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城市发展中的规范与危机：1934年上海人力车纠纷探析

1934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以规范人力车行业和改善人力车夫生活状况为出发点的改革，以历时半年的人力车纠纷危机而结束。在此过程中，车商和承放人组成了一个“利益联盟”，打着车夫的幌子，与工部局进行利益博弈，最终将车夫的利益“绑架”。而人力车夫所组成的“共同体”，因意见不一，成为一个“虚假的共同体”，从而使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车夫的利益并没有人能真正替他们代言。     

民国时期安徽人力车夫研究

人力车夫是近代中国城市化中被严重"边缘化"的群体,民国时期,安徽严重的自然灾害导致了农民大量离村现象,成为此时人力车夫的重要来源,加之安徽落后的城市现代客运交通,使得人力车在城市交通中曾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从安徽人力车夫来源、数量、劳动状况、生存状态及社会管理与救济等方面,再现"底边"社会的生活场景。人力车夫不仅是农民进入城市的一种职业流向,折射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同时也反映了安徽交通的现代化过程。     

民国时期城市苦力的多维研究——以沪宁杭城市人力车夫为考察中心

民国时期沪宁杭城市化步伐加快,大量移民涌入城市充当苦力,人力车夫是城市苦力的代表。本文从城市化角度揭示人力车夫的时代背景,以底层视角反映人力车夫的群体状况,在日常生活中折射人力车夫的整体形象,进而凸显民国时期城市苦力的边缘场景。     

1935年上海法租界人力车夫罢工初探

1935年7月法租界公董局发出通告限令人力车夫进行登记,企图以此限制车夫人数.这一城市社会管理的举措有其合理性,但由于没有考虑解决被淘汰车夫及其家属的生活出路问题,损害了人力车夫这一弱势社会群体的利益,矛盾骤然加剧.在多方与公董局交涉遭到拒绝后,人力车夫实行罢工.他们在遭到巡捕弹压时群起自卫抵抗,宣泄平日郁积的仇恨情绪.在这次罢工中,车夫与车商的关系有利益冲突的一面,车夫因怀疑车商会不顾甚至牺牲车夫的利益,一度采取过激行动.但双方更多的是有合作抵制法租界当局、共同维护人力车越来越边缘化的行业利益的一面.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人力车夫的工作方面总体上说并没有少花力气,但未能统一领导、协调上海两个租界的人力车夫的斗争,也没有在法租界的人力车夫中建立基层支部.因此,对于中共在上海人力车夫中的工作成效不宜估计过高.     

“人力车夫情结”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受"劳工神圣"、"平民主义"等思想观念的影响,五四新文学对人力车夫这一特殊社会群体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和同情,形成了五四新文学中的"人力车夫情结"。人力车夫是五四知识分子与城市底层劳动者生活联系和情感联系的一条纽带和重要触点,五四作家通过人力车夫这个群体了解城市贫民的生活和思想,他们的平民意识、平民文学观念也在描写人力车夫的作品中得到明确的表现。同时,五四文学将人力车夫奉为道德楷模,也与"改良国民性"的启蒙主题存在悖论。     

近代上海人力车夫群体的心态

人力车夫是随着人力车的引进而出现的一个庞大群体。人力车夫是上海城市的一面镜子,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特色,研究人力车夫群体心态,可以清晰地把握其心理发展的过程,有助于深化对人力车夫群体的立体了解。     

一个孤独奋斗者的悲歌——论祥子个人奋斗的悲剧原因

老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描写了祥子———一个普通的人力车夫,三次买车三次卖车的经历,展现了其悲剧命运。祥子悲剧的产生,既有社会方面的客观原因,也有其自身的主观因素。诸多原因交织在一起,向我们展示了人力车夫祥子个人奋斗的命运悲剧。     

从弱势群体特征看民国时期人力车夫救济制度

人力车夫是民国时期亟待救济的一个弱势群体,具有生存资源匮乏、生存状态恶劣、生存地位边缘化、生存心理脆弱等弱势群体特征。政府和社会采取多种方式救济人力车夫,其间救济方式出现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趋势。本文从人力车夫弱势群体的特征出发,对当时的救济制度进行了客观的审视和实事求是的评价。     

从被救济到抗争:重析1929年北平人力车夫暴乱

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分子通过文学和社会调查的方式,塑造了人力车夫"被救济"者的形象。南京国民政府接管北京后,国民党北平市指导委员会设立了总工会,人力车夫被组织起来,运用政治方式予以救济。在总工会支持下,他们向市政当局请愿、示威,获得了一定的权益,但是,人力车夫不过是国民党内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已。在总工会内部政治斗争中,人力车夫借机酿成了一场打砸电车的全市规模的暴乱,被军政当局坚决镇压下去。这场暴乱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是人力车夫对于威胁其生计的电车的仇恨,而这点又恰恰是知识分子和当局所忽视的。     

汉语研究的再开拓

《近代汉语概论》(以下简称《概论》)是一部很有特色,很有独到之处的好书。 一、开近代汉语通论著作之先河。近代汉语是处于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的一门独立的有重要意义的学科,但是,这门学科研究的起步很晚,投入的人力也很少,至今尚未受到更多的人的重视,许多问题都未解决。正如作者在该书序言中提到的:“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各自都已拥有数以百计的通论性著作的时候,近代汉语的同类型著作连一本也没有！”由此可见,作者撰写此书的需要,以     

