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视野下的“民族性”诉求——论文学研究会的译介倾向

文学研究会积极译介世界各国各民族近现代的文学动态,包括流行于西方的文学思潮和文学理论、各种流派的作家作品,试图形成"世界文学"的宏大视野与"和而不同"的评价系统,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参照体系与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在具体的译介策略上,本着"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的现点,通过强化评介对象的民族性特征来展现译介活动的"民族性"诉求.从而使文学研究会的译介行为呈现多元化的价值追求.     

文学经典的“生成”语境与“指认”困境——以“十七年”散文的文学史叙述变迁为例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过程中,其"经典指认"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包括"十七年"和"文革"时期,其经典指认特点主要集中在"当下语境"给予它的制约。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为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特性则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强调中国当代文学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性",所以"审美进化论"思维支配着文学史叙述,同时设定了"文学经典"价值的逻辑前提。二是"本质主义"写作受到普遍推重,具体表现为文学因素的"等级划分"。第三阶段从80年代中期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受"五四文学正统论"的普遍影响,研究主体自觉不自觉地把现代文学经典性作为指认当代文学经典的基本参照和厘定标准。在上述三个阶段中,中国当代"文学经典"指认亦产生诸多困惑,比如,随着"经典"作家在论证分歧中逐步趋于集中,文学史观的矛盾性也日益凸现出来。"文学本体"论和多重关系中的"文学存在论"之间的裂隙,不但没有得到有效弥合,反而更加扩大了。纯粹审美视野及其以审美进化论作为文学史现象的观照方式,与从整体的社会文化演进及其形成的历史语境对文学史现象进行价值判断的思维方式之间,体现在"文学经典"的认定上已经产生了不少的差异。     

梁启超群治文学观初探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文化转型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20世纪初期,梁启超引进西方文化观念,首倡近代多种文体的革新,提出了著名的"群治社会构想",反映在文学思想上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聚合现代民族精神,展示历史进化趋势,"言文一致"语体风格和构建市民文化空间。梁启超"群治"文学观的提出及其有益实践对启蒙国人思想、推进中国文学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     

怎样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我的"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整体观及其"四阶段论"

在宏观的历史视野下,20世纪中国文学先后掀起了四次文学潮流,即"清末民初启蒙主义(思想)改良主义(语言)文学新潮"、"五四新文学潮流"、"工农兵文学潮流"和"改革开放新时期文学潮流",彼此各有特点而显出其不同的阶段性,但都共处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总体之中,有着共同的对于科学、民主和人的解放不断追寻的现代性特征;其中"五四新文学潮流"及其传统的接续,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具有特别重要的革命意义,不仅规范着"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总体方向,也标示着它启蒙主义、民主主义的基本性质.回顾一个世纪的文学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源于启蒙,兴于启蒙,衰于脱离启蒙向"政治文学"的演变;取得经验教训之后,最后又回归启蒙,复兴于启蒙和科学民主的继续追寻.这样看取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才能深刻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规律性及其经验教训,正确把握其主体倾向和基本性质,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认识和研究大大深化一步.     

“国民文学”的性别内涵及文学史价值——以近代中国女留学生的文学创作与社会生活为中心

“国民文学”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20世纪20年代中期,文学界出于对新文学的反思,发起对“国民文学”的争论,重点在于对其范畴与内涵的辨析,性别内涵始终未得到重视。“国民思想”是“国民文学”的基础,酝酿生成于近代留学生群体,经历了反清爱国、科学救国、服务国家几个阶段。文章以1920年前后归国的早期留学日本与欧美的女学生胡彬夏、陈衡哲、刘王立明等人的思想与创作为对象,从辛亥革命前、民初至五四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时发展中探讨知识女性的国民意识、家国责任与人格独立的精神嬗变,总结和评价性别内涵在“国民文学”中的地位及其文学史价值。     

