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前陈济棠与中央红军谈判缘由探析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实行战略转移前夕,与陈济棠的"借道"谈判关乎中央红军生死命运。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是陈主动谈判的政治缘由,红军在军事上的有效对抗是促使陈济棠权衡利弊、择利而从、避战求和的主要前提,而双方经济上的合作则增加了停战谈和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持续两年多的军事对抗与经济合作使谈判得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     

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与陈济棠谈判的影响

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与陈济棠谈判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在“福建事变”过程中,由于涉及与十九路军的关系,而共产国际的指示并不统一,这就影响到中共中央的决策。其次,“福建事变”失败后,共产国际不断总结经验,并不排斥与广州方面谈判,但驻华代表还是发生争执,中共中央也没有采取行动。最后,随着反“围剿”严峻形势的逼迫,中央红军突围在即,机遇稍纵即逝,中共中央比较积极主动地与陈济棠进行接洽;共产国际在得知后,明确表示支持且对谈判的尺度、条件等给予指示,最终促成了和谈的成功。     

陈济棠与倒唐事件

唐绍仪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晚年他为造福桑梓,于1931年至1934年以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任广东省中山县县长.由于他与"南天王"陈济棠及地方豪强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矛盾冲突,最终于1934年10月因陈济棠策动的"倒唐事件"而被迫辞去中山县长一职,随后又辞去南京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职务,从此很少涉足广东政坛."倒唐事件"虽是针对唐绍仪,但其结局对西南反蒋联盟、在粤元老派势力、中山县政建设甚至陈济棠本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和谐""盛世"说"山寨"

"山寨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2008年逐渐流行,它保留了"山寨"古义中与正统、主流、中心相对的非正统、非主流、边缘的内涵.山寨与朝廷之间既有对抗也有妥协、合作,"山寨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同样也潜在着谈判与妥协的可能,市场的加入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山寨文化"的兴起与主流文化对盛世想象的建构之间,形成了颇具反讽意味的张力结构,然而二者能够在当下中国并行不悖,遮蔽着的是主流话语通过对传统与现代盛世概念的置换,造成了盛世想象与现代民族国家内在精神的错位."山寨文化"采取滑稽模仿的艺术手段,目的并不在于学习,而在于颠覆与消解,这是一种既不同于对抗也不同于屈从的抵抗方式,本质上是弱者的艺术.     

东南亚发展趋势及其对云南的影响

东南亚发展趋势及其对云南的影响马树洪９０年代以来，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格局均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一是政治对抗转向了经济合作，二是军事争夺转向了商品竞争，三是出现了经济增长三角和次区域多国经济合作体，四是东盟开始扩大，五是建立了“东盟地区论...     

西方发达国家劳资冲突解决路径中政府作用的历史分析

劳资矛盾与冲突已成为中国转型期最为突出的社会经济问题之一。从历史上看,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通过发挥国家自主性与确立和维护权利相对平等、力量相对平衡的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集体谈判、三方协商、共同参与和利润分享等调整劳资利益、缓和劳资矛盾、实行劳资合作的具体机制,使劳资冲突总体呈下降趋势,劳资关系发生了由激烈对抗到趋向合作的演变。西方国家政府在调节劳资关系、缓和劳资冲突上的很多做法是极为有效的,可以为转型时期的中国提供一些借鉴或启示。     

中日韩自贸区建设:进程、障碍、前景

中日韩建设自贸区,是在三国启动合作机制进程之后提出的,并成为其重要内容。中日韩自贸区建设进程相当缓慢,谈判的前期研究耗时10年,而完成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并生效至少还需要5-10年时间。中日韩建设自贸区既有其进程中遇到的障碍因素,也有历史问题、领土问题、美国"搅局"等障碍因素。这些问题,使三国经济合作的进程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这些障碍因素并不是"死结",是完全可以克服的。随着这些问题的逐步克服以及其他积极因素的促进作用,中日韩自贸区建设会有一个光明的前景。     

