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精英与农村社区风险研究

村落精英由于其特殊的资源优势,拥有较高承担风险的能力,在行动中往往起到带头示范作用,成为推动农村社区变迁的一股重大力量。一方面提高了社区应对风险的能力,减弱了社区的脆弱性背景;另一方面又降低了社区应对风险的能力,增强了社区的脆弱性背景。尝试构建村落精英与社区之间具有广泛意义的关系模型,探讨村落精英对社区所面临风险所起到的正向作用和负向作用,以及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即如何在体制上、政策上规避村落精英给社区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激励其正作用的发挥,是非常有意义的。     

经济能人治村:中国乡村政治的新模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大批经济能人在中国农村迅速崛起。他们积极介入农村基层政治生活,甚至主政村庄治理,形成了独特的经济能人治村现象。经济能人治村对村庄公共权力运作和农村基层社区管理的进一步成长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一,经济能人治村是一种民主基础上的权威政治-—民主—权威政治,是对传统的乡村能人政治——乡绅治理的传承和超越,创造了乡村能人政治的新模式。其二,经济能人治村是一种经济能人主导的多元精英治理结构,突破了人民公社那种一元集权治理模式,实现了农村基层社区管理模式的创新。其三,经济能人治村是一种精英主导与群众参与有机结合的精英—群众自治,是村民群众根据村庄治理环境对村民自治理想制度所做的一种适应性调整和务实性创造,拓展了村民自治的形式。从发展趋势看,经济能人治村势必产生一种具有乡土性和本土特色的能人政治现象。因为,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分化,村庄治理模式将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格局,经济能人治村则成为其中的一种选择。在一些非农经济相对发达的农村地区,它已经成为村庄治理的一种基本趋向。     

治理村庄:农村新兴经济精英的社会责任——以浙江省永康市的私营企业主治村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私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村私营企业主作为一个新社会群体迅速崛起,积极参与村庄政治生活,甚至主政村庄.治理村庄是农村新兴经济精英的一种社会责任,也是私营企业主社会责任的最新发展,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它是农村个体与私营非农经济发展、农村社会成员分化、乡村文化变迁的必然;又是国家建构现代农村经济、现代农村基层民主的产物;也是村民的发展期待、村庄的维权期待、派系的利益期待等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村庄精英与社区记忆:理解村庄性质的二维框架

理解村庄性质的基础是理解村庄历史的性质和理解村庄精英的性质。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引致的农村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迅速变迁 ,使得村庄历史出现断裂 ,过去一直以长老权威和习惯法进行治理的乡村社会已经为现实的利益所支配 ;同时 ,农村社会分化的程度不同 ,所引致的政治、经济、社会分层便有不同的表现 ,这种不同表现为村庄精英的性质及其在村庄舞台上的表演作了定性。以社区记忆和村庄精英二维因素为主线 ,可建构起理解村庄性质的二维框架     

乡村治理:精英与政府间的博弈

农村社会事务的复杂性、治理场域的差异性决定了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主体不会是唯一的而可能是多元的。在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下,村庄治理主体可以被析出主要的三方: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乡村精英。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乡村精英或成长为村庄治理的主体。能否或者可能,将取决于三者之间的利益和权力博弈。当然,这种博弈并非出自各方治理主体的主观意愿,而是农村社会的深刻转型与发展态势使然。其中,地方精英与乡镇政府的博弈态势对村庄治理将产生重要影响。     

社会资本与农村社区治理——以陕西农村为例

资源匮乏型农村社区,面临着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短缺。农村社区精英尤其是村主任、党支部书记个人的社会资本和道德素质深刻影响社区的信任关系和交往网络,从而也影响了农村社区治理成效。     