何谓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

几年前,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结束了“五四”新文学、中国新文学、“五四”白话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等诸多概念同时用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混杂.这种替代反映的是文学研究的精确化,体现了时代发展的必然性.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任何概念的产生,各负有特定的历史意义,不可错位而生,也不可长存不灭.在“五四”时期或稍后产生的新文学、白话文学等概念,正是“五四”时期中国文学发生重大转变的投影.用新与白话作界定,体现了中国文学的“新质”,不如此,新旧文学不能区分.50年代,把从“五四”开始的新文学称作中国现代文学,那是要确定一个界限,来称谓建国后的文学,这自然找到了中国当代文学这一概念.没有现代,何来当代.顺理成章,现代以前而被称作近代,近代之上,又有一个古代,也就构成了文学发展史.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不在“五四”时期提出,也不在50年代提     

论儒家文化与"五四"文学现代性的发生

儒家文化与"五四"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之间存在内在联系."五四"时期无论是对于"人"的追崇还是对于现实引发的关怀,都使"五四"文学在一种时代的历史现实背景和西方文化思潮的中击下,走向了一条富于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文学发展之路.除了对"人的文学"的发现外,儒家文化对于现实的关怀使中国现代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在面对日益更新改变的活生生的现实面前熔铸了更多更复杂的关于历史、现实和人性的思考.这也产生了中国现代文学两个鲜明的主题具有个人话语模式特征的"人的文学"和关注现实的启蒙的文学.     

旧邦“新人”——“五四”现代人道主义国民精神改造观

"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者对于彻底改造整体性萎缩的中国国民精神、重塑"新人"提出了重要方案。首先是要树立科学"人学"观,改造已经严重堕落败坏的国民人性及道德生活。其次是要对国民进行理想人格培育,不仅要在共同的人类生活中树立"精神独立"的观念,塑造真正的"个人",而且还要培养对他人精神"感同身受"的心理机制,以及以坚实"现实精神"为基础的"理想主义"与"社会改造勇气"。"五四"现代人道主义对重塑"新人"思考的践行,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重要的精神遗产,对当下亟待改造的民族精神具有巨大意义与价值。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整体批判

20世纪90年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断代,其意义和价值,尚未得到文学理论批评界的深入研究。20世纪90年代文学对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整体性的农耕书写特征、整体性的启蒙叙事、革命叙事困境,具有主动性反拨的意味。重新认识20世纪90年代文学,我们可以梳理出三种叙事走向:探寻古典文化、皈依身体性属和走向民间话语。20世纪90年代,作为20世纪的"末世",其文学短处和它的成就一样鲜明,对20世纪80年代的厌弃(包含对20世纪80年代对五四文学的高扬策略的厌弃),使它带上了无起点又无终点的"世纪末"色彩。     

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

作为和古代相对而言的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包括社会结构、精神意识和审美感觉的现代性.有两种不同的现代性,一种是欧美式现代性,一种是社会主义式的现代性.20世纪的中国社会包含这两种现代性,它决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也具有两种不同的现代性,它体现在"五四文学"、"17年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的差异之中.但是,这种差异只是文学现代性之中的差异,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不断超越自身的具有现代性的有机整体.     

30年代“文学大众化”运动的语言建构和文体建构

20世纪30年代"文学大众化"运动围绕大众化文学的语言问题和文体问题展开了激烈而充分的论辩:在语言建构中交织着普通话、方言土语、五四白话、汉字拼音化等多种声音的对话与论争;在文体建构中上演着旧形式、新形式、五四新文学形式之间的争夺。虽未能达成共识,但形成了一个较为清晰的思路和大致的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建设和发展留下了丰厚的资产。     

“文学终结”与“人的文学”

当前对"文学终结"的反驳主要强调了文学作为写作—阅读活动的特殊审美价值,未曾提及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基于"人的文学"的立场为文学的未来作出的有力辩护。"人的文学"从个人化角度出发来确定文学的自律及其独立审美价值,强调文学与其他公众性文化形式的区分,符合文学的历史常态,还与康德之后西方文艺美学思想的现代发展以及作家们的创作信念相契合。     

