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理禅交融"思想探微

朱熹与禅渊源甚深,本文以《朱子语类》为文本,从三个方面探讨了朱熹的理禅交融的理论.即"理"的本体论与华严禅;格物致知的认识论与禅宗"渐修顿悟"的修习方式;"随事"、"日用"的境界论与禅宗的"不离日用"的解脱观."理禅交融"导致了儒的禅化与禅的儒化.     

文人画的美学意境探微

文人画是古代社会中文人、士大夫的绘画,是在中国绘画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演变而来的.它以文人特有的精神情趣体现着中国画的美学境界,对后世影响深远.文人画的美学意境是在儒、道、玄、禅多重思想合流的共同作用下而逐渐形成的,具有物我相融、清静空远、荒寒洒落、重"神"用"韵"的美学特征.这些对于当代绘画的发展和境界提升都有着重要启示.     

中国哲学与文化之根——"象"与"象思维"引论

重新打开被西方中心论长期遮蔽的"象思维",是把握中国传统经典本真的需要。"象思维"是人类最本原的思维,是前语言、前逻辑的思维,又是富于原创性的思维。语言逻辑都经过"象思维"孕育而产生。中国的特殊性在于语言文字和逻辑产生之后,由于其语言文字在符号化中仍然保留象形性根基,以及在中国经典《周易》中,把中国成熟的思维方式显示为"观物取象"和"象以尽意",这就使得中国易、道、儒、禅经典都主要是"象思维"产物。用概念思维可以透彻解读西方形上学经典,却未必能透彻解读中国诸家经典。中西两种思维的不同,源于在"轴心时期"产生的基本理念的不同。西方形上学理念从亚里士多德以降均为不同实体,显示为实体性、对象性、现成性。而中国的太极、道、心性、禅则显示为动态整体的非实体性、非对象性、非现成性。把握实体,需要用理性的逻辑的概念思维,如定义、判断、推理等。而把握动态整体或非实体的太极、道等,则需要用悟性的诗意联想的"象思维"。历史的经验教训是,在我们打开逻辑概念思维这扇窗户时,却错误地关闭了"象思维"这扇窗户。今天,在我们重新打开"象思维"之窗时,决不是要像某些人那样把逻辑概念思维之窗关上。我们应记住徐光启的箴言:"会通以超胜"。     

中国"游"文化之精神

＂游＂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独特而重要的范畴,中国自古便有着非常丰富的＂游＂的思想。＂游＂的最高精神就是＂道＂（天道、地道、人道）,＂游＂的境界便是与＂道＂为一、以＂道＂观物的＂天人合一＂的境界。针对当前人们热衷于功利追求的情势,我们应当以儒家的＂舍我其谁＂之精神,积极入世,实现人生之理想;以道家之超脱胸怀,淡泊名利,心游于无穷;以禅宗之＂清净本原＂,享受人与天地自然之交流的惬意,快意人生。     

不同的世界与不同的爱:从“濠梁之辩”看庄、惠殊途

濠梁之辩以惠子之问开端,惠子质疑类与类之间相知的可能性,庄子则以人与人之间相知是否可能的问题来试图化解惠子的辩难,然而惠子复以质疑个体与个体之间相知的可能性反诘庄子;濠梁之辩以庄子之答结束,然而庄子之答的逻辑存在片面性,若从另一角度解释,也可认为其是庄子对惠子的姑且之答。庄子承认个体之间的差异,但又认为万物通过道而得以整合;在道境观照下,庄子所言的鱼之乐,既不是与道体合一的纯粹抽象的感受,也不是鱼自身所体验的感受,而是两者相融的特殊精神形态。惠子虽然言"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但其所见的"天地一体"实则是平铺的一体,其所言的"泛爱万物"实则是机械地爱物。惠子"以形观形"的思维方式与庄子"以性观性"的道境视野相别殊甚。     

