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道路

近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中国模式"成为一个理论热点。从改革的历史来看,"中国模式"形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当前,改革开放已进入新的时期,认真梳理"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逻辑关系,对于深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实践与中国理论的话语权

"话语权"表达的是在语言外壳背后,承载着的某个特定社会,具有特定经济政治地位的人们(社会集团)的实际权力(利、益)要求,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政治权力(利、益),有确定的阶级内涵。"话语权"是由话语体系体现出来的。在当今世界普遍关注话语权的背景下,坚持用中国理论的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不断增强中国理论的话语权,把话语权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里,这是党和国家向学术界、理论界提出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经济中国”与“政治中国”背景下的不同外交特点

"经济中国"和"政治中国"是从宏观层面定义中国发展的两个前后相继的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中国"出现在改革开放后。在"经济中国"背景下,中国的外交体现出中国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等特点。随着"经济中国"向"政治中国"的转变,中国外交除了延续上一阶段的某些特征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同时,这个转变的过程不可避免地给中国外交带来困惑。只有正确解决这些困惑才能促进中国外交向更加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     

多民族“中国”的构建:司马迁《史记》的“中国”观

司马迁《史记》所使用的"中国"一词,虽然有指称"一国之中心"、"中原"、"华夏汉族"和"文化"等涵义,但主要的还是用来指称国家政权。书中称夏、商、周国家政权为"中国",包括夏、商、周国家政权控制的各族人;虽然也称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各国为"中国",但后来所称"中国"则包括楚国,并出现秦国以"中国"自居的现象;称秦汉为"中国"则包括秦汉国家政权管辖的各族人。书中所使用的"中国"一词,还用来指称"九州"和"十二州",将"中国"与"九州"、"十二州"、"天下"、"五服"、四海之内联系起来,也不是用"中国"单独指称华夏和汉族。书中不仅将华夏汉族说成是"炎黄子孙",还将少数民族说成是"炎黄子孙",构建了范围更大的多民族"中国"。这种多民族"中国"的构建,既是司马迁依据历史文献记载,对中国多民族凝聚为"中国"的历史总结,也与儒家的"天下观"和"大一统观"密切关联,更与司马迁生活在西汉大一统时期强调"大一统"的现实需要分不开,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中国哲学史”写作与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困境

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并不是指称一个历史文化中已然存在的、显性的思想学术脉络,胡适、冯友兰等人的"哲学史"写作乃是参照西方的体例建立中国现代学术谱系的过程,尽管这一学术谱系总是以某种"古已有之"的面目出现。至少有两个问题构成今天"重写哲学史"必须突破的瓶颈:一是所谓"中西之间"的问题。科学与启蒙理性实为主导胡适、冯友兰"哲学史"写作的基本预设,而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的自我反省、发展及其成果,基本上没有能够系统地反映到"中国哲学史"写作中来,晚年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冯友兰对此是完全隔膜的。二是如何处理"中国哲学"与"经学"的关系。胡、冯等人的"哲学史"写作,都是以否弃经学脉络及其意义系统为前提的,而与"经学"相隔绝的"中国哲学",本质上只能是外在于中国文化的。     

“中国精造”:“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战略

传统"中国制造"因质量层次较低、可靠性较差等原因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此外传统"中国制造"存在的效率低、能源资源消耗过多、环境生态破坏严重等问题也使其难以为继。因此,中国制造业必须将原有的建立在粗放管理基础上的规模扩张之路转型升级为更加注重价值内涵提升的发展之路。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中国精造"的新概念,阐释了"中国精造"的内涵,论证了"中国精造"是传统"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中国精造"的提出,理清了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展道路,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卡夫卡的中国文化情结

卡夫卡对中国怀有浓厚的兴趣,他深入研读、思考过中国古代典籍,尤其是老庄的著作,着迷于清代诗人袁枚的《寒夜》,并以中国为题材写出了《中国长城建造时》、《一道圣旨》等重要小说。卡夫卡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一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世界掀起的第二次"中国热"有关;二是"代表着罗曼史、异国情调、美丽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的中国,一直是欧洲人借以逃离欧洲的理想国。     

论"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互动逻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集中彰显了"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之间的互动逻辑,从三个方面形成了深厚的互动根基:强有力的政党是"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领导根基,人民立场是"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群众根基,改革开放是"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实践根基。"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互动推进作用,有利于中国社会经济的长期向好发展与国家治理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有利于全国各族人民凝心聚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新时代创新"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互动路径,需要以"中国之治"为基础完善和发展"中国之制",以"中国之制"健全"中国之治"急需的制度,化"中国之制"的显著优势为"中国之治"的效能,建构"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良性互动机制,实现"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整体进阶。     

中国传统文化畛域下的“美丽中国”思想元素探源

"美丽中国"这一命题是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才提出来的。然而,其在中国历代文学作品中的写照却不胜枚举。这表明,"美丽中国"的思想因子早已深深熔铸在中华文化的血脉里。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均蕴含着丰硕的生态理念,为"美丽中国"的建构提供了源头活水。探讨"美丽中国"的思想文化元素,对今天建设"美丽中国"的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模式”的中国阐释——一种基于文化的视角

