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分割、培训机会获取与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收益率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高低关系到国家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对提高其就业能力具有重要和深远意义。本文根据调查样本数据,建立Logistic和Stepwise回归模型,在劳动力市场分割视角下分析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选择影响因素并对培训收益率进行研究,发现职业培训对低学历者存在"挤出效应",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农民工的培训机会和培训收益方面存在显著影响;与学校教育相比,职业技能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增长作用仍待进一步提高。据分析,政府必须统筹规划不同劳动力市场的职业技能培训资源,优化配置培训资源;同时,为提高职业培训的效率和效益,必须对免费培训选择性的"提档升级",努力规避培训对低学历的"挤出效应"。     

城市转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开发探析

新型城市化的发展对进城农民工即“新市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他们的人力资本质量有一个全面的提升,而这些80后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父辈而言个体素质有所改观,但还是普遍存在着知识与技能层次不高、城市文明意识不够、支持个人发展的社会资源缺乏、适应城市发展的张力和后劲不足等问题,因而应从目标选择、前置性开发、体制障碍消除、教育培训体系健全、社会资本体系构建、主体意识增强等方面加强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的开发.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现状及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是国家战略发展的必然选择,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仍然存在着信息不畅、内容针对性不强、管理缺乏整合、就业功能体现不足等问题,从微观角度提出重视＂三个结合＂,加强培训宣传;加强＂三个认识＂,突出培训的针对性;做好＂三个联动＂,增强管理的有序性;实现＂三个对接＂,促进就业程度等对策。     

基于参照点依赖的新生代农民工“民工荒”成因分析

文章以参照点依赖为视角,从参照点对决策中收益与损失和对决策者公平感的影响两个方面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民工荒"的成因。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低于作为目标参照点的城市年龄同期群的收入,低于参照点的收入在决策中被定义为损失;同时,与参照群体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感知到在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不公平待遇并形成不公平感。对损失的风险偏好和公平偏好不能满足的消极互惠效应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用脚投票",从而出现"民工荒"现象。应从城市化政策导向、制度安排、收入参照点引导与提高就业能力等几方面应对新生代农民工"民工荒"现象。     

关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能力的研究

改革开放30多年,农民工的规模已经高达1.5亿,其中"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到60%,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与其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毕业后即流入城市,缺乏务农经验,留城意愿强烈,但融入城市的能力严重不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界定为两层含义:搜寻并保有一份稳定工作的能力,构筑融入城市的经济基础;接受并身体力行城市生活理念,不被城市排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最终要落脚在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上.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权益保障的现实效度分析——基于8个城市农民工群体的实证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具有农村户籍的外来务工人员。由于社会经济特征和个人特征的不同,这类群体同比原生代农民工在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上具有较大差异,并被学术界广泛认同。我们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权益保障状况作为分析要点,通过对8个城市1803名农民工的详细分析发现:(1)新生代农民工同比原生代农民工在纵向提升维度和横向排斥维度方面均具有更为优势的就业保障能力;(2)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保障优势在各个区域的调查中均有普遍的呈现;(3)就业保障能力的提高源于新生代农民工对人力资本因素的坚持和对社会资本因素的重视。我国政府应当进一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保障能力,减少其排斥水平,并在注重人力资本培训的同时更加积极地引导其社会资本的培育。     

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与城市青年的比较

青年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高,对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发展、提高城市化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对青年农民工和城市青年就业质量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与城市青年相比,青年农民工在工作特征上表现出收入水平低、劳动时间长、就业稳定性差的特点;在工作保障上,表现为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小等特点;在职业发展上,表现为技能培训比例低和发展空间小等特点。提高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应加大农村地区教育投入,提高青年农民工的基础教育水平;加强职业培训,提高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能力;规范企业的用工行为,保障青年农民工的就业权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覆盖率;提供政策支持和技术指导,促进青年农民工创业。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问题及对策研究——以长三角为例

论文以长三角的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根据调查数据,剖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的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能力提升方面遇到的现实障碍,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水平还不能有效满足市场需求,缺乏职业生涯规划意识,法律意识和就业权益保障能力仍有待提升,对自身、职业、社会的认知程度低等问题,并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及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原因及其制度化政治参与路径

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不实——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相对较低;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制度保障不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渠道的虚置与缺失;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政治文化内化不深——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文化落后;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社会认同感不强——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排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努力夯实其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完善制度建设,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制度保障;对新生代农民工普及教育和加强培训,提高其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政治文化水平;转变城市居民的社会观念,增强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感。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研究

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和主观幸福感量表,对439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实证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较少,主观幸福感也较低,为"相对不满意"。不同性别、婚姻、年龄、月收入、文化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其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性差异,具体表现为:女性、已婚者、80后、文化水平在初中以上者、月收入在1500元以上者,这类人群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显著高于其他类人群;女性、已婚者,这类人群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其他类人群。同时,主观支持、对支持利用度、性别、婚姻是预测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显著有效变量。为此,建议企业应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扩大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社区应完善公共服务,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支持帮助;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应不断学习,提升利用社会支持的综合素质。     

