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黄遵宪“新派诗”的评价问题——读《谈艺录》对公度诗的评论

黄遵宪是近代杰出的思想家和诗人,他的"新派诗"代表了诗界革命的实绩,历来评价较高。钱钟书先生对黄遵宪的"新派诗"颇有微词。钱先生的批评主要有三点:一是黄遵宪的"新派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二是黄遵宪的《番客篇》、《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不过是因袭了前人的作品;三是黄遵宪在诗中运用新名词"亦犹参军蛮语作诗,仍是用佛典梵语之结习而已"。这三点不仅关系到黄遵宪"新派诗"的评价,也涉及到对诗界革命派诗歌的认识。回到原典,重新解读黄诗,就会发现钱先生所提出的三点,似有不妥之处。公正地说,黄诗不仅开拓了诗域,而且传递了新的情感和思维方式,创新了语言,也改革了诗体。     

黄遵宪诗歌新语词运用之考释

作为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个"拿来主义"者,为了表现新事物、新思想、新世界,黄遵宪在其诗歌作品中使用了大量的新语词。这些新语词诗歌与同时代诗人所创作的"新诗"单纯采用外来翻译词语和自造隐语而使诗意无从索解不同,是熔铸新思想以入旧风格。他创作的律诗使用了当时"流行"的新语词,清晰而不呆板,并未给他的诗歌格律造成任何破坏。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透露出现代诗歌的新气象,但也仍然恪守着中国诗歌传统的美学原则与审美趣味。黄遵宪以新词入旧诗虽非尽善尽美,但他在这方面开创之功对后来诗界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     

论晚清诗歌的文体建构

晚清时期,黄遵宪、梁启超等提倡"诗界革命",中国诗歌开始由旧体诗向新体诗转型。"新名词"入诗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思想观念,而且导致中国旧体诗严密的文体体系出现松动、崩溃的趋势;对言文合一与民谣的大力提倡,使白话进入诗歌,打破了传统的言文分离、文言诗歌一统天下的局面,出现了大批的通俗体诗歌;"以文为诗"的方法打破了传统诗歌与散文之间的明晰界限,赋予诗歌以散文的特征。     

不为诗人成诗名——论黄遵宪及其诗歌创作

黄遵宪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外交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杰出诗人。他忧国忧民 ,抱负远大。但是历史怠慢了他的政治热情 ,拒绝了他的经天纬地之才 ,而不无凄怆地成就了他的诗名。黄遵宪生活于近代中国 ,是故国家园屡遭磨难的见证者。他以诗歌的形式悲愤地记录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巨大事件 ,其诗作有“诗史”之誉。他主张诗歌创作应“复古人比兴之体” ,在对古典诗歌形式的改造中 ,进行了“以单行之神 ,运排偶之体”的可贵探索。黄遵宪喜爱民歌重视民歌 ,他所创制的“新体诗”还接受了来自民歌方面的艺术影响。黄遵宪的诗歌不仅体现了晚清时期诗界革命的实绩 ,而且显示了中国古典诗歌向现代诗歌转化的历史足迹     

黄遵宪的开放意识及其诗歌的审美取向

黄遵宪是近代“诗界革命”中最有成就、最有代表性的诗人。诗人足迹几遍五洲 ,有着十余年的外交生活经历 ,视野宽广、思想开放 ,融汇中西文化 ,开拓了中国诗歌前所未有的广阔领域和新的审美范围 ,在中国诗歌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中迈出了勇敢的一步。     

维新与继古:黄遵宪诗歌的意义发现与价值榷诂——以诗话为中心

黄遵宪在晚清诗坛由默默无闻到名满天下,得益于报刊诗话的推崇.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的诗话栏目中,高度评价黄遵宪的域外诗和感事诗,视其为“诗界革命”的最高代表.狄葆贤、潘飞声与陈衍也在报刊诗话中推崇黄遵宪“每饭不忘君国”的感事诗,视其为诗学传统的传承人.黄遵宪诗作独特的新旧两重性,使其同时获得新旧两派诗评家的认可.黄遵宪作为晚清爱国诗人、民族诗人,其诗歌在民国以后走向经典化.     