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转型的探索与实践——基于对湖北省QL农村社区的调研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传统的村居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其发展的内在需求，如何实现农村社区的有效治理成为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当前的农村社区治理大多强调一种自上而下的传统管理模式，在现代农村社区治理中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本研究通过对湖北省QL农村社区改造由传统村居转变为现代农村社区的实地调研和实证分析发现，将治理机制理论引入农村社区建设，强调居民的主体参与作用及农村社区各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作用，推动社区治理模式转型升级，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其经验对于推动其他地区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转型和实现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具有十分有益的参考价值，同时也验证了现代治理机制理论对于指导农村社区治理的有效性。     

近代中国农村社区转型中的两次“相对性衰落”

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社区先后经历过两次"相对性衰落",对中国政治、社会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这两次相对性衰落有内在的本质差异,但却共同受到市场化和政策意外的作用。与西方农村社区衰落的市场化根源相似,中国农村社区两次相对性衰落都与市场化的扩大与深入紧密相关,而中国农村社区相对性衰落背后被忽略的因素在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政策实践带来的意外后果。无论是清末废除科举制和对基层社区"自治"与"保甲"的政策实践,还是近三十年来我们对农村社区经济基础、社区形态和治理方式的变革,都体现出政策意外在中国农村社区两次相对性衰落中扮演了独特而又关键的作用。     

转型社会中农村社区治理困境及对策

农村社区治理面临严重困境,主要表现为:乡镇政府越权过度干预、非法势力干扰村庄治理以及村民的政治冷漠,严重影响了农村社区的稳定与和谐。农村社区治理必须逐步由"官主导"到"民主导",构建政府、市场和社区三者之间权责界定明晰、各司其职、各尽所能的多中心治理体制。     

村庄的大转型

中国的村庄是有实质性意义的农村社会单位;因此,村庄的30年转型集中呈现了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过程、特征与问题。本文把中国农村30年的变迁放在村庄与市场、与国家、与城市社会三大关系转变中加以考察,认为村庄正在经历从农业共同体到城乡社区衔接带之弱质自治社区的大转型;其主要涵义是指:(1)经济共同体转型——基于农业和农民半市场化、半受非市场化保护的政策环境,以及双层经营而农户经营实际上更受政策支持的经营环境,村庄从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大队,转向具有不确定性的社区经济共同体。(2)治理共同体转型——基于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和地方性实践突破,村庄从国家的基层治理单位,转向国家与社会共同治理的单位,乡土性公共领域得到初步生长。(3)村庄作为农民社区的转型——从传统农业社区开始转向城乡社区衔接带的弱质端。而中国村庄是否有前途,既取决于国家、市场、城市对农村的态度,也取决于农村和农民对国家、市场、城市的态度。     

村治研究的三大范畴及其进展评析

村治研究是中国农村研究的核心.在不同时期,根据政策与实践的需要,村治研究分别形成了村民自治研究、乡村治理研究和农村社区治理研究三大范畴,“村治”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从研究目标上看,村民自治研究追求的是中国农村治理的民主化,乡村治理研究追求的是中国农村研究的本土化,农村社区治理研究追求的是城乡治理的一体化.除此之外,三者在产生时间、研究缘起和研究重点上是明显不同的.村民自治单元下沉、村庄研究回归与农民行为形态、农村社区治理的城乡关系维度构成了当前三大范畴最新的研究趋势.但是,自治单元下沉的合理性、村庄研究的深度、农民形态的准确性以及城乡关系维度的泛化,仍然是制约村治研究创新与发展的主要问题.     

林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治理研究

当前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治理的关系是目前农村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在林改背景下,过去一直隐藏着乡村的林权纠纷在确权、分户经营的政策安排下纷纷显露出来,在全国呈现出一种上升的态势.就乡村治理层面来说,林改后将对村庄的财政收入、社区组织资源、村庄社会关系和村庄稳定都会有一定的变化.     