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选择与《孙子兵法》的契合

中央红军长征,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这次战略转移的最终落脚点在哪里,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确定了的。长征是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军事失利的背景下被迫进行的,在整个长征途中,又时时受到十几万、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这种客观上的极端被动局面,必然导致在落脚点的选择上带有很大的被动性,这种选择,必然要根据不断变化的敌我态势和总体局势,及时改变原定的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作出符合实际情况和有利于革命发展的新的抉择。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来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甘,这是我党我军在长征的斗争实践中,经过逐步探索,在被动局面中发挥最大主动所做出的最终选择。历史业已证明了这一选择的正确。文章着眼于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的演变,对这一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我军领导人指挥艺术进行分析,探求其主观指导与《孙子兵法》理论的契合,力图总结出具有长久指导意义的历史经验,使千年兵学圣典和昔日光辉范例在今天和未来的军事领域,继续发挥借鉴作用。     

集体谈判：建立合作型劳资关系的有效战略

劳资双方既有利益冲突又有合作的可能性。合作式劳资关系的关键不是利益冲突的消失 ,而是要把冲突降低到最低限度 ,使冲突无法影响双方总体上的合作关系。集体谈判把激烈的对抗转向在斗争中寻找利益均衡点 ,是建立合作型劳资关系的有效策略。我国工会的权力没有形成 ,政府偏向雇主 ,雇主和雇员地位不平等使得劳资力量不平衡 ,工人权益没有保障。引进集体谈判机制 ,扶植劳资双方的平衡能力是保持社会协调发展、建构符合中国国情和适应全球化新型劳资关系的有效举措     

合作与龃龉交错的日韩军事关系述评

日韩两国建交后,关注的焦点从"政治逻辑"转向"经济逻辑",并执意将历史问题与经济问题脱钩,努力发展和扩大政治经济关系和军事交流,以建立"新型伙伴关系".但是,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始终是横亘在日韩之间的最大障碍,两国在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上摩擦丛生、龃龉不断.每当两国出现历史纷争和领土争端,首当其冲的便是作为两国合作最为敏感的军事交流.     

统合协作：工资集体协商启动模式

合作主义和对抗主义是协约自治模式下启动协商谈判的两种方式。前者立足劳资合作达到共赢，后者重视劳资对抗而实现各自利益。我国协商启动立法追求合作主义，但也借鉴了对抗主义的规则，而实践却呈现独特的以政府导向为核心的“统合协作”模式：劳资政三方关系中，政府力量明显强大；劳资沟通能力较弱，沟通方式或合作或对抗未成定式；政府导向是弥补劳资沟通能力的必要措施。立法与实践的偏差是由于劳动法制模式正在经历由国家统合向协约自治的转换引起的，在此过程中劳资双方追求“自治”又依赖“强制”，政府追求“回避”又延续“干预”。     

抗日战争中的毛泽东和蒋介石

抗日战争是在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后共同参与下进行的。作为国共两党领导者的蒋介石、毛泽东从对抗到携手合作、纷争、摩擦谈判直到抗战最后胜利，表现出了不同的作用。历史经验表明，为国家和民族的存亡与荣辱，国共两党只有携手合作，才是唯一正确的历史选择，也是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共同期盼。     

一部致力于学术创新的成功之作——评肖自力著《陈济棠》

《岭南文库》最近又推出一本新作——肖自力撰写的《陈济棠》。作为“南粤王”陈济棠的传记,在此书之前,海峡两岸已先后出版了至少三本。在这种情况下,肖自力的这本书,要做到不依傍前人的路径而提出新问题新见解绝非易事。 作者早在10年前攻读硕士研究生时已介入陈济棠研究领域,虽一直很少发表这方面的研究论著,却从未中断过对陈济棠问题的思考。10年的沉潜终于产生这部高质量的、在学术创新上具有成就的力作。     

试论中央红军长征前的准备工作及其失误

关于长征——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事前有无准备的问题,历来说法不一,过去比较普遍的看法:是"仓促转移","行动上无计划","军事上无准备",是"没有作必要的准备工作"的"仓促的出动"等等.近几年来,随着有关史料的发掘与研究的深入,也有人认为中央红军的转移是一项有计划、有准备的战略行动,"不能完全说成是仓促行事"."大约在长征开始的半年前,就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不然,八万多大军的行动,"详细计划必须早就作出,否则,长征将成为一场溃逃."笔者在近年研究长征课题的基础上,也想对此谈点自己的看法,不妥之处,请指正.     

