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探究--以律师阅卷权为角度

辩护律师享有的核心权利是辩护权,而阅卷权则是辩护权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律师了解案件相关信息和获得证据的重要途径。作为公权力的司法机关掌控享有所有的案件信息,律师只有通过与司法机关交涉才能获得充分的案件信息,也才能充分享有阅卷权。探讨律师阅卷权的司法现状,也不失为一种探究律师与司法机关之间关系的角度。本文就从律师阅卷权这一特定角度出发,通过展现律师阅卷权的现状、分析原因及完善律师阅卷权制度三个方面,来探究律师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研究生思想教育

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产生了律师阅卷难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真正实现控辩双方公平对抗,我国应设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文章对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内涵、设立的必要性、设立的原则以及具体建议进行法律思考.     

辩护律师阅卷权的设置机理、缺陷与完善

辩护律师阅卷权是刑事庭审制度改革的需要,也是控辩平衡原则、当事人合法权益保护以及庭审公正效率原则得以实现的保障。新律师法扩大了律师阅卷的时间、范围,但由于缺乏明确的制度保障,辩护律师阅卷权很可能只是一个摆设。为此,应该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对辩护律师阅卷权予以相应的完善,以真正实现法律公正。     

从完善辩护制度的角度谈如何实现控辩平等

实现控辩平等是刑事诉讼追求的目标,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形式上扩大了辩护律师的权利,但实质上仍存在很大的缺陷和弊端。在律师辩护中存在会见难、调查取证难、阅卷难、采纳意见难的现状,因此我们应当完善刑事辩护制度,以便发挥律师刑事辩护的作用,促进司法公正,真正实现控辩的平等对抗,最终实现刑事诉讼的价值。     

侦查程序中辩护律师在场制度的构建

建立侦查程序中的辩护律师在场制度,是诉讼主体理论、程序正义理念和无罪推定原则的必然要求.刑事诉讼法应明确规定侦查程序中律师在场的案件范围,开始时间及辩护律师的身份,明确规定律师在场权行使的具体程序,建立值班律师制度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该制度的保障措施.     

论律师辩护权的完善——基于新《律师法》的思考

完善律师的辩护权,对于构建控辩平衡的诉讼模式、贯彻无罪推定原则、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实现程序正义具有重要意义。新修订的《律师法》对于律师的辩护权作了许多变革性的新规定,有助于解决实践中律师辩护"取证难"、"阅卷难"、"会见难"的"三难"问题,但仍存在若干不足与缺憾之处。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应当在吸收新《律师法》立法成果的基础上,从明确阅卷权的范围、增加辩护律师的在场权以及规定辩护律师权利救济等方面予以进一步完善。     

论辩护律师阅卷权的保障

司法实践中，“阅卷难”长期制约着辩护律师充分发挥其辩护职能，究其根源与现行法律规定的疏漏有着直接关系。本文拟对阅卷权行使过程中的几个问题作一探讨，并提出一些完善的设想，以保证辩护制度的有效运作。     

挑战、机遇与应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律师辩护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施给律师辩护带来一系列挑战:无罪辩护、量刑辩护、程序性辩护等辩护空间被压缩,辩护重心前移至审前;无罪辩护与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发生冲突;值班律师制度对委托辩护制度形成冲击.但是该制度的实施也给律师辩护带来机遇:律师参与刑事案件的机会空前提高,辩护形态和辩护手段更加多元化,有利于辩护律师提升辩护技能,协商过程可以对检察官形成反向制约.作为应对,辩护律师要不断提高对案件的预断能力、协商能力,学习有罪辩护的技巧,摈弃滥用无罪辩护、程序性辩护的陋习,同时应进一步加大值班律师的补贴和保障力度.检察官和法官也要尊重和保障律师的辩护权利,量刑建议不宜"一刀切",庭审不能完全虚化,保持最低限度的控辩对抗以保证司法公正.     

关于建立新型控辩关系的几点思考

2007年10月新《律师法》通过以后,检察机关与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律师之的控辩关系面临着新的形态改变。这些措施可作为建立新型控辩关系的考量:进一步拓宽控、辩双方交流的途径,化对抗为合作;提高检律双方信任度,建立检律双方协调配合机制;积极尝试建立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解决庭审中的"突袭证据"难题。     

基于新《律师法》视角的刑事辩护中“三难”问题解决

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已于2008年6月1日起施行。“维护律师权利”成为此次修订的重要部分，由此，刑事辩护长期面临的“三难”——阅卷难、会见难和调查取证难，有望得以缓解。本文阐释了此次修改《律师法》对刑事辩护“三难”问题的影响和新法实施的困难及其解决方案等相关问题。     

浅谈藏文古文献的开发利用

本文论述了藏文古文献常见金石铭刻、木简、文书写卷、木刻版文献这四种类型以及各种类型的渊源,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所起的作用。抢救和保护藏文古文献是目前当务之急。在藏文古文献的整理中,应重视文献的永在价值和潜在价值。藏文文献的开发利用应从宣传介绍、吸引更多的人重视和利用藏文古文献、改进服务方式、建立藏文古文献开发利用的领导机构、培养古文献整理人才几方面着手,使藏文古文献在藏学研究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献与研究的现代转换

从中国传统文献与研究的现状、传统文献与研究手段的现代转换及其应注意的问题等几个方面,就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阐述了看法.     

