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经文辩读”的可能性及其价值——以理雅各的中国经典翻译为中心

经文辩读通常是对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经典的平行比较,人们在其中发现:神圣的显现可能有不同方式,多元的声音也不会融为任何一种独白。但是,亚伯拉罕传统内部的经文辩读或许忽略了另一种丰富的资源,那就是基督教传教士对中国经典进行的翻译和注疏。通过理雅各这一翻译个案,特别是《圣经》之道与《道德经》之道的联系、《圣经》之虚己与《道德经》之虚用的联系,我们可以理解中西经文辩读的可能性及其潜在价值。     

《公羊》《左传》记事异同考

“三传异同考”之类的题目昔人多有述作,但都是从研究经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三传经义的异同。本文则比较《公羊》、《左传》记事的同异,以期能够由此对《公》、《左》二传产生一些新的认识。 《春秋》三传,解经的路数颇不相同。大体上说来,《公羊》、《谷梁》主要是从义例上、义理上解经,重在阐扬所谓的“微言大义”。《左传》则重在解释经文中所记述的事实。在一条经文之下,《公》、《谷》一般是解释“经”为什么要这样写,这样写表达了     

论胡安国《春秋传》对于义利之辨的理学诠释

胡安国《春秋传》体现出其鲜明的理学特色。他以二程的理学作为解经的指导思想,对《春秋》作了全新的诠释。胡安国用理欲褒贬取代义利之分的笔法来评判历史事件,既体现了天理正义的存在,又为当世昭示了天理的典范。＂理＂不但是胡安国诠释《春秋》的准则,而且是其发《春秋》＂微言大义＂之所在。胡安国《春秋传》的这一特色,使《春秋》以义利释经的传统转化为以理欲诠释的方式,在《春秋》学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以经释经”:王夫之春秋学的解经特色——以许止弑君为例

王夫之诠释《春秋》主张据经文以求本义,不受三传所束缚,通过比较经文用辞异同来探求《春秋》大义。他诠释《春秋》"许世子止弑其君买",打破了三传许止非实弑之说,力主经既书弑则必为弑,通过比较《春秋》记载弑君之辞的异同,认定许止为毒杀君父之贼。"以经释经"既是王夫之提倡实证考据的产物,也是对宋儒疑经改经之风的一种反拨。     

《尚书注疏汇校》《尚书注疏校议》介绍

正"十三经"是十三部儒家经典的合集,早期只是单一的经文。经文古奥,在传授的过程中,陆续产生汉晋经学家解说经文的"古注",南北朝时期解释经文、古注的"义疏",唐宋官方敕定的"正义",从而形成了"十三经注疏",总结前人经说,融经文、古注、音义、疏文于一体。随着诸经文本层次的增加,版本形态亦随之丰富,有白文本、经注本、经注音义本、单疏本、经注疏合刻本、经注疏音义合刻本等。宋代以后传世的主要版本是注疏本。鉴于诸经内容及版本之复杂,历代学者都希望通过校勘,确定不同版本之关系,判定版本异文之是非,     

上下尊卑与义利之辨——胡安国《春秋传》政治理念解读

面对宋代的政治危机,胡安国将经邦济世的志向和方案融汇于其《春秋传》中,以正人心作为解决当时危机的根本出路。所谓正人心,就是通过注解《春秋》来在人心中确立上下尊卑的政治理念,对于这种理念,《胡传》是通过传统儒家的义利之辨予以阐发的。《胡传》对上下尊卑的政治理念的阐发,代表了当时《春秋》学的最高成就。     

吴澄《春秋纂言》的诠释特质及其学术史意义

吴澄的《春秋纂言》是《春秋》诠释史上颇具特色的经学文本。缘由在于其继承朱熹疑经改经的治学进路，以己意“点窜经文”,于经之阙文处以方空补之，终成一家之言，呈现出以天道论《春秋》、博采诸家和尊奉朱子的诠释特色，涵具丰富的学术史意义，为元代《春秋》学研究注入了别样的元素，尤其是在官学《胡传》系统之外，开辟了尊奉朱子《春秋》学的新路径，一方面为朱子《春秋》学的延承赓续学脉，另一方面也昭示着元代《春秋》学绝非只有《胡传》一系，而是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故而吴澄的《春秋纂言》就成为我们考察和管窥元代《春秋》学多元衍化和走向的一个鲜活而生动的个案。     

