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采用Logistic回归方法,基于CHIP数据,从身心健康、家庭状况、经济状况、工作状况、保障状况等方面选取健康水平、子女个数、个人月收入、每周工作时间、是否有保险和公积金等13个指标,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本文从代际差异的视角考察并证实新老两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差异,但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在新老两代农民工间存在显著差异。具体体现为: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是否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以及享有充分权益和保障对其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身心健康因素均对新老两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老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主观幸福感更容易受到身心健康因素的影响。     

新生代独生子女婚恋失败偏多的成因分析与治理措施-以西北3省30个村的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论文以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和宁夏30个村的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对他们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统计归纳,并用logistic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深入探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特征及其市民化意愿．研究结果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实现市民化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做出的抉择。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婚姻状况及配偶所在地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存在重大影响。月收入、性别、家庭抚养的小孩数及城市规模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因素;是否接受培训、家庭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当地经济水平及工龄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影响不显著。     

新生代农民工住房状况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长沙市25个社区调查

运用长沙市25个社区994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资料,采用因子分析方法获取住房状况总体评价系数作为因变量,通过路径分析法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住房状况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当前新生代农民工住房状况总体较差,作为中间变量的社区环境和居住条件显著影响住房状况,社区环境因素是中间变量中影响力最大的因素。作为初始变量的收入状况、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住房类型和工作行业不仅通过中间变量间接影响住房状况总体评价系数,而且对住房状况总体评价系数产生直接影响,作为初始变量的住房公积金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状况没有影响。最后建议强化社区公共服务制度的均等化,科学界定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保障对象标准,充分保障新生代农民工住房状况。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广东省三市的调查

通过对广州、深圳、东莞三市外出务工人员的调查数据,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月收入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产生了影响;是否在城市购买住房、城市融入感和自我身份认同也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决策;购买城市社会保险显著提高市民化意愿。而务农经历、婚姻状况和是否获得技术等级证书则未对其市民化意愿产生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十二五时期推进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方面。首先,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一个包括8个二级指标和9个三级指标的市民化水平分析指数,并利用等权重的办法对每个指标赋予相同的权重,复合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这一变量,并计算出目前我国的新生代农民工处于中市民化阶段;进而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微观因素进行了探讨。回归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性别、年龄、是否具有务农经验、是否是独生子女对于市民化水平有显著的影响;而家庭因素,如打工期间是否与家人同住、父亲是否在外打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新生代农民工主观认知层面的自评经济状况好坏以及对城市的归属感是影响其市民化水平的显著变量。     

“落地未生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研究

本文根据抽样调查的结果,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状况及影响因素.本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工作适应、人际适应都处于中等水平,而生活适应处于较低水平.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自评家庭阶层地位、媒介接触、城市经历、相对剥夺感、社区参与、组织支持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有显著性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以西北四省936位新生代农民工的实地调查数据为依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受教育程度、工作单位性质、对居住条件的满意程度、对城市青年的态度和户籍制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的意愿有显著影响,此外,婚姻状况、月储蓄、参加社会保险的情况和原住地经济水平也对新生代农民工迁移城市的意愿具有一定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242份样本数据,从资本和认知的视角出发,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务工动机、农村生活、社会身份和城市生活境遇的认知显著影响其市民化意愿;同时,家庭非农劳动力个数、家乡和家庭的经济水平也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因此,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资本水平和追求个体发展的意识,改善其在城市的生存状况,对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促进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的考察

本文基于全国198个城市的样本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三个维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人力资本中是否参加过培训、培训次数、拥有的技能数以及技术等级四个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的影响。而学历水平没能通过显著性检验。社会资本中的外地同学亲戚数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数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而当地同学亲戚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心理资本中城市归属感、本地人态度、对城市同龄人看法三个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而对未来变化的预期及生活满意度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对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培育要切合其市民化发展的需要,增加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互动,加强对农民工的心理引导,促进农民工实现市民化的心理转变。     

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影响因素——基于武汉市的实证分析

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是影响农民工流动性的重要因素.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农业人口的转变过程中和制定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政策时应当考虑这些因素.本文首先对影响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的因素进行交互分类分析和相关性检验,接着通过相关性检验的影响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通过Logistic回归检验,发现职业类别、收入状况和住房状况对农民工定居城市的意愿有显著的影响;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不显著.     

