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粮安”视域下加强生物安全保障体系建设研究

生物安全已成为一个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保障生物安全对于保障国家总体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对于保障大国粮食安全更是至关重要。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一系列生物安全事件,给农业粮食产业带来了重大灾难。我国作为一个农业粮食大国,具备多种优势条件,但是保障"大国粮安"仍然面临重大挑战。尤其是农业粮食生态系统在多种干扰压力下严重退化,大量外来有害生物入侵,农业粮食生产面临的生物安全风险尚未得到人们充分重视。为此,必须敲响警钟,采取必要措施,建立并完善生物安全现代治理和保障体系,把农业粮食生态安全系统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强化农业粮食生态安全体系保障,把"大国粮安"建立在牢固的生物安全基础上。     

生物安全的哲学审视

全球化将我们抛入一种全新的生存境遇之中,在物质生活日渐丰富的同时,生物安全问题也日渐凸显。揭示生物安全隐患,探寻保护生物安全的可能路径,从而引起人们对存在以及如何存在的反思。     

论生物安全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则建构

生物安全损害具有高风险性、潜伏性、非对称性、利益复杂性等不同于传统损害的特点,愈发成为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生物安全损害赔偿责任是风险社会背景下为回应生物安全损害的特殊性而出现的新型侵权责任类型,是生物安全管理中的重要内容,但其规范基础较为薄弱,需要基于生物安全法治的现实需要不断完善。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之平衡、技术发展与风险规制之协调,为生物安全损害赔偿责任制度提供了法理层面的正当性基础。《民法典》中关于产品责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以及高度危险责任等侵权责任的规范依据可为生物安全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则建构提供参考,国际法规范与实践、典型国家的立法及其实践亦可供借鉴。为此,应遵循责任分担原则确保赔偿责任在法律主体间的合理分担,以风险预防和合理分配为依循确立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基于生物安全损害的特殊性明确责任的构成要件,并通过责任限制协调价值张力与冲突,进而实现生物安全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则优化。     

我国转基因农产品贸易管理体制的不足与完善

我国转基因农产品贸易立法较晚,尚未完善。在管理体制方面,存在着各监督机关之间缺乏统一协调和监督、监督管理松散、缺乏安全评价统一标准和技术支撑体系、资源配备不足等问题。所以,应从高层次上制定一部生物安全法。建立一个能够统一协调、迅速决策的管理体制,建立完善安全评价制度、检验检疫制度,建立跟踪检测和监督报告制度、公众参与制度等,以此来规范我国转基因农产品贸易的安全有序进行。     

新西兰生物安全保障实践对我国生物入侵立法之启示

本文通过对新西兰生物安全框架优缺点的考察,旨在扬长避短,对中国生物入侵立法有所启示。在立法的指导思想上,我们应该改变过去仅仅基于对生产安全、经济发展、人类健康等目标的考虑,应同时注重对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目标的追求,以构建一个全面的外来入侵物种控制体制,降低并消除其对经济、社会和环境所构成的威胁。     

生物质经济的创新之作：评《21世纪新经济形态——生物经济与生物质的开发利用》

生物经济的概念最先是由美国学者斯坦·戴维斯和克里斯托弗·迈耶于2000年5月正式提出的。几乎同时，中国国内学者也开始了生物经济的开创性研究，提出生物经济是以生物科技研究开发与应用为基础的经济，是一个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以及信息经济相对应的新经济形态。自此，生物经济概念在各国政府、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共识，日本、新加坡、欧盟、澳大利亚等纷纷将发展生物经济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将生物技术研究与开发作为国家研发重点，予以重点投入，生物技术产业已经成为各国提升科技竞争力、经济竞争力乃至国家竞争力的重点，生物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关键点。中国政府也于2003年确定了生物技术及其产业发展的基本方针，即切实加强源头创新，重视集成应用，积极推进产业化，确保生物安全，实现跨越式发展。     

生物安全立法模式之实证考察:比较法的视角

为了规范生物技术及其产业发展,确保生物安全,各国纷纷采用立法手段予以调整。由于各国对生物技术及其安全性的理解不同,再加上各国生物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程度、转基因作物市场占有率及发展前景、国内民众的认识与理解程度、相关法制的发达程度等各不相同,各国在生物安全方面的法律与实践具有较大的不同。目前,各国的现行立法大致分为四种模式:垂直型立法、积极型水平立法、审慎型水平立法和纵横交错型立法。而决定各国生物安全立法模式的主要因素,是各国对生物技术及其安全性的理解及各国生物技术战略导向。     

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众隐忧与风险交流的机制创新

21世纪是生物技术的世纪,推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新品种的产业化是推动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确保粮食安全的战略性选择之一.然而,当前制约我国政府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在于公众态度,因此构建有效的转基因生物安全风险交流机制,正确引导公众对转基因技术客观理性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借鉴全球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经验,探讨我国转基因生物安全风险交流的主体关系、交流方式和交流策略,构建有效转基因生物安全风险交流的创新机制,以解决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舆情危机.     

WTO贸易与环境博弈中的法律协调

本文着眼于WTO(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方的贸易与环境政策,结合WTO争端解决机制在贸易与环境问题纠纷中所采用的基本原则,分析了下列贸易与环境中的典型性法律问题: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与多边环境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和生物多样性;以及转基因生物体和生物安全等,并提出,能否有效地解决贸易与环境中所凸现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员方及有关国际组织如何博弈。     

个人生物信息安全的法律保护——以人脸识别为例

随着人脸识别等生物识别技术的广泛应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作为一种特殊的个人敏感信息,所蕴含的个人信息权利应受到法律保护.在此基础上,应当确立风险预防及利益平衡原则以保障个人生物信息安全.在生物信息安全法律领域,我国现有的私法和公法保护模式都难以实现体系化保护.我国应以网络安全法、生物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综合性立法为契机,通过相关行政法与刑法的衔接协调,构建个人生物信息安全的法律法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