刘绚《春秋传》佚文考说

刘绚《春秋传》在宋元之时多有流传。李明复《春秋集义》所引《程氏学》与《程氏杂说》皆系刘绚《春秋传》佚文。又其他著述如吕本中《春秋集解》、张洽《春秋集注》、程端学《春秋本义》、郑玉《春秋阙疑》、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等书亦多引刘绚《春秋传》,兹并为辑考,凡得一百八十四条。刘绚《春秋传》对程颐《春秋》学主要有三个重要作用:一是绍述其说;二是推广其义;三是补其未及。刘绚继承并推广了程颐《春秋》学,对程派《春秋》学的发展实有着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胡安国《春秋传》明标称引刘绚之说的例子不多,大量的是参考吸收后进一步的发挥与深化。     

胡安国《春秋传》理学思想发微

胡安国《春秋传》在借鉴前人以"礼"解经的基础上,引入了二程的理学思想,对《春秋》作了新的诠释。他有时甚至将在《春秋》中明"上下尊卑"的"礼"用二程理学中核心概念的"理"来代替,"理"被诠释为人与事乃至君臣共同遵循的封建道德法则,以至天理。同时,胡安国将董仲舒以来的王道《春秋》的评判标准也纳入理学的范畴,用天理代替王道,用天理来统摄《春秋》全经的解释。胡安国用义利褒贬的笔法来评判历史事件,既体现了天理正义的存在,又为当世昭示了天理的典范。"理"不但和"礼"一样,成为胡安国诠释《春秋》的准则,而且是其发《春秋》"微言大义"之所在。胡安国《春秋传》的这一特色,使其在《春秋》学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论啖助、赵匡和陆淳《春秋》学的学术转型意义

啖助、赵匡和陆淳《春秋》学的学术转型意义,除却人所熟知的尊经排传,而又兼采三传、变专门为通学外,更有着理念层面上的内容:独特的《春秋》宗旨说建立了经文义说的主体性;记实书法原则的运用开启了“汉”、“宋”经学义理依据的转化;重以义例解经极大地加强了经文解说的自主性;重以“讥贬之义”解经暗含着其论说立场的转变;强烈的现实关怀再建了《春秋》经世学统。     

征圣经而诘众传:论范宁《穀梁》学

晋代范宁的《春秋穀梁传集解》以"征圣经而诘众传"为核心学术理念,从历史发展的维度阐释《春秋》"圣作训,纪成败"之义理;以历史还原的眼光,评价"三传"存在"伤教害义,不可强通"之失。范宁不仅建构了"择善而从,据理通经"的经典诠释原则,开创了"商略名例,敷陈疑滞"的解经体例,而且通过阐释经典的笔法与体例深入揭示《春秋》的微言大义,探求其一以贯之的思想宗旨,凸显其诛伐乱臣贼子、为后王立法的经学意义。尤其是推崇"德义"的价值观、"德政"的政治观及以天子为核心建构和谐社会政治秩序的明确主张,又在优秀的中国传统经学阐释中彰显出范宁的社会政治理想。     

理雅各《诗经》英译本所绘夏商周三代社会图景

理雅各《诗经》英译本,从宗教、政治、婚姻等若干方面,描绘出了中国夏商周三代社会图景。在19世纪中后期的特定时代背景下,理雅各向中国人提供了新的思想观念与新的理解方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应充分肯定理雅各《诗经》英译本的思想价值。然而,理雅各《诗经》英译本给出的夏商周三代社会图景,无论在"忠实地反映"方面,还是在"艺术地再现"方面,都还存在一些问题。问题主要来自理雅各对《诗经》原著的理解和诠释。中学与西学的差异,构成了理解和诠释的障碍;而文化的认同在更深的层面上影响着理解和诠释。理雅各的《诗经》英译本带着传教的企图,夹杂着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因子,这是我们在评价其思想与学术价值的时候需要仔细分辨的。     

《左传》成书春秋说综考

溯源探流,《左传》成书春秋说以左丘明作传说为主流。此说最早出于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此后,左丘明作传说成为正统观念。但自中唐啖助、赵匡倡言《左传》成于战国左氏说后,这一正统观念开始动摇。清季以后,左丘明作传说渐趋退隐。清康熙年间张沐倡言《左传》成于孔子之手,这大概是历史上最早提出孔子作《左传》说的。乾隆年间许伯政踵继张沐之说,但其论证实已远较张沐为详。近人毛起说又与张沭、许伯政略合。元郝经认为《春秋》三传皆出于曾参,左丘明乃学于曾参者。值得注意的是,对“左丘明”三字到底姓名如何,长期以来众说纷纭。     