《一件小事》的创作动机及其他

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是现代文学名篇,也是中学语文的传统教材。它写于1919年11月。 如果要问《一件小事》表达了什么思想,大概连中学生都会毫不费力地回答说:“《一件小事》通过人力车夫和“我”对待老妇人的不同态度,赞扬了人力车夫勇于负责,正直无私的高尚品格和“我”严肃的自我批评精神。‘从而在现代文学史上首次提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向劳动人民学习的重大课题’。(陈漱渝《读〈一件小事〉札记》)这是一种被许多专家首肯因而也很有代表性的观点。 但,这是鲁迅先生创作《一件小事》的真实动机吗?或者说,鲁迅先生创作《一件小事》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什么,为知识分子指出一条向劳动人民学习的正确方向吗?我不以为然。     

民国前期山东城市苦力群体的收支与生活状况(1912-1937)

民国前期山东城市苦力群体主要包括脚夫、码头工人、人力车夫以及从事搬运、运输、清洁等工作的其他底层劳动者群体。尽管从事的是超强度的体力劳动,但他们的总体收入很低且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只能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超强度的劳动不仅导致苦力体力的严重透支,也决定了苦力职业生涯的短暂性,加上平时缺少积蓄,苦力在年老、疾病时生活无着,一些人沦落为乞丐。     

康有为“国学”的“东学”渊源

近代学者普遍把“日本学术”称为“东学”.本文借用了近代学者“东学”的术语,分析康有为“国学”的“东学”渊源.其一,康有为阅读大量日本明治时期的书籍,从而了解了日本明治思想及其日本近代思想的变迁.其二,康有为试图模仿日本明治时期的神道,而使“孔教国教化”.其三,康有为“国学”受日本近代“国学”影响,提倡“国魂”.日本近代“国学”,一直强调“日本精神”是日本之“国魂”,康有为“国魂”的提法也是受到了日本近代国学之影响.其四,康有为思想也受到了日本学者的关注与研究.     

20世纪初资产阶级“公德”“私德”思想刍议

20世纪初探索近代化过程中,中国资产阶级比较重视传统伦理道德近代转型。他们从改造社会主体出发,深刻揭露批判了封建“公德”“私德”观;指斥封建专制统治、宗法家族制、儒学等是其产生的主要根源:从理论上界定了近代“公德”“私德”及其关系,强调“私德”是“公德”重构之关键,要求融合中西之精华,从改造家族伦理入手培养良好私德,辅以政党培育近代“公德”。其思想具有明显的反封建性,有助于塑造近代理想人格,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近代化。     

论汉族移民影响下的近代蒙旗经济生活变迁

汉族移民进入草原地区是近代内蒙古游牧社会变迁的重要转效点之一。在与汉族移民的经济交往中,蒙古族的交换观念逐步增强。草原农区的扩大和市场的延伸,促使蒙古族的从业方式产生分化,出现了蒙古农民、蒙古商人和蒙古车夫等多种职业角色。汉族移民开垦对蒙旗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蒙古族在获取地租的同时却逐渐失去了土地利用优势。     

近代诗歌意象与近代文人心态

近代诗歌意象出现了更新气象 ,诗坛新变记录了近代文人的心路历程。这种现象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转型 :既是诗歌艺术的新发展 ,也是时代思想风貌的深刻反映。“箫”与“剑”的意象组合 ,寄寓着近代文人的新型人格理想 ;“轮船”等科技新事被营造为诗歌意象 ,表现了近代文人的求知热忱 ;“山”与“海”的意象组合 ,体现着开放意识和文化守成 ;“破钵芒鞋”意象则流露着近代文人的迷惘和寻觅。     

晚清经世致用思潮对康有为早期思想的影响

晚清经世致用思潮在近代西方文化传入的条件下已注入了新的内容,它成了沟通“中学”与“西学”、“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的桥梁,是近代思想家、政治家从古代迈向近代的思想动因。康有为就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冲破传统文化的束缚,转向“西学”寻求“经世”的途径,最后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领袖。     

“妙手空空”与近代诗学精神

近代诗学理论家陈衍论述近代诗学时曾提出“妙手空空”一说,为汪辟疆、钱仲联等学者所继承.陈衍将近代诗学里的“妙手空空”现象归咎于诗人学问的匮乏,但这一解释有失偏颇.晚清民国之际,中国社会处于从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型阶段.借助于阿尔都塞的“症候式阅读”理论,可以说,近代诗歌创作里的“妙手空空”现象乃是近代士人及其诗学精神的体现.     

论中朝两国近代西学之对应

近代中朝两国西学之对应是东西文化交融与选择的过程。作为同属东亚儒学文化圈内的中朝两国 ,虽然近代面临着相同的境遇及共同的任务 ,但因各自所处的历史条件之差异 ,两国在摄取西学的具体途径及近代文化的形成上具有各自的特点。近代中国西学以“制夷”为前提 ,因此其“师夷”显得被动 ;近代朝鲜西学则以“变法”为特色 ,因其“开化”更显自主性的特征。     

论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书写

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的书写具有典范意义,这种典范意义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书写什么”和“如何书写”两个问题上表现出来。在“书写什么”方面,冯契的回答是既要书写化为近代传统的哲学“革命”,又要书写化为哲学问题的时代精神和时代问题,两者并非彼此对峙,而是从两个不同的视角书写同一部中国近代哲学史。在“如何书写”方面,冯契的回答是采取“同情的了解”书写方式和反思的书写姿态。在某种程度上,中国近代哲学史的书写比古代哲学史的书写更能体现冯契自己的哲学风格和书写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