清末民初“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大分歧

本文追溯厘清中国20世纪"通俗文学"和"纯文学"两个概念的生成、分歧及其背后隐含的文学议题。主要论点是:就中国"通俗文学"和"纯文学"两者割离分歧的起点,一般咸被指认为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但事实上更可追溯至晚清梁启超等人的"新小说"理念。"雅"、"俗"两者之间的分歧到1920年后成为普遍接受的论述,其政治倾向压倒美学意义,对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文学创作的政治倾向不但削减了现代文学的主体性,也反映出菁英群体对民间文艺的警觉和掌控文化生产的企图。总结以上观察与检视,本文将清末民初此种就"雅"、"俗"文学的隔离命名为"大分歧"。     

理性沉思:论新时期文学的文学史意义

新时期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自"五四"新文学以来最活跃、最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一个特殊发展时期。它先后经历了对政治理性主义的思想解构,恢复了人性写真和悲剧精神,最终以自然主义的艺术倾向过渡,完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对接的使命。     

“人的文学”的融合发展——论林语堂对现代文化人格的建构

"人的文学"成为"五四"的时代主题,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转型中,这个主题深化为更加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又兼具现代性的文化人格的塑造。林语堂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体现出来的文化人格,应该融汇中西文化,既有西方文艺复兴以来人的自由独立,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平和优雅,是由中国自身成长起来的理想的现代文化人格。中国现代化转型中文学所思考的人的问题,必然包含了中外文明冲撞下文化人格的现代性构建。林语堂所做的文学批评是对"人的文学"在人格健全和文学现代化这两个维度上的延展掘进。     

章太炎的文学复古与鲁迅文学的发生

作为"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思想发源地,清末的文学复古主义思潮以异常丰富的思想资源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基本性格的生成。尤其是章太炎以国粹为中心的文学复古主义思想,秉持"自性"、"自心",致力于重建民族固有的生活样式和文化形态,为现代中国提供了一种立足于民族内部寻求文化复兴力量的思路。《民报》时期,在章氏富有生命质感的思想启发下,鲁迅对中国传统与现代西方的理解、体验愈益成熟,他把主观精神作为西方文明之本,并由此走向中国文人传统的反面——民族内面生活。他文学中无所不在的复仇情绪虽然注入了现代西方的反抗精神,但更主要的是源自长久压抑在中国正统文化之下的不平之气,这就在文学样式下对《民报》时期反复申辩复仇正当性的章太炎作了一个并不遥远的呼应。     

全球化视域中的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从歌德的总体性文学观谈起

歌德是德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但他又最少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在西方文艺史上,他鲜明地反对世界文化的“欧洲中心论”,大力提倡发展民族文学,并且在世界史上第一个从理论上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他的文学观是最早具有全球化视域的总体性的文学观。歌德提出的关于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理论,直至今天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辉。     

郑振铎与"世界文学"

作为成长于五四时期的一代学者,跨民族、跨国界的文学接受使郑振铎倡导"为人生的艺术",并提出了"血与泪"的文学主张,也使他认识到文学的情感、表现的审美特性以及人类文学的相通性,从而形成了"文学统一观".由此,他不仅积极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和理论,并在<文学大纲>中率先提出在中国实践世界文学的构想.     

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革命话语”的发展及其现代意义

"革命话语"在与20世纪中国文学结合的过程中.成为推动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革命话语"在20世纪文学中经历了晚清梁启超"诗界革命"、五四时期胡适的"文学革命"、20世纪20年代之后"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三个阶段。"革命"在成为文学重要主题内容之后,通过不断闪现的"话语"方式自足地完成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鲁迅与20世纪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文学建构

鲁迅以文学的方式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建构奉献了深刻的精神与文学遗产。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现代转型,他始终致力于现代转型的精神基础,早年正面的"立人"设想,以及后来终其一生从事的国民性批判,是正反两面;他诉诸"文学"的感召作用,早年对"立人"-"诗力"关系的揭示,后来以小说和杂文展开的国民性批判,开启了文学与家国命运结合的新范式,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的宝贵传统,其以文学方式展开的国民性批判,成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之一部分的进化论,在鲁迅这里展现为一种深刻的复杂状态,进化背后,是对文明与种族退化的隐忧,受尼采影响,其进化思想的深刻指向是人的精神进化。早期以"心声"为指向的现代语言观,及其后来通过创作与翻译展开的现代汉语白话文实践,在内涵与形式两个方面为中国现代汉语的生成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也成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