论胡安国《春秋传》的理学思想

胡安国将理作为释经的主要原则,用“理一分殊”的理学的方法,来处理和解释《春秋》里纷繁复杂的行为和事件。通过礼理结合,理包含礼,胡安国极力发挥《春秋》中尊王攘夷的微言大义思想,取得了巨大成功。胡安国的《春秋》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春秋经》、《传》日月食考

《春秋经》与三《传》(《左传》、《公羊》、《谷梁》)对日月食的记载,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自然科学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在春秋至战国的二百四十二年里,据鲁《未修春秋》所记,鲁国可以看到六十一次日月食。但《春秋经》却记了三十七次。《经》与三《传》及三《传》相互之间在日月食记载上,有许多地方迥然相异。现仅就涉猎之所及做一简要考证。     

理雅各《诗经》翻译初探——基督教视域中的儒家经典

理雅各是19世纪英国传教士汉学家,曾三译《诗经》。由于其间译者经历、生活环境及身份的变化,理雅各的《诗经》三译本体现了其不同的思想和研究方法。他的宗教观念经历了从以基督教为中心的狭隘偏见,到宽容、自由的比较宗教观的演变,学术思想也从较多地依赖传统和服务政治,而逐渐走向强调独立意识的学术阐释。但西方主流思想总是影响着译者,又通过译者影响着译著。中国经典在理雅各看来仍是低劣的,需要基督教来予以完善。理雅各无法超越时代的局限,更无法突破主流思想意识的藩篱。     

中国索隐派与西方易学研究的兴起

索隐思想是一种神学阐释方法,认为世界各民族都本源于基督教,后来的人类历史也都在《旧约》中有所预示。利玛窦在华建立了"适应"的传教策略,希望在原始儒家文献中找到基督教的痕迹。利玛窦重视儒家经典,尤其是《四书》,其"适应"策略可视为中国索隐派之先声。中国索隐派由白晋建立,傅圣泽、马若瑟、郭中传等人是核心人物,他们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易经》上,希望从中解释中国古代的上帝信息。因为礼仪之争,耶稣会在华传教在清中期中断,到晚清才由新教重续其业。晚清来华新教传教士理雅各以译介中国经典而著名,他对于《易经》以及其他中国古代典籍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这些书籍中的"上帝",即是基督教的God。理雅各的思想可视为中国索隐派之后继者。易学研究在西方的兴起,与这些来华的传教士,特别是中国索隐派有密切之关系。     

《东方圣典》中的《诗经》

1879年,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将其所译的《中国经典》(Chinese Classics)之一《诗经》中具有宗教意义的部分诗篇结成一集,收入由其牛津大学同事马科斯.缪勒所主编的《东方圣典》(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丛书中的第三卷,《中国圣典:儒家卷》(The Sacred Books of China:Texts of Confucianism)。这套丛书的宗旨,是向西方读者介绍东方的宗教文化及其典章制度。但是,由于理雅各没有对中国古代的宗教做出明确定义,在编选本书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导原则和标准,因此所选的篇章未免有些零乱。结果是读者在读完本书后,仍然无法对中国古代的宗教文化形成一个基本的认识。倒是理雅各对《诗经》中"天"、"帝"以及"上帝"等关键词语的翻译和理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中西宗教文化的一个契机。     

《四库全书》影印本与库本的差异论析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时产生了两个与底本不应有的差异:全书收录范围的模糊与若干书种排序的变动。全书范围与书种排序,随全书贮藏的分架图均有明确记录。全书第一种是《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总目》、《考证》不在全书之中。影印本书种排序产生混乱的原因有三:清廷曝书、多次装箱搬运、抽印四库珍本。出版者有责任与学术界共同努力,清除影印本与底本差异造成的负面影响。日后影印文溯、文津二阁本《四库全书》,应努力避免产生上述差异。     

信于本,传以真——论理雅各的儒经翻译观

理雅各《中国经典》翻译成就举世瞩目,然而世人对其一以贯之的"信本"原则褒贬不一,对其内涵丰富的翻译观不甚了了。文章将理氏儒经翻译观概括为"信于本,传以真",即:立足(原文)文本,探求本义,揭示本真;诚待作者、读者和译事,以实现文化传真。在此翻译观指导下,理氏采用"绪论、注释文外导读,显化、异化文内传真"的翻译策略,取得较好的翻译效果。理氏译经理念及成就对我国典籍英译工作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