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幸福感到幸福指数——发展中的幸福感研究

幸福指数是衡量社会和谐的重要指标,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幸福的哲学源自快乐论和实现论,在心理学则表现为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三种形态,在40年发展中经历了调查比较、理论解释、测量发展、社会应用4个发展阶段.现代走向显示出:相关因素从经济转移到非经济因素,心理机制从特质论转移到建构论,测量模式从各自为阵走向系统化理论化,幸福干预从实验开始走向实践.进入新世纪后,幸福指数成为关注的中心,表现出宏观国家幸福指数、中观社会学幸福指数和微观心理学幸福感模式,现代幸福学相关研究将创造一个幸福的世界.     

国民幸福视角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兴起对国民幸福造成不良影响,以GDP作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唯一指标无法如实反映国民幸福水平,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问题冲击着国民幸福,这促使人们反思如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促进国民幸福水平的提升,而"不丹模式"下"国民幸福总值"的理念和实践则对我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科学地构建和测评国民幸福指数,将国民幸福作为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取向,正确看待经济因素对国民幸福的影响,注意社会转型期提升国民幸福的关键,这是从国民幸福的视角思考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启示。     

可支配住房用户比对国民幸福的影响分析

文章阐述了幸福理论的发展,以经济学中的快乐理论为指导,研究国民幸福指数(GNH)的细化指标之一可支配住房的用户比对国民幸福的影响.认为GNH折射出GDP价值坐标的不足,即经济增长的质量、可持续发展、社会成本、社会财富的总积累、社会福利水平、人民幸福程度无法用GDP衡量,可支配住房的用户比是GNH的二级细化指标,它正向影响着GNH.因此借鉴国外及地区的做法,完善、实施我国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中低价商品房制度,提升可支配住房用户比,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     

绿色GDP与干部政绩考核

过去,用GDP衡量政绩,导致部分领导干部只顾经济的增长,忽视环境的保护;只抓表面的“政绩”工程,忽视群众的切身利益,在政绩观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和偏差。而以“社会福利”为目标的广义绿色GDP,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坚持发展的可持续性,关注百姓的幸福或福利。因此,将绿色GDP与干部政绩考核挂钩符合“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也有助于干部形成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经济学视阈下“中国式幸福”的构建要素与路径探析

美国式幸福是一种偏物质主义、高消费的幸福,北欧式幸福是一种经济富裕、高福利的幸福,不丹式幸福是一种物质生活朴实、注重精神生活与社会平等的幸福。“中国式幸福”应是一种经济水平适中、物质消费能满足需要、强调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和谐、注重经济公平、追求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幸福。从经济学视阈分析,经济是幸福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GDP、收入增长、稳定价格、充分就业、社会保障是构建“中国式幸福”的五大经济要素。做好“加减乘除法”是“中国式幸福”发展的经济路径。“加法”即通过GDP与国民收入的增长。使经济幸福资源增加。“乘法”即通过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与生活质量,以提升国民幸福质量。“除法”即通过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完善社会保障,使幸福的分配更加公平,更多的人享有幸福。“减法”即通过减少经济中的负面因素。从而降低“经济痛苦指数”,提升国民的“幸福经济指数”。     

中国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一个基于幸福悖论的视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以GDP年均9.91％的增速、总量全球第二,外汇储备余额全球第一的骄人成就,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但增长主义政府、粗放的增长模式、唯GDP的政绩目标和经济主体的逐利动机等,导致环境恶化、道德沦丧、公平失衡、社会失信,使财富增加的幸福感提升大打折扣.“幸福悖论”的中国现实,不仅与财富和幸福正相关的传统理论相悖,而且与增长和发展的终极目标相左.客观现实迫使我们正视和解决问题的同时,必须重新审视我们增长和发展的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     

安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指标、Bank指标作为衡量金融发展指标以及Depth指标作为衡量经济中金融中介发展规模的指标,运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理论,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因果检验等计量经济方法,通过分析GDP指标与Bank指标、以及GDP指标与Depth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结合安徽省的实际情况对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安徽金融资源对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支持作用,安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地方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对就业的影响

地方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是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在这种模式下,地方政府受财政收入最大化和GDP增长高速化两大目标的驱使,往往会在税费、投资、公共服务等方面,选择有利于经济扩张而不利于促进社会发展和就业增长的政策.改革当前的财政体制和政绩考核机制,以改善地方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规范政府行为,不仅是扩大就业的需要,也是真正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     

幸福和幸福经济学

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下,中国正在寻求更好的增长方式,寻找以人为本的发展,一个以主观快乐和幸福作为研究对象的幸福和幸福经济学倍受公众和学界关注。本文从理论和我国实际分析了经济增长与幸福感的关系,认为GDP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幸福水平,但不是幸福和快乐的唯一源泉。政府的公共政策应当从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转到追求建立并维系一个健康公平正义的宏观制度安排上来,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提高“国民幸福总值”,推动社会和谐进程。     

2007年民生与文化民生效应试析

如果经济增长不以推进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那就根本谈不上"发展";只有经济增长转化为必要的民生保证,带来了以民生衡量的经济社会协同进步才可言"发展".人均收入、总消费和积蓄的城乡差距势必要对民生效应打下折扣.也许还应当对已经实现的GDP加以扣除,从而形成一种"民生GDP"折算.文化民生既是整个民生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整个民生的重要衡量指标,各地文化民生效应权衡数值也可以用来对其文化产业增加值打折扣.     