农民工职业培训动力的认知惰性与路径依赖

当前我国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低,多数农民工在第二市场就业。相较其他群体,农民工更期望通过培训获得知识和技能,以改善生活现状。本研究在北京、济南等六城市进行了农民工职业培训调查,调查内容涉及农民工的基本情况、就业与收入、职业培训、未来打算等。结合调查对农民工职业培训动力的需求、意愿和主动性三个层面进行分析,指出农民工培训动力存在认知惰性和路径依赖两大特征,要增强农民工培训动力,应增强农民工主体发展认知,改善农民工对企业、政府及培训机构的消极认知,同时营造农民工积极的认知体验等方法来增强培训动力,从而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     

新生代农民工婚恋及生殖健康问题探析

近年来,在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婚恋及生殖健康问题愈发突出。一方面,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婚恋信息渠道缺乏,新生代农民工尤其是男性农民工择偶和在城市安家过程中面临着较大的困难;另一方面,因为相关生殖健康知识教育和培训的缺失,加之自我保护意识和技能不足,新生代农民工不安全的性行为问题日益凸显。这些问题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婚恋的不稳定,并引发一系列的生殖健康风险。因此,建立公益性婚恋信息交流平台,拓展新生代农民工的交往范围;将未婚青年纳入计生服务管理体系,把生殖健康服务拓展到未婚流动人口;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适应城市生活的技能培训,并增加关于生殖健康、避孕方法的知识教育,对于解决社会转型期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困境和生殖健康问题,促进社会融合、进步乃至顺利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职业伤害保障研究

农民工为我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随着劳动力的代际交叠,新生代农民工劳动保障权益受侵害的现象仍广泛存在。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职业伤害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老一代农民工所遭受的职业伤害和劳动权益侵犯的进一步延续,另一方面则是与新型职业相伴而生的新型伤害。我国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会遭受多重职业伤害的困扰,既存在农民工自身抵御风险能力有限的原因,也包括外部保障负效用因素的影响。发达国家的制度设计,给我国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职业伤害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推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意识文明建设的机制创新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着完全不同于其他政治文明形态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长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重要力量。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意识文明建设水平既是推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也是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市民化、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工程。以机制创新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意识文明建设,需要政府、社会和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发挥各自的主体性优势,实现协同发力。具体而言,要着力完善以制度化运行为重点的维权机制、以有效性传递为重点的表达机制和以政治能力为重点的培训机制。     

就业质量的代际差异——基于江苏、浙江、广东的农民工调查数据

农民工就业质量议题已成为新时期我国社会的重大课题。文章利用江苏、浙江和广东三省的农民工调查数据,对两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状况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与新生代相比,老一代农民工的劳动报酬综合情况较好,工作较为稳定,工作环境更人性一些,劳资关系也更加和谐;而社会保险与福利待遇享受、职业发展前景等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情况要更好些。这种差异,与两代农民工不同的价值追求与权利意识、企业非人性化的管理方式等因素有关。两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总体上还比较低,可以通过加强法制保障、提高就业能力等路径,提升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     

河北省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驱动因素及提升路径研究

河北省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导致了农村社会的"空心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河北省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激发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是实现乡村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举措,是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战略融合发展的有效路径.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个人特征、经济环境、政府政策、基础设施、创业融资环境以及创业教育培训六个维度,深入挖掘河北省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了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政策路径.     

基于“MPPR”理念的高校教师教育技术迁移能力培养策略研究

将提高教师教育技术迁移能力作为高校教师教育技术培训的目标,有助于提升教师的教育技术素养,促使教学创新和自身专业化发展。对教师教育技术迁移能力的培养,需充分激发教师的迁移动机,结合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营造迁移的良好氛围,促进教师教育技术迁移能力有效实现。     

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改变现状的强烈渴望,但受二元体制的限制,在整体上仍没有摆脱农民工的群体特征,面临就业难、工资低、房价高等问题,容易产生不满情绪和强烈的不公平感。目前,体制外抗争在新生代农民工的抗争行动中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由此引发诸多社会矛盾与冲突,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的主要问题,笔者认为：一是要提高农民工组织化程度,积极拓宽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渠道;二是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和心理素质;三是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营造和谐的劳资关系;四是要有效发挥工会的维权作用,引导新生代农民工用合法途径表达利益诉求;五是要消除体制壁垒,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和正常就业提供制度保障;六是要消除市民的歧视心理,营造理解、尊重和关爱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氛围。     

新生代农民工完全市民化的有效机制构建

受城乡二元社会制度制约,我国农村劳动力市民化进程包括农民的城市进入和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两个阶段。目前制约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已经解除,但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还受到种种因素制约,很多农民工因而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半市民化"状态。为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完全市民化,必须创新城乡统筹发展机制,将农民工市民化纳入社会整体发展框架;创新就业制度,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城市进入;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城市融入;创新农村土地制度,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农村退出。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研究

就业问题是当前我国经济的重要问题,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难题更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因素复杂多样,社会资本是其中的显性因素之一。社会资本能够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获取就业信息、降低就业成本、维护合法权益,也有益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更加全面地发展。然而,离土又离乡的异地就业,导致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规模小,存量少,种类单一,同质化严重,严重制约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的提升。因此,政府、社会、用人单位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均应作出努力,拓展社会资本的存量与种类,为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