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城市居民社区意识比较

根据理念的不同,社区建设可分为功能性社区建设和规范性社区建设,二者差异的重要体现是社区意识维度的不同。基于中日城市社区的个案比较,探讨中日城市居民社区意识的表现特征。研究表明:中日城市居民在社区意识表现上既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日本城市社区主要表现为"规范性"意识,社区重在"人-主体"的建设,而中国城市社区主要表现为"功能性"意识,社区重在"物-空间"的建设;形成二者差异化表现的社区因素主要包括中日城市的社区建设基础、社区结构变动以及社区教育理念的差异等。在中国城市社区建设"重功能而缺规范"的当下,日本城市社区建设的实践路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问题的探讨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得到迅速发展.但是,一直以来居民社区参与成为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薄弱环节.本文着重对我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对城市社区建设的意义、居民社区参与存在的主要问题、形成原因和解决途径进行了探讨.     

实现辽宁省城市社区民主建设的路径选择——以沈阳市社区为例

"沈阳模式"的新型社区管理模式已经推广到辽宁省各城市社区。尽管"沈阳模式"在民主建设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本文通过对沈阳市十几个城市社区的调查访谈,提出解决社区民主化问题的方案,探寻辽宁省城市社区民主建设新的发展路径。     

社区协商议事的本土实践及其反思--以上海市普陀区“同心家园”建设为例

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项制度性革新,社区协商议事有助于推动一元化、集中式、单线条社区管理向多元化、分散式、网状化社区治理转型,对于协调各方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拓宽居民社区参与渠道、提升居民满意度和获得感具有重要意义。反思西方理论话语中"公共协商"的价值倡导,中国城市社区协商能否迈向基于公共理性而展开的持续互动?基于上海市普陀区"同心家园"建设过程中社区协商议事的本土实践,在分析社区协商的内涵与特征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城市社区协商对于社区治理转型的意义,以"动态化"视角审视重塑多元主体,规范社区协商内容,搭建社区协商议事平台,理顺协商流程,处置协商结果等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的程序和技术,并指出当前中国城市社区协商面临的诸如公共性缺失、价值观碎片、阶层差异等现实挑战。     

我国六十年城市社区建设历程、脉络与启示

纵观建国以来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历程,在时间维度上经历了政权重建时期、"单位-街居"制时期、社区服务时期、实践探索初期、实验探索时期、示范推进时期、深化提升时期,内在的体现着社区建设的地位从"拾遗补阙"到"发展战略"明显提高、建设内容从"社区服务"到"社区建设"逐渐完善、建设主体从"政府行动"到"社会参与"日趋多元、建设重点从"硬件设施"到"管理体制"开始转换、建设决策从"被动回应"到"主动筹划"日益自觉、建设策略从"实验示范"到"全面推进"的发展脉络。此历程与发展脉络渗透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在建设目标、动力来源、主体间关系、建设内容与建设路径等方面正发生着从外生型社区建设到内生型社区建设转变的基本特征。     

幸福广东建设背景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聚居社区精细化“智”理研究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聚居社区是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必然产物,幸福城市建设是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与城市发展的必然要求。广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聚居社区与幸福广东建设在其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聚居社区应按照幸福城市的标准进行精细化"智"理,推进幸福广东建设进程。     

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城市社区建设的思考

加强城市社区建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内容,是今后20年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基本保证。在城市社区建设中,应认真学习和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抓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主题,不断推动社区建设的观念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和理论创新,把社区创建与社区规划结合起来,把政府职能转变与社区自治结合起来,把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与社区运行机制结合起来,把社区建设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结合起来,努力开创社区建设的新局面。     

现代城市社区精神的价值发现

"社区"这一社会学概念范畴的重新发现,为现代社会发展上一个新台阶提供了某种制度结构和价值规范的支持.城市社区不仅强调自助、参与、合作,更注重于培养社区情感、凝聚力、归属感,同时发挥服务协调功能,提供非营利性社区保障和福利服务.社区精神的价值发现对当今中国城市社区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民间组织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作用 ———政府与民间组织互动关系分析

文章通过回顾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变革,阐述了民间组织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并分析它与政府在社区治理中互动关系的变化———由被动性互动向主动性互动转化。民间组织逐步成为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     

内生型城市社区建设主体的行动机制

城市社区建设模式的选择是理论建构和现实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基于我国国情和社区建设实践,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未来理想图景是内生型城市社区建设模式。未来的内生型社区建设模式下,存在着党、政府、社会、市场和居民五大主体,实践中需要在有效整合社区利益的前提下,构建政府与社区间平衡与协商关系、政府与社会组织间伙伴与共赢关系、政府管理与居民自治间互补与互限关系为框架的社区建设主体行动机制。     

中国城市社区自治的梗阻及其消解——以沈阳市7个社区为例

以沈阳市7个社区自治为例,剖析了中国城市社区自治梗阻表现为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成分复杂,自治合力难以形成;基层党组织在社区自治中发挥作用不均衡;自治组织的发育不健全;各社区间居民自治水平差距较大;社区自治资金分配"马太效应"严重。政府行政性事务施加过度、党员地区分布不均衡、自治组织管理不规范、自治领导者能力参差不齐、居民社区归属感不强等导致了社区自治梗阻。从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基层党建工作,培育群众骨干,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制定社区自治资金分配整体规划等角度提出了消解城市社区自治梗阻的措施。     