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抽样调查的结果,探讨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状况及影响因素。本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还没有完全融入城市居民的生活圈,存在着一定的社会隔离。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性别、是否独生子女、城市生活体验、社区参与程度、相对剥夺感对其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感有显著性影响。     

西部城市农民工双重社会适应研究——基于重庆的问卷调查

论文通过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对重庆市农民工城市和农村社会适应状况进行了比较,并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因素。农民工城乡社会适应水平都不高,城市职业适应和生活适应高于农村,农村文化适应比城市文化适应更好。多元线性回归结果表明:教育程度、收入、打工时间、和配偶一起打工、社会剥夺感、政府帮助等对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不同方面有显著性影响。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发展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支新生的社会力量,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在当下新生代农民工遇到的一个棘手难题是如何实现市民化,成为真正的"城市人"。本文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和影响因素两个角度展开,提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可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改革户籍制度、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和人文关怀、适当增加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改善城市居住环境和改变对农民工的片面认识实现。     

农民工留城意愿再研究——基于代际差异和职业流动的比较分析

本文将中国农民工流动特征与新迁移理论相结合,系统分析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内在机理,从代际差异的角度实证检验两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延续与分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更强的留城意愿,但受结构性因素制约,两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职业阶层和职业流动相互作用,职业阶层越高,工作越趋于稳定,农民工越倾向于留城;职业流动次数反向作用于留城意愿。农民工越年轻,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越高,居住条件越好,留城意愿越强。农民工城市社会满意度、生活水平变化、工作认知是影响农民工留城意愿的重要因素。建议建立以均等公共服务为核心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创造更好的就业机会,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就业状况、社会保障与农民工城市间再流动意愿

本文基于浙江省2513个进城农民工样本,应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和社会保障进行分析,并建立有序Probit模型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及不同性别农民工的城市间再流动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就业状况、社会保障对农民工的城市间再流动意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外,家庭结构、流动状况、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也是影响农民工的城市间再流动意愿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的影响存在着一定的性别差异与代别差异。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影响研究--基于四川省1109份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四川省1109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重点探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意愿存在积极影响。其中，人力资本方面，除了文化程度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没有显著关系外，健康状况、技能水平、培训次数及工作经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意愿均有显著影响。社会资本方面，朋友圈范围和从政或从商亲戚数量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意愿有显著影响。     

我国农民工就业代际差异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统筹城乡就业则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结合对成都市农民工就业状况的调研数据,运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分析第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代际差异与相关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两代农民工在职业价值观、就业发展能力和就业质量等方面,既有很大的代际差异,也存在一定的代际传承现象,探讨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的路径选择:构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探讨劳动力市场灵活稳定型就业机制的实现路径;加大对其人力资本的投入力度;促使其实现从"半城市化"向"市民化"的转变;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与求助行为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心理健康直接关系到社会和谐与稳定。本文以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问题与求助行为为研究视角,通过描述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频繁且很少主动求助。基于这一现象,本文进一步采用回归分析考察其心理问题和求助行为的影响因素,并对其进行分性别检验。研究发现,年龄、健康、工作时间、企业管理水平、社会排斥等变量影响显著,且其中一些因素存在性剐差异。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旨在缓解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的若干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分析

本文运用2008年宁波城市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对新生代主体视角下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的现状及影响凶素进行了探讨。分析结果发现：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视角的社会距离建立在融入意愿和排斥预期两个层面基础上；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在增大。社会经济地位、社会关系网络、居住空间和社会文化会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丁的社会距离。要促进新生代农民丁的城市融人，缩短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需要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民、政府和社会等多方行动者的共同努力。     

两代农民工文化适应的逻辑比较与实证研究

两代农民工从乡土社会步入城市社会。不仅要适应城市的物质生活，同时也需要适应城市文化。但是，对于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两代农民工表现出了不同的适应逻辑。第一代农民工以人和土地的直接联系为基础建立了一整套规则。他们步入城市后，跨越空间阻挠，复制和移植了这种乡村规则和文化理念，仍然过着“文化内卷”的生活：而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文化场域之后，打破了人与土地生息萦绕的轮回情结，通过文化适应层面的层层努力，实践中不断反省和试错，获取并内化了城市的文化符号，进而形成了某些惯习，“去内卷化”特征较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