中国崛起是"中国模式"的载体与叙事。作为表征中国崛起的事实的本体论意义论上的"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而作为探求中国崛起之道的认识论意义论上的"中国模式"仍在建构之中。西方关于认识论意义论上的"中国模式"的解读差强人意。正如国际性的现象需要国际性的阐释一样,"中国模式"也需要一种中国的阐释。只有从文化角度切入,才能深入"中国模式"的内核。从文化视角考量"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意指一种软实力的崛起。让世人理解"中国模式"并产生一种新的认同感,中国知识界责无旁贷。     

上市公司信息公开与股东权益的保护

股东权益保护在上市公司信息公开法律规范中居重要的地位。深入揭示上市公司的组织特点所致股东权益保护的迫切性及信息公开制度本身的功能与股东权益保护之内在关联的基础上,对中国之相关实践现状,予以理性剖析,最后就完善我国相关制度提出一些政策性建议。     

中国共产党加强文化建设的伟大历程与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建设者。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在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推动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道路,积累了丰富经验,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重要经验和保证。     

论依法维护海外华侨的选举权

华侨在中国历史上始终是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权益保护法》有利于依法维护海外华侨参政议政的权利,而华侨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属于基本的政治权利。应在构建海外华侨选民信息库的基础上,划分若干海外选区,按华侨人口基数编制华侨人大代表和政协代表的名额,由驻外使馆的政法参赞负责对海外华侨代表候选人的身份进行确认及政审。改革并完善现行的华侨选举体制,符合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利益。     

地图上的中国与历史上的中国疆域——读《中国历史地图集·前言》、《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感言

谭其骧先生是我国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是历史地理学科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倾注30余年心血主持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其内容之完备、考订之精审、绘制之准确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在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中外关系和疆域边界等问题上,他始终坚持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努力做到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他所确定的关于历史中国、中原王朝、边疆政权、非汉族政权、地方政权、自治地区之间关系的原则,对于中国史、民族史、中外关系史、中国历史政区地理等学科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蒋斧本《唐韵》残卷异写字研究

蒋斧本《唐韵》残卷为手写本韵书，存去、入两卷，均不完整，其中保存有大量的异体字。在汉字构形学理论的指导下，把异体字分为异构字和异写字。从构件易位异写字和构件变异异写字两个方面对《唐韵》中的异写字进行研究，汉字构件凭借固定到其本身的意义表达词义，构件在字中的位置可以不同雨构意不变，形成构件易位异写字；由于隶定、草书楷化，笔画的增减、笔画交接的不同可以形成构件变异异写字。     

试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其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是中国革命与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是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客观需要。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积极推进实践经验理论化以及理论表述通俗化。     

《关于领海的声明》的发布及对南海权益的维护

中国政府为了有效行使对领海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根据国际实践和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于20世纪50年代公布了《关于领海的声明》。该声明为维护南海权益、保证国防安全提供了国内法支持,并标志着中国政府建设南海秩序的开始。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社会秩序重塑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对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至21世纪中叶约二百年的发展作出的重要定位,既是对过去一百年多年来中华民族革命与建设追求的科学梳理,也是对现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准确判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也是中国内部秩序、东亚和世界秩序发生变迁的过程.中华民族将会从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封建家国同构的宗法体系向现代党和国家关系转变,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构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秩序;和周边国家、世界各国的关系也会从昔日帝国秩序向今日和平共处方向转变,推动全球治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世界秩序重塑.     

走自己的路:建党百年中国道路自信的生成逻辑及提升路径

自信是一种信念及精神,中国道路自信是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发展能力及前途的信任,其形成与中国百年发展辉煌成就息息相关.中国道路自信源自中国道路的正确选择.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儿女历经千难万险,先后成功开辟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国人民在百年磨砺中增强了中国道路自信.这种自信承载着中华儿女的无数梦想,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软实力.树立中国道路自信的理论前提,关键在于对中国道路优越性的彰显.只有将其置于不同参照系中进行多维度比较,才能使其优越性得以全面彰显,并愈加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阔步前行.显然,站在新时代历史方位上,通过梳理、总结建党百年来中国道路发展历程,将中国道路置于自身与"他者"之历史与现实中,进行共时态与历时态之比较,以唯物史观回望并厘清建党百年来中国道路自信生成逻辑,具有极其重大意义,既能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又能激发全体中华儿女愈加自信地"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阔步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创新——基于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依法治国的视角

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赓续我们党百余年法治和深刻传承中华法治几千年恢宏壮丽法治史中的精华,深刻体现了“中国之治”的文化自信,是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典范。习近平法治思想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奉法强国”的信念、全面依法治国的智慧和治国理政的经验,探寻强化法治生命力的路径。面对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异常激烈,国际法治遭遇强烈挑战。习近平法治思想在中国法治和国际治理的实践中,坚持知古鉴今,弘扬中华法治智慧、吸收世界法治文明精华;资政育人,“中国方案”“中国之治”“中国智慧”既充分彰显国际法治的正道、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增进国际社会民生福祉,又更加增强中华法治自信,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特色。习近平法治思想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立场,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法治中国建设的不竭动力,是引领法治中国建设的思想旗帜和强劲动力源,是打破“西方中心论”长期遏制中国法治理论话语权的有力武器。新时代,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应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新课题,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使其成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智慧和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