人境庐诗又一格

<正> 长期以来,人们非常重视人境庐诗的“诗史”价值,对黄遵宪诗歌的研究也多从这一角度着眼,这确有其合理性与重要性,因为黄诗中的许多作品的确反映了晚清中国社会的历史状况,为那个非凡的时代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形象的画卷.梁启超“公度之诗,诗史也”(《饮冰室诗话》)之誉的确名副其实.但是,就黄遵宪研究来说,仅看到其诗的诗史价值尚嫌不够,因为这还不能够全面地展示人境庐诗的意义和价值.黄遵宪诗的风格不是单一不变的,而是同他本人的思想一样,呈现出丰富的多样化的面貌.如果说人境庐诗“诗史”性的作品代表了黄遵宪的一种创作风格,其中强烈的爱国意识,救亡图强思想,豪迈酣畅的格调使人们看到了一个忧国忧民、伟岸高大的黄遵宪的话,那么,他的另外一部作品,     

王韬诗歌中的“新意境”

在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倡导中,"新意境"是重要的构成因素。王韬对"新意境"的追求是开风气之先的。王韬诗歌中的"新意境"主要表现在《蘅华馆诗录》中的酬赠诗和海外诗两类作品中。尽管王韬诗中的"新意境"在他的全部诗歌中还是很有限的,不及后来黄遵宪表现的丰富,但毕竟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对"诗界革命"的发生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王船山“诗”“乐”关系论

王船山“诗”、“乐”关系的主要观点是：“诗”、“乐”密不可分,“诗”须协和于“乐”,“诗”、“乐”合一,因“诗”起“乐”,于“乐”用“诗”。他揭示了诗歌艺术的审美本质和文体特征,体现了其对诗歌艺术审美理想的独特追求。     

语言中心论与钱钟书的诗歌价值论美学

钱钟书的诗歌美学体现了独特的审美价值取向。从语言中心论出发,他强调从玩味诗歌语言来感悟诗歌的审美价值;从诗分唐宋的解释中,他强调中国诗歌美学的双重价值意向;从中西诗歌的神秘主义感通中,他强调语言的妙趣与心灵的无限拓展空间。应该承认,钱钟书的诗歌价值论美学对于当代中国诗学的重建具有重要意义。     

苏轼、黄庭坚七律创作技法之异同及其人格异趣

苏轼、黄庭坚的七律诗风差异很大,如果以黄庭坚七律作为七律发展过程中的正体,苏轼七律则属变体,二人的合力将北宋的七律创作推向了高峰。从句法、炼字、用典、虚词运用、格式新变等方面比较,可见二人七律创作技法之异同,及在七律技法上的继承与新变。从对苏、黄二人七律技巧的分析,可以看出苏、黄人格之异趣:苏轼外纵而内敛,黄庭坚却外敛而内纵,这种结论与学界对二人性格的研究与论述正好相反。希望通过对二人七律技巧这一现象的分析,把握其时代特征,特别是诗人的人格异趣,以推进其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也希望通过此文的分析,能为学界在诗人诗作的研究上提供方法论的借鉴。     

黄遵宪新词人旧诗及相关问题之探论

在中国诗歌史上,以新词入诗之举,古已有之.及至清季,中西接触日益频繁,当时有不少维新派的诗人就尝试将新词应用到旧体诗中,黄遵宪就是其中一位佼佼者.黄遵宪新词入旧诗引发的问题有三:其一,黄氏新词入旧诗的理论和实践情况;其二,黄氏新词入旧诗之得失;其三,新词入旧诗的应用方法及其于当代的意义.     

