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理词在刑事诉讼案件中的运用

苗族在传统的诉讼文化中，探索了一套独特的诉讼习惯法规范，并通过理词来解决苗族内部的刑事诉讼案件，理词是苗族习惯法中的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结合。理词作为理师调处苗族婚姻纠纷的重要手段，为维持和谐的民间社会秩序提供了保证，成为苗族社会秩序中真实的法律样式。本文通过对解放前苗族内部发生的强奸、故意杀人、偷盗等案件的分析，探索苗族...     

"涉牛"案件引发的纠纷及其解决途径——以黔东南雷山县两个乡镇为调查对象

黔东南雷山县的永乐镇和达地水族乡的少数民族主要有苗族、水族、侗族、汉族等,由于位于四县交界地带,此地社会治安一直不好,频繁出现的与牛有关的刑事和民事案件(文中称"涉牛"案件)及纠纷,当地在处理和解决这些案件和纠纷过程中国家法与民间发生明显的冲突.目前国家法在少数民族地区尚不完全具有应有的"亲和力",在少数民族地区不容易渗透或者渗透不深.如果民间习惯法能够有效"定分止争",就不必用国家法来解决,以防止各族群众卷入无谓的纠纷或陷入旷日持久的、最终难有结果的诉讼之中,从而达到节约司法资源,有效降低解决矛盾纠纷的成本,提高司法效率,稳定民族地区社会秩序的效果.     

古歌——黔东南苗族习惯法的一种口头传承形式

苗族古歌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习惯法研究的视角可分为神话类古歌、历史类古歌、诉讼类古歌和婚嫁类古歌四种.苗族古歌反映本民族传统法意识、独特的"议榔"制度、婚姻制度变迁及继承制度和所有权制度,真实记述了一些诉讼案件的过程,传递着丰富的习惯法文化信息,古歌与苗族其它口传作品在习惯法的传承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我国乡土社会民事纠纷解决现状透析——对皖北乡村民事冲突的实证调查与思考

在我国法治化进程中,诉讼被视为是纠纷解决的最正规方式.在此思想影响下,国家正式的法律制度开始大规模地进入乡村社会,一次又一次的农村普法和送法下乡使中国的农村发生着变化,然而对皖北乡村的社会调查与实证材料表明,农村仍未从根本上改变在解决民事纠纷途径选择上的价值取向.在乡土社会,诉讼及支撑诉讼的现代性法律知识和制度被抵御,其他社会冲突解决方式也并未因此丧失其存在的价值.乡村共同体仍然存在、城乡"二元"格局短时期内不会改变、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的基本状况仍然保留着以及诉讼本身固有的弊端则是农民不愿将纠纷的解决寄托于司法的原因.     

苗族理词文化与功能

苗族理词是苗族宝贵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了解、认识苗族历史、伦理道德、哲学思想的珍贵文献,具有"法"的性质和功能,是"理老"司法、执法的依据。理词这一口承文化经由人们诵唱、传播,其价值观深入人们的心灵,形成一种内在的文化规约。苗族正是依靠理词文化,在实践中维护了社会的稳定,这一传统文化对于构建当今苗族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德古"与"莫"——凉山彝人社会中的世俗权威与纠纷解决方式

在凉山彝人法律文化的研究中,人们把注意力都放在习惯法的规则和运行机制上,作为纠纷解决程序和制度的"莫"很少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导致了凉山彝人的公共道德与习惯法的混乱,从而得出"德古"就是习惯法的执行者的结论.笔者认为,"德古"与"莫"分别象征着凉山彝人社会中的"世俗权威"和"纠纷解决方式",这样的看法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传统的凉山社会,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的凉山.     

权利指向抑或利益指向:纠纷解决机制生成的另一维度

传统的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两分模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权利指向和利益指向两分模式可以揭示纠纷本质.权利指向型纠纷解决机制以权利分配作为纠纷解决的基础,比如诉讼、早期中立评估制度;利益指向型纠纷解决机制则以利益分配作为纠纷解决基础,比如调解制度.不应将权利与利益不同指向的纠纷解决机制发展成双跨不同指向的"全能明星",制度异化将导致"当判不判"、早期中立评估制度的中立人为促进和解而导致评估失实、以判压调等弊端;理应将颠覆纠纷解决机制本质的因素去除,并应同时做好制度之间的衔接;不应只用单一的调解率来评价纠纷解决机制,而应采用多元化的科学评价体系.     

清代徽州的民间合约与乡村治理

民间合约是清代徽州人处理纷争时惯用而有效的方式,在乡村治理中占据着独特位置。徽州地狭人众,围绕土地、山林和坟地等资源发生的纠纷较多,人们常常通过订立"封禁合约"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当发生犯禁事件,且事态并不严重时,让犯禁者写立"甘服合约"是解决纠纷的重要方式。当诉讼不可避免时,提起诉讼的事主们往往会订立"诉讼合约",明确各人在诉讼中的责任。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往往又会寻求和解,订立"息讼合约"。从徽州民间解决纠纷的方式上可以看出,在国家法控制架构内,民间合约是协助封建国家权力和法律有效治理乡村社会的一种重要形式。     

权利指向抑或利益指向:纠纷解决机制生成的另一维度

传统的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两分模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权利指向和利益指向两分模式可以揭示纠纷本质.权利指向型纠纷解决机制以权利分配作为纠纷解决的基础,比如诉讼、早期中立评估制度;利益指向型纠纷解决机制则以利益分配作为纠纷解决基础,比如调解制度.不应将权利与利益不同指向的纠纷解决机制发展成双跨不同指向的"全能明星",制度异化将导致"当判不判"、早期中立评估制度的中立人为促进和解而导致评估失实、以判压调等弊端;理应将颠覆纠纷解决机制本质的因素去除,并应同时做好制度之间的衔接;不应只用单一的调解率来评价纠纷解决机制,而应采用多元化的科学评价体系.     