城市“社区社会需求”整合:一个重建社区公共性的分析

社区异质性、社区公共性与社区整合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本文关于城市社区有效治理的中心命题。文章通过实地调查,分析了城市社区异质性增长和社区公共性衰减现象,回答了以重建社区公共性来促进社区社会需求整合、构建社区有效治理的方向与可能。研究结论认为,市场化、城市化和"单位制"衰微是城市社区异质性增长与社区公共性衰减的三个重要机制。社区异质性在宏观上呈现为社区社会结构的差异、在微观上呈现为社区社会需求的差别。同时,社区异质性弱化了社区公共性,使社区呈现出明显的"原子化"和"隔离化"状态,威胁了社区整合。因此,重建社区公共性是整合差别化社区社会需求、防止社区"原子化"和"隔离化"状态的关键。重建社区公共性意指建设社区多元主体或社区居民的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共识和认同感,社区公共性是一个社区中多元主体共生共处的公共价值,是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相互承认彼此间差异并能一致行动的合法性基础,是对社区居民具有一定规范性和约束性的公共规则,也是城市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动员不同主体参与社区建设的内生动力。文章从公共价值、公共规则、公共空间、公共参与和公共服务的维度讨论了重建城市社区公共性的出路。     

从“四个规范”入手提升社区建设水平

浙江省义乌市从2001年组建第一个城市社区居委会起,截至2012年2月底,全市共有36个城市社区。近几年来,义乌市委、市政府始终把城市社区建设作为构建和谐义乌的基础工程和民心工程来抓,从做好"四个规范"入手,努力提升城市社区建设水平。规范社区工作队伍管理统一社区工作者的招聘。社区工作者的招聘人数由街道向市社区建设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提出申请,经市社区建设协调小组办公室核定后,招聘录用工     

城市社区建设的基本命题及其反思

"社区是地域性社会实体"和"社区是全能的"是存在于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实践和理论中的两个基本命题.由于现代性的冲击,上述基于传统社区而形成的两个基本命题丧失了现实性.场域论社区研究范式认为,社区是发生于地域性社会内的不同利益群体协调起来、解决地方性集体问题而形成的行动场域.该理论准确地把握了现代城市社区的本质和形态,对建构我国社区建设理论具有基础性的指导意义.     

从社区归属感看中国城市社区建设

社区作为中国城市社会中一种新的社会基本组织形态,已经逐渐被广大市民所普遍认同和接受,成为中国城市社会再组织和城市居民再社会化的工具与载体。其中,居民的社区归属感是决定社区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前提,而社区满意度是影响社区归属感的最重要因素。因此,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努力提高居民的社区生活质量,不断提升人们在社区生活中的满足感,以此促进社区的整体进步。     

专项资金“有保障”“用得好”“不乱用”

在基层组织建设年活动中,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建立了"社区为民办实事专项资金"和"社区建设专项基金"制度,着力提高社区党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和引领力,不断巩固党在城市基层的执政基础。一是广开源头,确保经费"有保障"。按常住人口2万人以上的城市社区不低于10万元/年、2万人以下的不低于     

我国城市社区福利发展的模式选择

本文首先对城市社区福利和社区福利模式等概念进行了界定,并从分析国外社区福利模式入手,通过阐述几种代表性社区福利模式在中国社区的适用性,结合中国城市社区发展现状,试提出一种新的城市社区福利发展模式———市场偏重型社区福利模式,并着重论述了我国市场偏重型社区福利模式建立的现实基础、总体目标、具体目标和任务,以及政府、市场和社区在社区福利建设中的职能和地位。     

民生本位时代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社区文化建设是城市社区建设的灵魂。长期以来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缺少文化内涵、呈现低层次运作状态的主要原因,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区管理"政社不分"、权责不明;社区自治功能缺乏、居民参与意识淡漠。而由"全能型"政府主导下的社区文化建设,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外在的"形象工程",缺乏社区文化建设内涵式发展中所倡导的"人文精神"。民生本位时代,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应本着"以人为本"、社区参与和民主自治的内涵式发展理念去指导其实践,才能将这一"文化惠民工程"真正回归于社区本位,服务好社区民众。     

社区自组织机制的发展及其在当代中国的意义

社区自组织机制自社区产生后就存在了,工业化、城市化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社区自组织机制经历了一个发展和演化的历史过程.在"全能政府"失败与"万能市场"失灵并存的背景下,社区自组织机制日益为人们所重视.社区自组织机制的发育对转型时期中国的社区建设以及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社区整舍机制由以"他组织"为主导向以"自组织"为基础的转变,不仅是社区内源、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微观基础.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社区文化的功能分析

我国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是城市社区文化兴起的重要背景,反过来社区文化对推动城市化的进程又具有重要的功能,这种功能主要体现在社区文化对"城市人"的塑造以及对"城市人"的社会交往、自由创造、自我发展等更高层次精神需求的满足上,在城市化发展中必须摆正社区文化建设的位置,力求城市化与社区文化建设的协同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