皇侃《论语义疏》探微

皇侃《论语义疏》成书于南朝梁武帝年间,南宋乾道、淳熙以后亡佚。清乾隆年间由日本传回中国,其真实性无庸置疑。在《论语义疏叙》中,皇侃对《论语》的撰集成书、"论语"二字的意义及"论"前"语"后的原因、《论语》的不同传本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论述。皇疏不仅经注文并疏,兼存疑说,而且采用了"义疏"体的新注解体例。该体例在文体上采用了分章段疏解和自设问答的手法。     

西周青铜器铭文复音词构词法

在中国语法史、词汇史、文字学史的工作上,殷周时期的语言是首先值得注意的对象。因为就今可见的确实可靠的语文资料来说,殷周时期是中国语言文献历史当中我们能够追溯的最早的一个阶段。对于这个时期的语言事实有了明确的认识,才有可能知道此后各个时期语言在发展上的传承关系和新的现象。从西周开始历代复音词都有增加,构词的方法也由单音造词向复音词转变,所以我们通过对西周青铜器铭文的研究来了解西周汉语复音构词情况。     

东汉镜铭中的"黄帝"与"伯牙"

在以祈祝内容为主的东汉镜铭中,多见"黄帝"和"白牙(即伯牙)的字样.本文结合这一类镜铭和相关传世文献,对"黄帝"和"伯牙"出现在镜铭中的文化含义作一些探讨分析."黄帝"与"伯牙"同时出现在镜铭中,是当时宗教信仰、风俗人情、社会思潮及经济状况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四子合传与黄老"黜儒"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文本解读层次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史料,有两种文本解读层次:一个是《史记》记录的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等四子所处时代的“原始”史料;另一个是司马迁以其所处时代形成的结论性语言赋予该传的“当代”史料。而若从第二个层面解读该传,可知将四子合传,除了他们“本于黄老”“原于道德”的共同点,还有本传所称的“黜儒”一面,但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与“太史公曰”中对“黜儒”不置一词,显示他对四子“本于黄老”的格外强调。这种做法,具有调和儒家与黄老关系的作用,有利于“黜儒”之四子学说在汉代的继续传播。     

悲士不遇:黄仲则词中的“笑”与“狂”

清朝乾隆年间四海升平的大环境里,在黄仲则词中却出现了少有的不和谐音符。黄词中多次出现"笑"与"狂",怀才不遇,叹穷嗟困成了该时期黄词的主题。考察黄仲则的感情经历,凄苦异常,但清词丽句中同样有"笑"的出现。透过这些"笑"与"狂",也让我们真切地走入到词人的真实情感世界中去,从而以另一种角度,在全面的视野下考察其悲士高歌、怀才不遇的多方面原因。     

黄季刚字词关系理论概述

黄季刚先生将汉字分为造字和用字两大领域。造字领域以字的音义关系为中心，以变易字和孳乳字为核心概念，以转注假借为造字的法则，着眼于字与词的一致性。用字领域以字的声音关系为主，以字的音义关系为辅，以假借字为核心概念，以文字与文辞的关系为主要探讨目标，着眼于用字领域字与词的矛盾性。这两大领域的汉字可归结为《说文》（文字的贮存）和文献（文字的使用）两大系统。     

人境庐诗:新辟境界与传统形式的交融

十九世纪后期是由传统诗歌向近代诗歌转变的时期 ,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即为这一转变的出色代表。它反映了由于中国人逐步走向世界 ,诗人的视野已开始关注域外的新鲜事物 ,诗作越来越突出地体现出具有近代意义的新哲理、新观念。人境庐诗深刻地表达出对列强侵略的警觉和对西方文明先进性的认识 ,生动地记载了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足迹和对东方国家备受欺凌的命运的反思。尤其在艺术手法上难能可贵地达到了传统形式与新思想新意境相交融的境界 ,遂使黄遵宪在近代诗歌史上占据着极重要的地位 ,被公认为近代“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