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婚”与“跨省婚姻”:打工青年婚恋选择的比较研究

本文对当前我国农村出现的打工青年的"闪婚"与"跨省婚姻"两种婚恋模式的现状、发展、基本特征进行了比较,并从婚恋选择中的利益相关主体的角度对两种婚姻模式的发生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闪婚与跨省婚姻作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民工选择的婚恋模式,有逐步增加的趋势,两者的基本特征既有差异也有共性。而从其发生机制来说,闪婚与跨省婚姻都彰显了打工青年面临的结构性婚姻选择困境,以及代际之间、性别之间对于婚姻意义中的情感性与功能性的偏重有所差异。婚姻中的情感性与功能性的权衡型塑了打工青年在"闪婚"与"跨省婚姻"之间选择的钟摆现象。当下,应当重塑婚姻本身所应该具有的情感性与功能性的双重价值意义,对打工青年进行适当的引导以减少这两种婚恋模式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在现代与传统之间：青年农民工“闪婚”的行为框架——以皖北Y村为个案

本文通过实地调查获取大量的田野资料，对当下Y村外出青年群体中普遍存在的“闪婚”模式予以揭示和全面呈现，经由当地人鲜活的讲述和故事来透视当地人的婚姻观念和婚恋实践．力图全面呈现当地青年农民工“闪婚”模式中，当事人、媒人、父母角色的变迁，指出“正统”的“闪婚”框架对自由婚恋强大整合消解能力，及“闪婚”与传统婚嫁形式的承续关系，继而清晰全面的洞悉闪婚这一婚恋模式的实践背景及其在传统与现代框架内的运作逻辑。     

农村“闪婚”现象及其村庄社会基础

闪婚是近年来农村青年婚恋领域的新现象。本文考察了闪婚现象在农村的现状、发展过程,分析了农村闪婚现象的基本特征,重点对闪婚现象的村庄社会基础进行解析。认为,当下农村婚恋观念的变化是闪婚现象出现的内核,婚姻的高价市场和传统观念的演进与互融共同导致了农村闪婚现象的不断增多。     

闪婚-闪离：农村青年的婚姻异化及其社会基础——赣南B村的新型婚姻模式

传统婚姻模式与家庭和村庄稳定的具有密切的关系,因而围绕婚姻模式形成了诸多的支持机制。而在打工经济引起青年农民大量流动的背景下,村庄与家庭结构发生了迅速的变迁,农村青年的婚姻支持机制逐渐走向衰落。本文分析了赣南B村的“闪婚”与“闪离”现象,探讨这种婚姻模式在宗族性的村庄是如何可能的。当传统的婚姻支持机制逐渐走向瓦解,农村青年的婚姻得不到支持与整合．在“闪婚”这一新现象之后,随即走向“闪离”,农村青年则在面对自身婚姻时感到了无奈和无力感。     

从招郎到“两头住”:招赘婚姻变迁研究

通过对湘北夏村的数据统计和个案访谈,研究发现夏村的招赘婚姻在2000年以后迅速衰落,新型的"两头住"婚姻模式大量出现。"两头住"婚姻模式具有提高赘婿地位、兼顾双方父母、代际关系柔和、家庭关系和谐等特点。在村落社会中,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女性婚姻自主权、子代和父代的理性考量等因素共同促成了招赘婚姻的以上变化。文章最后对学界观点进行简要讨论和回应,期待对招赘婚姻变迁有一个更为深刻的理解。     