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幸福指数”探究

近年来,"幸福指数"作为衡量民众幸福的直观指数标值,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发展评价尺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可以创新出科学衡量幸福的原则或标准,即一个科学"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应当具备五个特征和内涵:(1)幸福的客观指标应充分反映民众重要需要的客观满足程度,主观指标则要充分反映民众对目前生存生活状态的主观感受和评价;(2)幸福的客观基础,即得到满足的人的客观需要是丰富多样的,与此相应,幸福也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3)人的需要可以依照其内容归为自然(物质)需要、社会(人际)需要和精神需要三类;(4)幸福可以简称为三个层次:生存型幸福、享受型幸福和发展型幸福;(5)幸福可以分为个人幸福和社会幸福两类。个人或国民"幸福指数"指标体系的构建包括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指标体系,即个人或家庭幸福指数指标体系、社会或国民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其中,以客观性指标为主,以主观性指标为辅;既要有平均指标,以反映群体在某一方面的平均幸福水平,又要包括相对指标,以反映群体幸福状况在某些方面的社会差别。     

幸福昆明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践成效

居民幸福指数是衡量和评价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以及人的生活质量的提高越来越广受重视。本文以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为视角,提出了评价幸福昆明的44个指标,其中“城市最低工资水平”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指标对幸福昆明建设影响最大,并分析了近年来幸福昆明建设取得的成效。     

提高国民“幸福指数”的政府责任

文章介绍了幸福指数的内涵,并从经济收入、社会关系、社会公平和充分就业四个方面分析了幸福指数的影响因素,提出了政府在提高国民幸福指数上应担负的责任：力争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指数提高的和谐发展,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尽可能使社会资源的配置公平合理,将提高国民幸福指数纳入考核目标。     

GDP与GNH的互联嬗变

GNH应由政治民主、经济提升、环境保护、安全保障、文化发展和社会福祉等六大构成要素组成;而且应由国家、社会、家庭、公民四个层面协力推进。建议尽快建立与GDP并行的包括绿色GDP、安全GDP、文化GDP和社会GDP四项内容的幸福指数评价体系。     

实证分析中国输入型通胀传导机制

近年来随着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不断上涨,我国的CPI也随之攀升,攀升中的物价水平已经对我国社会的和谐与经济的稳定增长构成威胁,为了能够准确把脉我国输入型通胀产生的各个环节,以便能够制定更加有效的政策措施来应对通货膨胀,为此深入研究我国输入型通胀传导机制,撰写此文。文章以我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大宗商品指数（CRB）、美元指数（USDI）以及美国GDP、中国GDP和印度的GDP的传导机制（即因果关系）为研究对象,以计量模型为工具,旨在证明出大宗商品指数是我国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原因,美元指数与美国、中国和印度的GDP增长分别是大宗商品指数的原因,进而为我国在应对通货膨胀方面提出更加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实证分析基础。     

从GDP到GNH:经济发展价值坐标的转变

以GDP为核心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为衡量经济状况提供了一个较为综合的尺度,但是从国民幸福这一最终价值目标的角度来看,它却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国民幸福总值弥补了传统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不足,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向标。本文重点讨论了国民幸福总值的指标构成,进而提出了以GNH为核心、并与GDP相结合新模式。     

略论幸福经济学

经济学是关于"财富"的学说,但是,不是单纯地为了物质生产,而是为了人的发展与幸福。因此,提出幸福经济学是必要的。从内涵上看,和谐是幸福经济学的基础,人文是幸福经济学的导向,创新是幸福经济学的关键。在当前,推进幸福经济学发展,需要倡导绿色GDP,增强幸福经济学的时代性;突出人文资本,增强幸福经济学的整体性;完善和谐发展模式,增强幸福经济学的根本性。     

论科学发展观的制度设计

制度设计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有效载体。事实上 ,无论是解决民生问题 ,还是亲民爱民 ,都有一个正确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关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都需要靠制度、靠政策、靠法律从根本上、整体上解决问题。一、建立科学的增长观和效益观机制GDP指标一直作为衡量各地和全国经济发展惟一的一个综合性指标 ,是各地官员业绩考核的重要尺度和依据。但是现行的GDP指标考核体系的弊端在于只考虑了经济活动的正面效应 ,而没有反映负面效应 ,没有考虑人的福利和发展问题、经济与社会协调问题。单纯的GDP指标论混淆了“增长”…     

美国财政悬崖、美元霸权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此次美国的所谓"财政悬崖"问题,其实质是基于美元国际货币体系霸权下的"斯蒂格利茨陷阱(Stiglitz trap)"问题,研究得出:(1)美元霸权和美元自动回流的机制能否顺利实现,是美国政府关注的重点,财政赤字不断增长的上限,将是两党博弈的重点;(2)财政政策可以采用(经常预算赤字/GDP、政府年度债务余额增量/GDP的规模)来衡量政策到底是宽松还是紧缩,单一的将政府的行为盯在财政赤字的规模上,只能让美国政府更加被动;(3)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比较严峻的外部环境,财政悬崖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也是吸收经验,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发展模式的重要机遇。     

经济增长和发展与国民幸福快乐的相互关系

增进国民幸福、快乐乃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终极目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是实现国民幸福、快乐的必要手段；国民幸福、快乐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