禅宗公案的现代诠释

公案，是禅宗的头山门。入得此门，便有满眼般若风光现前。机锋，又是禅宗公案的众妙之门，是南宗禅的魅力所在，也是公案诠释的枢纽。公案的内部结构有如心理迷宫，充满了灵性的张力。禅宗公案用现代语言诠释时，不仅要穿透古灵机锋，还要摆脱面目骨髓都掩映在光影门中的迷境。要想有个悟入之处，就必须深入了解公案的先天体质结构与后天之存活危机，始能对症下药，得其三昧，而不落两头脱空的窠臼。一、禅宗公案的体质结构中国禅宗以明心见性为宗门法要。慧能门下的青原和南岳两大禅脉，分灯弘传为南禅五家法系，蔚为中国禅宗的主流，以“…     

中西绘画色彩观及其抽象性问题

中西方绘画是两种色彩观:西方绘画中除基督教神学的色彩象征外,主要是科学色彩观,根源于西方哲学主客二分即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形式逻辑和科学文化;中国画则是哲学色彩观,根源于阴阳五行以及儒道玄禅之哲学思想。中国画里基本没有西洋画的固有色和条件色风貌,在概括色和抽象色风貌上中西方绘画却有着同为色彩的可比性。对中西绘画的色彩走向和抽象性意义作一参照性对比是饶有兴致的话题;中国水墨山水画给世界贡献了极富家园意识的美学生态活力;文人画的消极性,使我们在西方绘画的色彩观里看到了一些合理的因子。在文明的冲突中,我们应坚持东西方的良性互动性。     

海德格尔“大道道说观”的生态文化意蕴

海德格尔后期语言观与前期相比发生了明显变化,其中最根本的变化在于出现了从"此在言说观"到"大道道说观"的转移。"道说"不是"此在"人的言说,而是"大道"说话的方式,它的基本含义和功能是"显示"和"聚集"。道说之"显示"不是人类的行为,而是一种"自然的显现";大道的"显现"和"聚集"不是源于人为的力量,而是源于以"大地"、"自然"为根基。"大道道说观"因此也是一种以"大地"为根基的"大道自然涌现语言观"。海德格尔对"大道道说"所具有的"自行显示"和"关系聚集"含义的发掘,表现出对人类中心主义独白话语的深刻批判;其对大道道说的"大地""自然"根基的强调,又表现出对天地人神四方世界自由游戏的"生态审美栖居"的呼唤,"大道道说观"可谓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生态语言观",具有深刻的生态文化内涵。     

近代小说叙事中的"有我”与"无我”

王国维论诗有"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之说.在诗歌中,"有我”易于抒情,所谓"以我观物”,带有明显的作者主观色彩;"无我”则纯为写景,所谓"以物观物”,作者不介入,却有利于读者身临其境,实现物我交融.小说亦与此相类.近代小说中"有我”之作品大多有强烈的主观意识,说教色彩浓厚,但艺术感染力稍逊."无我”之作品纯以客观之笔表达作者的创作意识,含蓄蕴藉,耐人寻味.     

禅宗“悟”义索隐

在佛教经籍文献中,禅宗之"悟"便是唯识学的"见道",是现观唯识学的第八识即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染污与清净不二,阿赖耶识实性便是因地真如."悟"真如是大乘佛教的入门,也是大乘佛教的依托.禅宗具有宗教性禅宗与文化性禅宗之分,学者研究禅宗需有合理划界.     

