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的释义学与早期海德格尔的实践理论

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里面，实践作为趣向善的人的活动，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它包含了人的生命活动自身的无条件性。但近代以来这种实践理解几乎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经验主义总是从自然的因果联系来解释人的行为，因而不能理解人类实践的目的，先验论的实践哲学则完全抽空了人类实践的历史内涵。海德格尔的此在释义学首先通过对作为此在之在的“烦”的实践性诠释，使人类实践得以进入存在论的基础层面，对古代实践哲学传统的重新阐发才是可能的。这种存在论的实践哲学重新诠释了人的生命存在对于世界意义的基础地位，以及实践自身所应包含的无条件性和丰富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海德格尔的实践理论是对古希腊的实践哲学传统的恢复和重新阐发     

马克思实践观的存在论内涵

本文以实践对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传统的超越为历史参照,以马克思的整体学说为宏观背景,并以对"异化劳动"的个案分析为微观透析点,论证了马克思实践观内在地包含着存在论的维度,并指出这种存在论的内涵主要在于:实践是人的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生存在世方式;实践包含人类各种各样的活动形态,由物质生产实践、社会改革、伦理道德实践、精神实践等多层面、多维度的活动方式组成,可以视作广义上的人生实践;实践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交往的基本方式。     

儒家“中庸之道”生态伦理原则的现代诠释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中庸伦理思想,包含着非常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其主要特征在于推崇中和,中和的天道观是其中庸伦理思想的出发点乃至归宿。人的实践活动要符合自然规律的思想反映了极其浓厚的生态伦理的情怀。本文拟就中国传统儒家"中庸"伦理思想进行分析,认为中庸伦理存在着三大生态伦理原则:即"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根本原则;"应时而中"的生态伦理应用原则;"惜生及民、惜人及物"的普遍关怀的生态伦理的情感原则。     

如何理解葛兰西实践哲学中的“必然性”?

人的能动性与历史的必然性之间的内在冲突构成了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对立,并且导致了葛兰西时代革命实践中宿命论与机会主义的对立。本文通过讨论葛兰西实践哲学的内涵,立足于葛兰西对必然性的独特理解,试图以葛兰西的视角来审视"改变世界如何可能"的问题。葛兰西通过对李嘉图的经济学理论中所谓的"假定……"逻辑的重新解读阐发出一种保持了偶然性维度的必然性,从而给予改变世界以现实的可能性。葛兰西的必然性符合人构造历史的行为的特殊性,即历史的必然性由人的行动所诠释,而人的行动仅仅是一种趋向,其中充满了可变因素。但在行动过程中,这些可变因素"被假定"为必然性的构成。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正是在强调历史必然性的基础之上,通过恢复这种必然性的"假定"的前提而同时保持了人的能动性。     

论实践智慧

实践智慧以观念的形式内在于人并作用于实践过程,其中既凝结着体现价值取向的德性,又包含关于世界与人自身的知识经验,二者同时又渗入人的现实能力。以成己与成物为指向,实践智慧融合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体现了说明世界与改变世界的统一。在制约和作用于实践的过程中,实践智慧既渗入了"应当做什么"的价值关切,也包含"应当如何做"的理性判断,既涉及"是什么",也关乎"怎样做"。基于"度"的观念,实践智慧一方面注重度量分界,另一方面又审时度势,由此沟通普遍的理论引导与具体的情境分析,从而展示了独特的方法论趋向。作为德性与能力的统一,实践智慧以实践主体的存在为本体论前提,内在于人并与人同在。可以看到,在实践智慧中,价值取向、知识经验、行动方式、存在规定彼此交融,形成为统一的观念性形态并凝结于实践主体,它在赋予智慧以实践品格的同时,又使实践获得了智慧的内涵。     

响应西方:中国古代哲学概念在“反向格义”中的重构与意义迷失——以严复气论为中心的讨论

近代以来,用"反向格义"(reverse analogical interpretation)方法来研究、诠释中国本土哲学,严复是代表性人物之一。严复认为中国之所以一直没产生"精深严确之科学哲学",其奥秘就在于本土文化的概念、范畴存在着"含混闪烁"之逻辑缺陷,缘此,严复对中国传统气概念进行了颠覆性的诠释与重构。"气"嬗变为一有重量的、有广延性的、细微的物质基本粒子。中国古典气论中的"含混闪烁"之逻辑缺陷,终于得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超越。但是,严复赋予气一些可用科学实验手段获得的物质性质,其逻辑内涵越来越确定、逻辑外延越来越稳定,气也因此逐渐嬗变为某种特殊的、具体的存在。严复"格义"和"汇通"之后的"气"已非宇宙本原,也并未"西化"为黑格尔哲学意义上的"纯粹概念"。     