流动人口的离婚风险:代际差异与影响因素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已成为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人口流动造成的亲子分离、夫妻分居不利于婚姻稳定和家庭发展。文章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江苏省数据,运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流动人口离婚风险的代际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表明流动人口的离婚风险呈现双峰结构特征,离婚风险有代际递增趋势。其中1960年前出生队列的流动人口离婚风险相对较低,未出现明显的"倒U型"特征。1961年至1980年出生队列的流动人口离婚风险存在时间滞后性是造成流动人口离婚风险双峰特征的主要原因。1980年以后出生的流动人口离婚模式表现出"闪婚闪离"的特征。在影响流动人口离婚风险的因素方面,婚后夫妻双方共同流动显著地降低了离婚风险。流动距离对流动人口离婚风险有强化作用,证实了家庭对婚姻的约束作用随流动距离增加而降低。子女因素和核心型流动家庭结构对流动人口离婚风险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抑制作用随着代际兴替而增强。为了维持婚姻稳定,年轻一代流动人口更加重视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实践和婚姻在维持家庭功能完整性方面的作用。     

农村不同婚姻形式下家庭财富代际转移模式的初步分析

本文应用父母投资回报假说 ,利用湖北省松滋的调查数据 ,分析了农村不同婚姻形式下家庭代际财富转移的模式及其形成机理 ,揭示了婚姻形式与家庭财富代际转移模式的密切关系 ,说明了招赘婚姻在农村家庭养老方面的积极意义。     

乡土社会中的“女儿养老”：实践机制及其效果——基于鄂中L村的调查

农村女儿在赡养老人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具有与儿子一样的正式身份。本文通过对一个个案村庄的深入分析,发现婚姻和养老存在直接的关系,招婿婚姻是确立女儿养老正式身份的仪式过程．是实现女儿家庭养老功能的重要手段。通过招婿婚姻建立的家庭形成以女儿为中心的家庭权力结构．代际关系实现了相对均衡。在村庄中建构起女儿养老的强大伦理,足以与传统的儿子养老相抗争。     

新生代农民工婚恋模式初探

本文通过对比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的不同,分析婚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性,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从婚恋观念、婚恋行为、以及婚恋影响因素等三个侧面建构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模式。依据调查数据资料,归纳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模式特点。同时把个人背景与流动经历作为解释变量,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探寻新生代农民工婚恋模式的影响因素。最后提出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婚恋模式的建议。     

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代际关系的变迁

通过对全国几个村庄的田野调查,探索当前中国农村代际关系的变迁。在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行为不再具有兼业性质,而具有职业性质,农村出现结婚即分家、自己养老、隔代抚养等新的代际规范,表现为失衡的代际关系。这可称为代际关系的辅助模式,是亲代尽一切努力辅助子代向城市移民,人口和生产的再生产在农村和城市两个不同的空间完成。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和传统家庭伦理本位的价值观在共同形塑着代际关系的辅助模式。     

代际支持的家庭主义基础:独生子女改变了什么?——基于内蒙古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家庭主义是反馈式代际关系的文化规范基础,强制性约束因素和自主性弹性支持因素构成了家庭主义的两个主要维度.本文利用问卷调查资料对家庭主义各要素的影响情况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家庭主义有利于提高亲代家庭获取照料资源的机会,但是作用方式在独生子女与多子女家庭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家庭主义对代际关系的影响正在从以约束性为主的模式转变为以弹性支持为主的模式,逐渐演变为一种非规范性的、非刚性的、以子代和亲代资源、需求状况为基础的互动模式.家庭人口结构和外部社会经济条件所导致的资源结构上的变化为家庭主义的变迁提供了可能条件.     

社会转型视角下的家庭结构和代际居住模式——以上海、浙江、福建的调查为例

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我国家庭结构和居住模式正在发生显著变化。本文从社会转型出发构建的研究框架将影响因素归纳为思想观念和生命历程,思想观念的传统性和现代性互相制衡,形成了传统与现代交织的代际居住模式。本文利用"家庭动态调查"数据,构建序次Logistic模型,分析社会转型视角下的思想观念转变对当前中国家庭结构和代际居住安排的影响。结果显示,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家庭结构正发生显著变化:核心家庭比例下降;直系家庭、单人家庭、空巢家庭比例提升。从代际居住模式来看,传统性使得父母依然倾向于跟儿子居住,但子女与父母的居住距离变远;现代性(都市化生活和受更高教育)又使得父母与子女的居住距离远离;父代和子代的需求使得不同生命阶段的代际居住距离缩小。总体来说,家庭结构和代际居住模式的变迁使得家庭功能减少,家庭养老正因此面临着危机。     