禅宗公案的形成和公案禅的起源

禅宗公案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本文通过分析举话活动的源流、公案集的出现以及拈颂对公案形成所起的作用,来讨论禅宗公案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公案是在宋代禅师阐释唐代禅师言行的过程中形成的。公案的形成为公案禅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金庸小说与禅宗

金庸小说表现了丰富的禅宗文化。作品不仅涉及了禅宗的公案、典籍、话头、机锋、宗派、教义，还涉及了禅宗的神通妙用和证悟知解。并以此为契机，推动情节发展，塑造人物形象，探索人生要义，创立武学境界，使作品呈现出了极大的艺术张力。     

禅诗的“归家”之思

明心见性是参禅悟道的旨归,禅宗常以"归家"喻回归本性真心,由此,"归家"便成了禅诗的核心主题.大量的禅诗皆围绕"归家"主题而展开."归家"的过程即由迷而悟的过程,体现了禅宗对生命的独特理解和感悟,对生命存在本质的深沉思考,对生命终极价值的探索.禅僧们把这种独特的生命体验表现在诗歌中,形成了禅诗独特的审美特质.本文拟从迷失——呼唤——思乡——寻路——回家这一条"归家"之路,对禅诗如何展现存在之思作一粗略的探索.     

禅宗文本的语言学阐释

佛教禅宗最引人注意的特点之一是它的语言观--不立文字,以及由这种语言观所带来的超常的语言实践.禅宗语录文本形式多样,具有口语通俗性、句型多样性、文字简练性、象征暗示性和乖谬怪诞性等特点,都是为更好地传播其思想服务的.禅宗的语言观,一方面深刻地揭露了直觉体悟与语言文字之间的矛盾和关联:一方面又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语言的哲学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温庭筠禅思想论析

温庭筠游历佛寺,广结佛缘,与宗密禅师瓜葛颇深,明显受到了主张“直指知见”的荷泽宗禅思想的影响。文人对宗教思想的诠释是自由的。温庭筠还广泛接受了《庄子》、《涅槃经》和洪州宗的影响,旗帜鲜明地反对坐禅,重视直心自得的体证,认为人在世俗生活中就可能得到心灵的自由与解脱,使他的禅思想向“自然适意”的方向发展。但是,温庭筠执著于“诸行无常”的“生灭法”,始终无法臻于“寂灭为乐”的禅理的终极境界。     

禅籍谚语活用现象探析

谚语是民间口头流行的语言形式,谚语的通俗性特点与禅籍的口语化特征相一致。因此,禅籍中谚语的用例较多。本文以禅籍作为语料背景,从语法的角度,围绕结构成分和结构形式两个方面,对禅籍谚语的活用现象进行分析、归纳,以展示谚语在动态运用中的灵活性特点。     

善昭的禅教育思想

禅宗发展到善昭,其对僧徒的接引教育方式达到相对完善形态。这种教育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基础教育和门风特色接引。两方面都有突出特色,尤其后者被称为“汾阳门风”,承继临济宗的“大机大用”,具有义玄以降各代宗师的凌厉峻烈风格。同时,在活跃、细腻、完善等方面又有所发展。     

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美化

黄庭坚为北宋大家，他与禅宗的关系也逐渐为研究者关注。但关于他何时受佛教禅宗影响，以及影响程度如何，学界大多凭印象说话，或语焉不详，或粗疏错漏。古注对黄庭坚的早年作品亦不甚重视。为此从黄庭坚的文本出发，以典故为中心，梳罗扒剔，力图找到黄庭坚与佛教禅宗的确切关系，希望能对黄庭坚的研究提供一些帮助。     

柳宗元《龙安海禅师碑》所记禅宗法统释证

柳宗元主张"统合儒释",融合百家.在"释"方面,他对天台、净土、律、禅诸宗都有评论.以往的学者注意到他一方面撰写大量禅师碑文,一方面对禅宗的教理颇有微词,并将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归结为柳宗元在义理上认同天台宗,从而拒斥与之矛盾的禅宗.但这一解释不尽充分,不仅是因为佛教名理繁复,单凭义理断定并不可靠;而且如此则无法解释柳宗元为何大量撰写禅师碑文.其实,柳宗元对禅宗的批评与台禅两宗法统上的矛盾有关,他对两宗的态度是从"正统”和"旁传”的角度出发而非义理上的简单认同和排斥.同时,通过与李华的碑文比较可以看出,天台九祖荆溪湛然主导的教风转变是如何影响到了奉佛文人的信仰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