“咏史”界说述论

在中国这个诗的国度里,诗与史的结合,年代既久远,方式也不一,呈现出咏史、怀古、咏怀和史诗等形态各异的名目。通览古今"咏史"界定诸说可以发现,古人的界定大多针对具体作品对"咏史"或"怀古"进行简单释义,今之研究者均以"歌咏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为咏史之最本质特征,咏史和怀古二者之间难以明辨。考察咏史诗在历史上的客观存在状态和诗人的创作实践,重新审视咏史之"史"的具体内涵和外延之后,以"历史信息载体"为触媒的众多诗歌便汇为一体,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中咏史这一重要诗歌类型。     

把系统观点和矛盾观点结合起来

近几年来,哲学界不少人主张把系统等科学范畴上升为唯物辩证法的哲学范畴,一般都着眼于这些范畴的普遍适用性。这当然是对的,但嫌不足。不是任何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范畴均可上升为唯物辩证法的哲学范畴,而只有既具有普遍适用性,又具有唯物辩证法的范畴,才能进入哲学范畴的体系。就系统这个范畴来说,要真正成为哲学范畴,关键是要把它同矛盾观点结合起来,以充分揭示其辩证性内涵,以便与普通系统论的系统范畴相区别。     

由“神”到“人”的英雄人生——论新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的英雄形象

新时期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在中国新时期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所塑造的英雄形象出现了由"神"到"人"的转变,表现出一种"向内转"的写作态势,对于英雄形象的最终结局实现了"悲"与"喜"的置换。这种对革命人物形象的描写转变体现了从不同的价值取向塑造出不同类型的英雄形象的书写趋势,表现出文学创作价值取向多元化的新趋向,可以说正是流贯其中的新时期文化意蕴和时代精神内涵的体现。     

论革命历史书写文本中的“人学”意识

革命历史书写是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主流叙事。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革命历史书写对于"人"的写作态度,既反映了主流意识形态在不同的文学历史阶段所持的文学观念,也历史性地述说了中国当代文学在"人学"思想上的递进演变与不同的时代特征。从十七年革命历史书写对人性的轻视,到文革政治化语境对人性的践踏,再到新时期文学所表现出的人性的复归,从中可以分明地感受到文学"人学"精神的顽强生命力。     

中国共产党思想纯洁性的历史逻辑与现实观照核心探究

以中国共产党保持思想纯洁性的历史逻辑为主题,探讨与其思想纯洁性相关的问题。以"探本求源"的方法,对中国共产党保持思想纯洁性的内涵及其界定做了简要的概述,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保持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纯洁性的理论建设、中国共产党对其理论的发展等方面进行了具体说明,并从历史的角度深入探析,进一步结合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对中国共产党思想纯洁性的现代性境遇进行了讨论。让广大党政干部实践群众路线,并全面开展反腐治理,保持和维护党的纯洁性。     

章学诚“史意”说考辨

章学诚史志理论的核心是"史意"。由于章氏生前未对"史意"这一概念作过明确的诠释,导致后世学者对此争论不休。学界之所以在这一问题上长期达不成共识,症结在于学者们从概念到概念的求证方式,即只在章氏有关史意的某些字句上做文章。若将章氏有关"史意"概念的论述,与其史志理论及其修志实践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即从章氏之历史编纂学、史学评论、修志实践和校雠学等四个方面,对此问题加以相互印证和深入探讨,不难得出章氏"史意"特指内涵乃是探索事物发展过程中规律性认识的结论。     

佛教中国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启示

从文化学的视角来看,佛教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共通性。二者本质上都牵涉到外来文化在中国传播、扎根、流变,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激荡、涵摄、交融,并在逐渐适应中国特殊实际的基础上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的问题。因此,回顾佛教中国化的历程,总结其中规律,可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提供重要的历史启示。本文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中国传统文化能否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进程中达成"视界融合"、外来文化成功实现中国化的条件和环节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对异化范畴哲学内涵的几点分析

