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南朝儒学教育的变迁及影响

南朝以降,政治动荡,社会思潮不断变更,儒学教育的传统权威也因此受到冲击,发生变迁,史学、文学独立于儒学之外,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这种专门学科的发展,不仅对国家选官标准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对南朝学术文化的繁荣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钱穆文化诗学探论

钱穆是现代新儒家的著名学者,虽以史学成就著称于世,但其文学修养也相当深厚.在文学研究方面,他熟知中国古代文学的底蕴与精义,其阐释和分析,显示了绵长修远的诗学精神.在文学之根、和合之美、人生诗化等方面,钱穆汲取古代文化的母乳,在此基础上丰富现代文论言说的底蕴,学术目标变得具有理性的可感性和可握性,其充满历史意识与诗心情趣的文学观念,彰显了一种有根的中国诗学.     

学科史·研究史·学术史——国学与古代文学关系的三个视角

国学与古代文学并非等同的二者,而是具有相同相近的因子而又各自独立的学术载体.从学科史来看,在中国传统的学术领域,两者并没有明确的分野,只是到了近代的学术科目,才有了相对"西学"的"国学",有了文、史、哲相结合相沟通到古代文学的区分.从研究史来看,国学虽然有词章之学,但其主体为考据之学、义理之学、经世之学,而古代文学虽离不开文学文献学和文学史学,但其重点在诗赋论、词曲论、小说论、文论,重在古代文学的美学、趣味和鉴赏.从学术史来看,国学是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诸多知识系统和方法系统,甚至包括某些自然科学领域中科学学说和方法论的考镜源流、分源别派,而古代文学则仅就文学方面的知识系统和方法系统,历史地呈现其文学思想、文学流派和文学方法等方面历史血脉的延续与走向.在未来的学术构架中,国学与古代文学的联系同样广泛,并且在研究方面会有更多的互为依存与互为影响.     

细说刘备——兼谈"城府"

目前品"三国"之风日盛,三国的人物成为人们评议的焦点.品评中人们似乎多着墨于曹操、诸葛亮、关羽这些名望颇高的枭雄、谋师和骁将,说刘备似乎成了一种捎带或陪衬,尽管文学及史学都把他界定为"正面人物",是一世泱泱蜀汉帝王.     

龚道耕学术成就刍议

龚道耕是近代四川著名教育家、经学家,平生著述110余种,在经学、史学、文学和诸子学等方面都有重要成就.本文分析归纳了龚氏学术的五大特征:"博学渊深、学贯四部"、"汉宋兼宗、不废今古"、"气度恢宏、独具通识"、"经史皆通、善于文学"、"持论平衡、发人深省",是对龚氏学术的首次研究.     

论王船山的生死哲学

本文主要探讨王船山生死哲学的主要内容及其生死践履 ,认为 :船山先生不仅在哲学、史学、文学、经学 ,乃至音韵学、地理学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而且承接易学、孔孟之道和张载之学 ,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生死哲学理论 ,在中国哲学与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王船山的生死哲学主要由三个方面构成 :“贞生贞死”的思想 ;“立人道之常”的思想 ;王船山的生死实践是“历忧患而不穷 ,处死生而不乱”。     

让德行回归学术

讨论中国传统学术与当代学术的关系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可以大体梳理一下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脉络。据相关学者考证，先秦时期除了作为最早学术分类的“六艺”外，还存在着“孔门四科”这样的分科性学术门类。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是孔子教授门徒的四种学术科目。钱穆说：“言语如今言外交，外交政事属政治科，文学则如今人在书本上传授知识。但孔门所授，乃有最高的人生大道德行一科。”到明清时代，开始由考试科目或书院讲授科目．逐渐向近代意义上的学科演化，形成了所谓“儒学四门”——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与经世之学。曾国藩明确将“孔门四科”与“儒学四门”联系起来，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日义理，日考据，日辞章，日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以上考证参见左玉河《从“孔门四科”到“儒学四门”——对中国传统学术分类的一种简略考察》）     

论傅斯年的史学贡献

<正> 傅斯年(1896—1950)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较大影响的学者和政客。他一生奔波于“亦官亦学”之间,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先锋开始,到台湾大学校长为止,他一直坚持学术研究,却又时常议论政治,卷入政潮,始终按照自己的信仰、志向不停地求索奋斗。然而,他毕竟主要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史学、哲学、政治评论以及教育思想等各方面均有重要建树,其中尤以史学成就最大。本文专门论述傅斯年的史学贡献,至于其史学理论和方法则留待另文再述。由于傅斯年学术生涯的最大特点是既长治事又善治学,所以他的史学贡献既包括他在学术行政方面的工作成绩,又包括他本人的史学研究成果。     

元代“史记诗”的学科意义和历史地位

元代"史记诗"是元代史学史和"史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元代文学史、批评史及其《史记》接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史记诗"作为独特的文学、史学文体形式,其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研究元代"史记诗"要有鲜明的辨体意识。元代"史记诗"文献丰富,通过分类统计和总结分析,可以从多维度视域来观照元人如何以"史记诗"来接受和阐释《史记》的,进而透视出元人的文学观和史学观,这既可以弥补元代"史记学"研究的不足,也可以拓展元代史学研究的学术领域。元代史记诗具有"以史为鉴,经世致用"、"名为咏史,实为咏怀"、"立意必奇,贵在翻案"和"王道德治,治乱兴衰"等多重内涵特征。     

清代乾嘉时期的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不仅官方史学繁荣鼎盛,私家历史考据也精深广博,在编纂史书、理论阐发、历史考据、文献整理等方面皆超越往代,是传统史学大清理、大总结的阶段。近代以来,学术界在评价乾嘉学术时,多称其时考据学独领风骚,事实上,所谓的"乾嘉史学",应当是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总合,而不能仅仅关注私家之历史考据。官方与私家史学之间,有挤压,也有竞争,但以相互补益为主,史学思想与历史观念也趋向于一致。但是,这种"盛世"史学的繁荣,却增强了传统史学思想体系拖延转型的力量,并不利于长时段史学的发展。中国近代史学的产生,之所以滞后于鸦片战争多年,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     

从《新青年》的忧患意识看五四爱国主义对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五四爱国主义在继承传统士大夫济世拯民、爱国报国精神的同时，更赋之以全新的内涵。它摒弃了传统士大夫对于君主权威的依附人格，代之以生机勃勃、个性独立自主的民主气息；它饱含着浓烈的忧患意识，又充满着源于开放意识的信心与乐观；它不是盲目的“忠君报国”，而是立足于“科学”、“民主”之现代意义上的理性爱国。     

试论抵押人之专有抗辩权 --从第三人为抵押人出发

从第三人为抵押人出发,抵押人凭借专有抗辩权不仅可以对抗抵押权人的抵押权,而且可以暂时或永久地摆脱担保责任的束缚,保全自己的财产利益.我国相关法律对于抵押人专有抗辩权的规定十分模糊,应从担保法原理及相关法律规范出发,对抵押人之专有抗辩权进行分析与归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