初婚年龄变迁的稳定因素——基于代际传递视角的实证探索

中国人口的初婚年龄呈现出明显的推迟趋势。推迟的原因是“促使变化”与“保持稳定”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现有研究对后者的关注相对缺乏。从代际传递视角出发,利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初婚年龄变迁的“稳定因素”进行实证探索,以事件史分析为主要分析方法。研究发现：初婚年龄存在显著的代际影响,但父亲与母亲的影响存在差异。父亲初婚年龄显著影响子女(特别是儿子)的初婚年龄,呈现出代际传递特征;但母亲的初婚年龄无显著的独立影响,且不因子女性别而变化。除了差异,父母间的代际影响又彼此联系,父母初婚早晚的一致性较高,如均为早婚或晚婚,则代际传递影响会更加明显。进一步将代际影响置于宏观环境中发现,当父亲初婚年龄与周围他人的平均初婚年龄差距较大时,父亲的代际影响更为凸显。初婚年龄的代际传递体现了父母及家庭对于个体婚姻行为的重要意义,可视为初婚年龄变迁中重要的“稳定因素”。推而言之,代际传递影响可为进一步分析我国婚姻家庭变迁中变化与不变共存的现实提供解释路径和分析视角。     

城市化背景下农村老人利他型自杀的形成机制分析——基于鄂中地区S村的个案研究

基于鄂中S村实地考察发现,当地出现了突出的利他型老人自杀现象.文章力图揭示出老人利他性自杀行为的形成机制.研究认为,利他型自杀现象的产生,与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当地存在的巨大进城压力有关,进城成为评判村民家庭村庄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准.进城压力通过村庄竞争进入村民家庭内部,沿着代际关系纽带向上传递,并为老人所感知.他们通过积极参与家庭经济生产以及尽可能降低消费支出的方式来将生命的经济价值最大化,进行资源的向下积累.自杀是他们纯粹沦为子代家庭负担时主动选择的结果,是支持子代进城逻辑的延续.浓厚的代际责任是老人利他型自杀行为产生的伦理支撑,他们生命的超越性意义和价值是在"恩往下流"的生活实践链条中实现.     

深入推进“阳光计生行动”规范化管理

吉林省人口计生委在开展"阳光计生行动"中,始终坚持以深化"阳光计生行动"、打造"诚信计生"为主线,以政务公开、民主评议、社会监督为重点,全面提升"阳光计生行动"规范化管理水平,推动系统政行风建设。省人口计生委连续多年在省政府组织的政行风评议中被评为"群众满意单位"。坚持统一部署坚持合法性、系统性、及时性和求实性的原则,全面规范人口计生政务公开、民主评议和社会监督工作,逐步     

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间代际关系的类型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作为老人晚年生活质量重要评价指标的家庭代际关系正发生着变化;同时,受传统家庭孝文化的影响,我国家庭代际关系的模式可能与西方家庭文化背景下的代际关系模式有所区别。基于此,本研究借用代际团结理论的六大维度,利用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2012年试调查数据和探索性的潜变量模型,分析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间的代际关系类型。通过比较几大类别模型的拟合指标,本研究发现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之间的代际关系类型主要分为紧密型、奉养有间型、疏远型三类。其中,接近1/3的代际关系为紧密型,超过一半的样本属于奉养有间型,1/10为疏远型。与以往研究对比发现,紧密型和疏远型分别为我国家庭代际关系的主要模式和稀有模式。但与传统孝文化下的同住奉养代际关系模式相比,奉养有间型的出现表明我国的家庭代际关系模式正在发生着变化,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间的代际关系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成年子女既要遵循孝敬老人的传统文化,又想保持隐私、独立和个性发展,因而与老人分开居住。相关部门应根据家庭代际关系的模式制定促进紧密型与减少疏远型的公共政策,采取措施弥补奉养有间型模式下家庭照料的不足。     