异化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它从应然的层面描写了商品社会产生以来人类社会普遍出现的一种历史现象。它以人的问题为中心,反映了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以哲学的反思性和前瞻性特点为起点,展现了哲学的批判思维方式,体现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环境法中的“公害”:历史和比较的视角

"公害"一词虽然在我国环境法律文件中一直使用,但是其具体含义却从未在法律上得到明确界定。从历史和比较的视角,本文考察了"公害"一词的起源以及公害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进而发现公害制度所体现的被动应付式的环境保护理念已遭普遍摒弃,以制定法为主体的当代环境法体系已经形成。鉴于"公害"一词的环境法含义已被当前国际上普遍使用的"环境污染"概念所包含,笔者认为我国环境法律应该废弃"公害"一词的使用。     

对陈寅恪史学“真了解”精神与方法的新解读——兼论陈寅恪的“通识”思想

陈寅恪史学"真了解"的精神和方法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以"通识"求得对各种史料价值的"真了解";二是参证各类史料求得对史实的"真了解";三是主张以"通识"求得对社会历史的"真了解"。陈氏能很好做到史学"真了解",在于主张历史研究必须具备"通识",即,从文化和民族的高度来研究中国历史,要坚守中国文化的精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史学思想和实践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开辟了新道路。     

理雅各《诗经》英译本所绘夏商周三代社会图景

理雅各《诗经》英译本,从宗教、政治、婚姻等若干方面,描绘出了中国夏商周三代社会图景。在19世纪中后期的特定时代背景下,理雅各向中国人提供了新的思想观念与新的理解方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应充分肯定理雅各《诗经》英译本的思想价值。然而,理雅各《诗经》英译本给出的夏商周三代社会图景,无论在"忠实地反映"方面,还是在"艺术地再现"方面,都还存在一些问题。问题主要来自理雅各对《诗经》原著的理解和诠释。中学与西学的差异,构成了理解和诠释的障碍;而文化的认同在更深的层面上影响着理解和诠释。理雅各的《诗经》英译本带着传教的企图,夹杂着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因子,这是我们在评价其思想与学术价值的时候需要仔细分辨的。     

中国共产党民主话语建构及其变迁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的基本内涵与实践路径的认知是存在差异的,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民主话语体系。从整体意义上讲,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建构了两种不同的民主话语体系:一是"革命"民主话语,从理念一价值逻辑来看,它主要着眼于民主与专政的关系把握民主要义;从实践逻辑来看,它基于"革命一政权"思维框架来探索民主的现实路径。二是"建设"民主话语,从理念一价值逻辑来看,它主要着眼于公民权利、个体自由解放诠释民主内涵;从实践逻辑来看,它基于"发展一治理"思维框架来推动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民主话语呈现出从"革命"到"建设"的历史性变迁。     

道与势:传统史权与君权的紧张

与西方古典史学相比,中国古代史学家似乎更强调"史"的终极裁判权力。在中国传统史家的观念中,始终存在一"史权"的观念,认为"史"不仅代表着公正,代表着最高道义的裁决,而且体现着一种能够"贬天子,退诸侯","与天与君并",制衡君主威权的力量。这种史权的观念,一方面来自于"巫史合一"的早期史官的文化形态,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历史理性下对于"不朽"的理解和价值追求。这种对史的权威的强调,除了构成中国古代史家自律的责任意识外,也透露出在那个时代,"史权"与"君权"之间,即"道"与"势"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而一部中国传统史学史,在一定意义上,也展现为一部专制政治与"史权"此长彼消的历史。     

何为中国哲学——关于如何理解中国哲学的若干思考

如何理解"中国哲学"与如何理解"哲学"无法分离。哲学作为智慧之思不同于特定的学科,但近代以来又获得了某种学科性。同样,对性与天道、成己与成物的无穷追问,赋予中国哲学以不同于具体知识领域的深沉内涵,而当这种追问被纳入作为现代知识谱系之一的哲学史并成为其考察对象时,它同时也被赋予了某种学科的形式。作为历史中的哲学,中国哲学既表现为在历史演化过程中逐渐凝结的不同哲学系统,并相应地呈现为可以在历史中加以把握、考察的对象,又是在历史过程之中不断形成、延续的智慧长河;前者使之具有既成性,后者则赋予它以生成性。就中、西哲学的关系而言,中西之辩不仅是空间性、地域性的问题,而且更内在地隐含着时间性、历史性的内涵。中国哲学在当代的延续与近代以前的不同在于:它同时也是中国哲学不断参与、融入世界哲学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