环境侵权纠纷解决机制探究

环境侵权纠纷解决机制是环境侵权纠纷各种解决方式、制度的总和或体系.我国目前环境侵权纠纷的解决机制存在着许多缺陷,不适应环境侵权纠纷解决的需要.完善我国环境侵权纠纷解决机制应当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坚持环境诉讼和环境ADR并重的原则;增强环境侵权纠纷各种解决方式之间的协调性,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以扩大原告资格范围: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环境ADR,充分发挥行政机关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同时.扩大多种纠纷解决方式的适用范围.     

社会转型时期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成因论略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同质性日益瓦解，各种纠纷繁复，这就使得以诉讼这种单一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既不可能满足社会需求，其内在的弊害也日益呈显。构建替代诉讼的纠纷解决机制是当今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也是当下中国的必然选择。其深层原因可以通过下述现象得以透视：社会批判理论对现代性和现代法治的反思、真理观上由“符合论”向“共识论”的转变以及追求“无讼”和注重“调停”的传统文化的影响。深度探究其所倚赖的内在成因机制，对当下的法治建设和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无疑具有宏观的指导意义。     

环境权诉讼刍议

环境权诉讼属于现代型诉讼的范畴,具有不同于传统型诉讼的特点,其调整的环境法律纠纷大多属于价值确认型纠纷。环境权诉讼大多属于预防性诉讼或禁止性诉讼,并非一种独立的诉讼类型与领域,可以采取复合诉讼的形式,原告资格往往作扩大化解释。在环境权诉讼中要求法官进行能动性的、创造性的司法。     

试论劳动争议救济中若干关系的处理

我国劳动争议救济制度由于其本身制度设计的缺陷及法律规定的不健全,给劳动争议案件的及时有效处理和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维护带来诸多困难。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重新确立劳动申诉时效与诉讼时效、仲裁与诉讼、工伤保险赔付与民事损害赔偿等相互关系;明确规定劳动诉讼时效;改革裁审合一的单轨制救济模式,实行裁审分离的双轨制;赋予劳动者更多救济途径,以有效保障和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论行政补偿诉讼制度的构建意义

转型时期国家权力全面介入社会经济生活,政府服务职能的扩张,使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间的摩擦冲突不可避免,行政补偿作为平衡公益与私益冲突的重要机制应运而生。对于行政补偿纷争,应当建立相应的司法救济制度,以抑息纷争。行政补偿诉讼制度的构建,对于宪法的实施、行政补偿制度的完善、行政诉讼法律制度的发展以及促进社会和谐具有积极意义。     

论“诉调对接机制”之正当性——基于江苏经验的思考

诉调对接机制的确立与运行是社会效果、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有机统一的体现,也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举措。马克斯·韦伯的正当性概念为诉调对接机制提供了理论支撑与价值基础。合法性是诉调对接机制的制度根基,规律性是诉调对接机制的合理性体现,道德性是诉调对接机制的内在要求。     

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研究

指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经济纠纷层出不穷,由于经济诉讼领域相关立法和司法的滞后,致使受害者无法通过诉讼途径获得救济,本文试对经济公益诉讼制度作一研究探讨,以解决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     

浅议司法最终解决原则

司法最终解决原则,是指以法院的审判作为解决民事纠纷最终手段的原则。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应在我国确立严格的司法最终解决原则,赋予其“凡私法调整范围内的社会纠纷都可由法院以民事诉讼程序解决”的含义。但在此过程中,要有以下两方面的改革与之配套：提高司法效率,增强民事诉讼解决纠纷的机能;开发新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以减轻诉讼机制的压力。     

“无讼”文化探析

“无讼”文化产生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宗法家族制度是其社会基础，儒家思想是其理论基础，行政兼司法、民刑不分的司法制度是其法律基础，建立和巩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是“无讼”文化的起点和归宿，而古代的调解制度又为消弥诉讼提供了一个解决纠纷的机制。     

我国群体诉讼制度构建的法经济学思考

虽然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解决群体性纠纷的代表人诉讼制度。但由于人们在对群体诉讼的价值和功能的理解上存在许多误区，导致大部分法院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的代表人诉讼程序来处理群体性纠纷，而是采用传统的诉讼方式分别处理，这一做法不仅违背立法宗旨，也与群体诉讼制度设计的初衷（基于诉讼经济和司法统一的目的）严重背离。因此，探究群体诉讼制度创设的价值功能与其所期达到的目的，对深化我国群体诉讼的理论研究、指导群体诉讼的司法实践及推动相应制度变革，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障碍及路径选择

环境公益纠纷是伴随着社会发展必然出现的纠纷形式。为维护社会公益,解决环境公益纠纷已成为一项不容回避的课题。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出现,既是诉讼法对其自身只顾及保护私人利益的狭隘性突破,也是对传统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超越。针对我国传统民事诉讼在排解环境公益纠纷上的程序障碍,建立价值与规则独立为一体的全新公益制度尤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