年轻人家庭观念的传承与变化——基于代际差异的测量与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家庭观念是维系家庭及其功能运行的文化基础,是塑造家庭成员人格、价值观及家庭资源分配原则的内应力。但是家庭观念并非一成不变,会随着时间和家庭的每一个新发展而发生演变。因此,家庭观念的代际差异既是家庭变迁的重要表征,也是衡量家庭变迁发展方向的关键维度。本文基于河南、山东和天津三省五市的1 077个样本,运用“传统-现代”和“家庭中心-个体中心”二元分析框架创建并检验用于测量中国情境下家庭观念的5级李克特量表,分析处于已婚已育生命周期阶段的受访者在家庭观念上的代际差异。本土化的家庭观念量表具体由赡养观、对后代责任观、代际平等观、家庭-个人利益冲突和孝道观这5个维度构成。统计结果显示大部分样本对传统的家庭观念仍具一定程度的认可度,但是与年长一代相比较,年轻人对传统家庭观念的传承与变化的分野非常明显,主要表现为年轻人较好地传承了向上的代际支持观念,孝道观和赡养观在代与代之间保持了较强的稳固性。但是年轻人在后代责任观、家庭利益优先等观念上更为弱化,更加追求代际平等和个人利益。对于处于已婚已育生命周期阶段并有多个家庭角色主体体验的青年群体,在保留了较强向上代际支持意愿的同时,更加崇尚个人意志和个体自由。     

家庭结构、代际关系与老年人赡养——以安徽薛村为个案的考察

本文以薛村为个案。认为当代中国农村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小型化特别是老年空巢家庭或者单身老人家庭的核心化带来了家庭养老的困境，家庭结构核心化趋势是代际关系变迁的某种外在表现形式。原有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变迁成为家庭结构与老年赡养变化的主要原因。短时间的理性的代际平衡并不是建立在代际双方共有认同基础之上的．老年人仍然以长时间的道德与感情的互惠模式考虑与子辈之间的关系。但是子辈却愈发用现代的理性方式考量代际关系。赡莽老人的动力不是来自于生我养我的父子之恩情。而是一种与市场交换形式相类似的有来有往的给予方式。家庭养老模式的内涵和原则产生的变化使得农村老年人生存状况下降．在此之中国家成为老年人所期盼的救济对象，但国家的有限资源无法对老年人实施全面的救济。改善老年人生活仍然应以原来的家庭养老模式为基础。并且对之加以外部制度建设和内部社会化机制的完善。     

婚姻的教育匹配:50年来的变迁

文章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研究1949～2000年50年来婚姻教育配对程度变迁和模式的变化,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后教育匹配的同质性上升迅速,其主要原因在于"跨层"婚配的难度的上升和对角线模式的强化.这暗示着在社会结构激烈变动分化的转型社会,在市场不确定性的压力下,择偶模式发生了同质性回潮.     

婚姻支付对农村夫妻权力的影响:全国百村调查的发现

本文基于2014年全国九省百村的"婚姻迁移与农村女性发展"专项调查数据,通过对资源理论进行拓展和本土化来定量分析婚姻支付对农村地区夫妻权利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婚姻支付和夫妻权利存在地域差异;以婚姻支付为代表的婚前资源对农村家庭中夫妻权利有显著影响,嫁妆相对于彩礼的水平越高,婚后非男权的发生概率越大;夫妻相对收入、相对持家贡献和妻子行为自主权也对夫妻权利有一定的影响;随着时代变迁,农村夫妻权利模式逐渐趋于非男权化,但是夫妻权利在婚姻缔结时就已成较为稳定格局,女性婚后通过个人资源提升权利的空间变得较为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