村庄权力结构的三层分析——兼论选举后村级权力的合法性

村庄权力结构研究是村庄政治研究的基础。本文按照经济社会分化水平与社区记忆的强弱 ,把中国农村划分为四种理想类型 ,并构建了村庄权力结构的“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普通村民”三层分析工具。文章重点讨论了非体制精英在四种理想类型村庄村级权力运行中的作用及不同类型村庄村级权力结构的不同特征。在此基础上 ,作者对村民自治制度下不同类型村庄村级权力合法性的生成潜力进行了尝试性的比较。最后 ,作者指出 ,随着缺乏分层与社区记忆偏弱类型村庄大量出现 ,如何在这些村庄中进行村级权力合法性建设 ,是今后农村研究的重要课题     

农村社区"非精英"权力运作的实践逻辑

在精英治理格局下,由于经济资源的缺乏、政治地位的弱势,及中国传统乡土文明"重情轻法"等礼治道德根深蒂固的影响,处于"夹缝"中的农村社区普通村民在权力运作实践中只有被动地依附于各种精英及宗族势力.在当前我国社会急剧转型的阵痛期,充分尊重普通村民的主体地位,保障他们的基本权利,培育他们具有法治、民主、责任、契约等公民意识,构建一种国家、各种精英、普通村民之间权力协商互动的"共责体系",对农村社区和谐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我国农村社区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通过文献检索和实证分析对我国农村社区管理现状进行了研究。发现目前我国农村社区管理存在思想观念和管理理念落后、管理体制滞后、机制不科学、服务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制约了农村社区的建设与发展。提出实施网络治理,构建有利于农村社区发展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方式,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与运作机制,对农村社区建设与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社会工作视角下农村社区现代化治理探索——以沂蒙老区为例

农村社区现代化建设事关农村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当前我国农村社区的现代化治理存在着管理机构形式化,服务工作不到位;管理人员综合素质较低,社区自治组织职能没能充分发挥;社区居民社区意识淡薄等一系列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村社区的发展。突破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从社会工作视角,采取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和实践方法,能够为农村社区现代化治理探索出一条新的途径。     

农村社区精英的身份认同--以"赶礼"的交往形式为例

在农村,社区精英的地位和声望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人际关系来界定的;他人对社区精英的身份认同和角色期待可建立在人际关系网络中来阐释。“赶礼”是所考察农村社区常见的一种人际交往形式,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实践,提供了体现社区精英身份的视野。本文通过构建村民之间“赶礼”的图景,分析了这种礼仪风俗所蕴涵的文化、经济等方面的深层含义,从而探讨了农村社区精英的身份认同问题。     

村庄新型精英内涵与形成路径

村庄精英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能够形成对村庄的带动性力量。通过对樟村个案的考察,村民成长为精英是其自主性扩展的结果,也是多元权威杂糅互构的过程。不过,应该引起重视的是,虽然新型精英的自主性扩展能够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但精英自主性的过度扩展也存在一些风险。实现农村社会的发展需要培育新型的村庄精英,新型村庄精英的成长也将能够形成对农村发展和农民转型的重要推动力。     

农村社区治理方式变迁刍议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同时意味着城乡社区治理方式的变革,对农村社区治理而言,其影响尤为深刻,主要表现在:由统制型的集体主义治理向民主的村民自治演进、由韦伯式的官僚层级治理向扁平化的现代治理演进、由执政党一元化的单向治理向多层次的综合治理演进、由传统村落治理资源的逐渐堙灭向其悄然复兴演进、由非制度化的经验治理向制度化的专业治理演进、由旧式的权威治理向新兴的精英治理演进.     

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论思考和实践经验——诸城推行农村社区化服务之考察

2007年以来,山东诸城开始着力加强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建设,全市把原有的1200多个村庄规划建设成为208个农村社区及社区服务中心,每个社区服务中心一般设医疗卫生、社区警务、社会保障、计划生育、灾害应急服务、文化体育、社区环卫、社区志愿者等八个服务站(室)和一处慈善超市、一个办事服务厅,为农民群众提供一揽子服务,形成了二公里服务圈,实现了基本公共服务对全市村庄的全覆盖,极大地方便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这一做法,在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