁迅精神;在文学的发展日益远离鲁迅的时候,胡风执意坚持鲁迅的方向;在知识分子独立人格日益失去生存空间的时候,胡风仍然试图像鲁迅那样立足于文坛。这一切构成了胡风与时代环境的矛盾,从根本上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     

吕后"病犬祸而崩"新说——从医疗史的视角对吕后之死史料的解释

吕后的“病犬祸而崩”,旧史多以赵王如意作崇为解,后人又往往视为不经之语。然而以医疗史的视角,从《史记》、《汉书》等书对吕后遭遇犬祸记述的异同,袭击吕后仓狗的出没特征,吕后由腋伤、病重到亡故的时间、症状及其在此期间的表现,细加考索和探究,汉人“如意为崇”、“妖象犬形”等看似荒诞的记载,实际隐喻着对吕后病状的合理描述,其中透露出的种种迹象表明:吕后腋伤起于狾狗的抓咬,最后的死亡也是因狂犬病的发作所致。     

批判与接受:鲁迅与胡适对梅兰芳的文化选择

在以"改良旧戏和创造新戏"为指向的中国现代戏剧改良运动中,鲁迅和胡适都曾对中国传统"旧戏"进行过激烈的批判,但是由于个人性格、审美旨趣、处世方法等方面的差异,对于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鲁迅的批判呈现浓重的"个人批判"色彩,而胡适则采取了与鲁迅迥然不同的态度。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土地改革政策研究

解放战争时期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坚决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 ,因地制宜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制定了一系列土地改革的具体政策 ,使边区政府辖区内土改工作有章可循 ,有法可依。由于政策明确 ,办法具体 ,有力地推动和保证了土地改革运动的顺利进展 ,最终起到了动员群众、争取中国革命最后胜利之目的。     

西汉时期齐鲁地区社会风气的变迁

齐、鲁自古不同,延至秦汉尽管仍有差异但皆以礼义闻名。西汉时期齐鲁之地以其雄厚的知识资源和人才优势深切地影响了历史的发展进程,但同时自身也受到当时社会大势的影响,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这种交互的影响中,齐、鲁最终合流于经学之下。在社会整体风气的影响下,齐地变化不大而鲁地则受到巨大的冲击,大体上呈一种鲁地齐化的态势。     

对鲁迅与章太炎的联系及其“五四”意义的再认识

章太炎与鲁迅对浙东学术思想的承续性发展,显示着"鲁迅与章太炎之缘"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变革中的文化意义。章太炎与鲁迅所确立的"取今"与"复古"的变革取向及其对"魏晋文学"观的选择,构筑了"五四"新文化、新文学发生的"浙东文化"背景。     

从陈奂生形象的“阿Q气”看国民的软弱性

刚摘了"漏斗户"帽子的陈奂生上城去卖"油绳",着了凉病倒在火车站上。刚巧县委书记吴楚经过,认出了陈奂生并吩咐司机送他去诊所和住招待所。陈奂生醒来发现自己住在这"高级"房间里顿觉感激涕零,自觉不配受到吴书记这"高级关心"。陈奂生因为受了吴书记的"高级关心"又加上住了一晚五块钱的高级房间,村里人真的就对他刮目相看了!正好像作家高晓声的话:"他们(陈奂生)的弱点确实是很可怕的,他们的弱点不改变,中国还会出皇帝的。"有什么样的国民就决定了有什么样的政府。正好像鲁迅曾经说过;如果没有国民性的真正改革,中国便永远是这样的中国!     

《古论》《齐论》与《鲁论》考述

汉初,《论语》出现了不同的传本,最著名的就是《古论语》、《齐论语》和《鲁论语》.三《论》在出现的先后次序上是《齐论》、《鲁论》的出现要晚于《古论》.在内容、篇次、文字的异同上《鲁论》与《古论》除篇次不同外,篇目、内容大体相同;《齐论》比《鲁论》和《古论》多"问王"、"知道"二篇,其他20篇中"细章文句"也多于《鲁论》和《古论》;在都有的20篇中,《齐论》、《鲁论》的篇次相同.在源流上,三《论》同源而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