试论陈济棠治粤时期保甲制度的推行

陈济棠治粤时期,是民国广东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陈济棠在加强经济与军事力量的同时,也加强了政治制度的建设。其为"剿匪"、绥靖的需要,尤强化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保甲制度因而被强力推行。这一时期广东保甲制度的推行,使各地乡村出现过一时的"宁靖"。然而,保甲制度作为一种陈腐的制度和乡村日益民主化的政治诉求是相违背的。它不但未能有效的动员民众,反而造成几种基层制度的矛盾纠葛,实施的效果也难达设计者的初衷。     

中国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策略思考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联合研究即将结束并有望在2012年进入政府谈判阶段。中日韩三国近年来在商品及服务贸易、投资以及经济合作领域保持了高度密切的联系,并存在巨大的合作潜力。该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将为中国创造更为广阔和稳定的市场以及可观的经济利益,但其意义不止于此。应从更加宏观的视角认识该自由贸易区对于中国实施区域经济合作战略,在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争取主动地位的重要战略意义,并采取积极和务实的态度推进该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与建设工作。     

目前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的两面性

当今国际社会的局势已趋于和缓 ,这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有利的。但由于中国崛起在即和意识形态的冲突 ,某些国家已将中国视为头号战略对手 ,对我的制约、刁难将会加强。不过 ,反华阵营与我发生军事对抗和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不大 ,也不会影响正常的经济合作和交往。总的说来 ,国际形势对我利大于弊。     

陈济棠治粤八年确有建树

陈济棠(1890—1954)是近代广东、也是全国知名的历史人物之一。他早年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后成为雄踞南粤的新军阀。虽然他是一个地方军阀,但其在治粤期间(1929—1936)曾致力于广东建设事业,使当时广东经济盛极一时。确实留下了一些值得后人纪念的地方政绩。本文拟就他在发展广东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建树及其原因与办法作一初步的探讨。陈济棠是在新军阀混战、国民党派系纷争、外患日亟的历史条件下于1929年崛起主粤的。刚上台时,广东的经济十分困难。自民国元年以来,广东积欠内外债二亿元,军政各费二千万元,陈为了维持十五万的军队和一个冗肿的官僚机构,每月财政赤字达七十万元。军队一度欠饷三至五个月。当时广东地方近代工业几乎一片空白,商业凋零,原来地方税收支柱的进出口贸易,也因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而萎靡不振,处境艰难。陈济棠主粤后,利用半独立的环境,经过广东人民几年的努力,取得了不少的成就。     

国民党军队内部权力博弈与中央红军“出湘入黔”的成功

中央红军"出湘入黔"的成功是多方力量互相制约和互相作用的结果。因蒋介石欲借"剿共"削弱地方军阀,国民党地方军承担了"追剿"中央红军的主要任务。湘、黔、桂三省负责"剿共"的地方军阀在蒋介石和红军的双重压力下,自知实力有限,故更注重自保而不是取得战果。虽然蒋介石在通道会议前便已对中央红军西进入黔的可能性做了分析和应对计划,但地方军阀从各自利益出发,并未依照计划集中部署优势兵力。最终,黔东南地区出现国民党防守空虚,中央红军避实就虚,由此转入国民党军力相对薄弱的贵州黎平地境,争取了战斗主动权。     

近代日本对俄结盟初探

近代日本存在"恐俄"思想,但日本的对俄认识并没有停留在消极的"恐俄",而是滋生出利用俄国的实力和列强矛盾进而同俄国结盟的思想。与日俄结盟论关系密切的日俄协商论一度因日英同盟的形成而偃旗息鼓,但随着日美矛盾的增长、日英同盟对抗美国功能的减弱,日本对俄结盟论复活。日俄经过在中国东北的协调行动,1916年签订第四次日俄密约,日俄关系上升到为了共同的安全而采取军事合作的同盟层面。日俄同盟是日本第一次与本地区内国家、自己的近邻结盟。日俄同盟建立后,日本在历史上首次同时运转两个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