管窥古代公文写作的现代价值

通过具体事例,可以发现古代公文写作在文本上用词力求准确,反对过分修辞和用典;在写作过程上强调严格保密;在写作主体上强调结合实际,立论高远,这些与现代公文写作相同。但是也有一些原则是我们现代公文写作所不具备的,如写作过程应又快又好,写作主体应有所不为,执道而行。     

电子文书的原本性确保及其证明问题

电子文书的原本性,是指电子文书具有原件价值,一份电子文书具有原件价值必须满足以下三个要件：内容同一性保证;作者真实身份保证;制作时间保证。为了保证电子文书的原本性,可根据一定的标准,采取相应的方法对电子文书进行保存和管理。在需要对电子文书的原本性得到确保进行证明的场合,可以采取以下五种方法,即电子公证;电子文书证明服务;电子签名;电子文件和数字档案登记备份制度;证据契约。     

论规范性文件一并审查制度的实践偏离与校正

在规范性文件一并审查制度的实施中,由于“正当理由”含义的不确定、规范性文件识别标准及依据关系认定标准的过于严苛等原因,许多规范性文件没能进入合法性审查程序。由于审查标准不明确,进入审查程序的规范性文件很少被认定为违法。这些问题使得规范性文件一并审查制度几乎形同虚设,未能实现该制度建立的初衷。对此,应当从加强对规范性文件的司法监督、及时纠正违法规范性文件的立场出发,进一步校正和完善一并审查制度。校正的路径包括：科以法院释明的义务,以解决“正当理由”的模糊性和解释的随意性问题;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分类识别,以防止将众多规范性文件排除在审查程序之外;以宽松的标准来认定规范性文件与所诉行政行为间的关联性;以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标准作为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标准,以解决审查标准过于宽松的问题。     

上古楚语研究述评

上古楚语的研究呈现出由记录性、零散性、单一性逐步转向考证性、系统性、多角度性的趋势,其研究材料与研究方法都有所拓展,但有许多方面仍需加强,突出表现为:史籍所载楚语资料穷尽性的梳理工作,楚地楚人作品中楚语成分的考证,出土的楚地文献的充分利用与详尽分析。     

出土文献与中古文学研究

文学史上的中古时期指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利用新出土文献研究中古文学,有助于重新审视各个时段的文学背景、文学演变、文学主体以及文体形态,纠正长期以来文学史研究偏重线性梳理的缺失。首先,出土文献对于扭转区域文学史研究的薄弱局面具有重要作用;其次,通过出土文献可以发掘被历史掩埋的一些文学史现象;再次,出土文献对于文章学研究意义重大,尤其能够促进应用文为主的文体形态研究的深入。但因出土文献的发现具有偶然性和零星散乱的特点,故研究过程中应该与传世文献比照参证,在对出土文献文本复原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的社会文化学观照,以揭示文学生成与发展的原生状态。     

云南少数民族古籍修复研究

云南少数民族古籍资源丰富,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所形成的古籍具有鲜明特点,是我国古籍资源中的奇葩。由于自然和非自然的原因,许多民族古籍在流传过程中遭到损坏。因此,对这些古籍的修复是十分必要的。传统修复技术是在对汉文古籍的修复过程中总结的,但却不能完全应用于少数民族古籍的修复。     

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的历史困境与主要问题

当代文学文献史料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文献史料的生成和存在总是与意识形态难以分割地缠结在一起;在当下它又深受科技、市场和全球化等现实语境和因素的影响;而研究者自身的认知和素养更是与文献史料研究的展开及其水平层次有直接关联。当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文献史料,为了学科建设及自身学术水平、层次和规格的进一步提升,有必要将长期以来被遮蔽的文献史料纳入研究视野。     

电子科大的基础性研究与科技文献的形成—兼谈高校科技文献的形成能力

介绍了电子科技大学的基础性研究与科技文献的形成情况,以说明基础性研究对形成科技文献的重要作用;论及高校在我国科技文献形成中的地位,以及为提高高校科技文献形成能力的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