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新满洲”融入“满洲共同体”途径探研

清代东北边疆地区曾有赫哲、库雅喇、恰喀拉、索伦(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锡伯、卦尔察等众多部族。在入关前后,清政府陆续将这些部族大规模内迁,作为"新满洲"编入八旗。"新满洲"八旗官兵编旗后通过南迁入旗,迁移驻防;一体看待,妥善安置;以老带新,教以礼法;满化教育,骑射教养等途径,逐渐融入到"满洲共同体"中,有力地促进了"满洲共同体"的壮大和发展。     

满洲八旗驻防新疆体系之变迁

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8世纪中叶,清朝统一了新疆。为巩固统一、加强西北边防、保持社会稳定。清政府从东北,热河,陕西,甘肃等地调拨满洲八旗、索伦、锡伯及绿营官兵驻防新疆。清廷尤以满洲八旗官兵驻防为主导,从而形成了满洲八旗在新疆的驻防体系。此驻防体系随着社会的变革而变化。建省前。以军府制下的满洲八旗、绿营驻防为主,到建省后,军制改革,以勇营制为主体,满洲八旗体系缩减,再到辛亥革命时,满洲八旗衰落,化兵为民。新疆满洲八旗驻防体系的变迁,也折射出新疆政局和社会生活的深刻的变化。     

清代东北地区鄂伦春编旗初探

清代东北边疆生息繁衍着库雅喇、恰喀拉、赫哲、索伦(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锡伯、卦尔察等众多部族。入关前后,清政府曾将这些部族大规模内迁,作为"新满洲"编入八旗。"新满洲"的编设,对东北少数民族、满族及清政权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清代八旗制度的变革与皇权集中

清代八旗制度是由努尔哈赤创立的,初为建州女真部军事、政治和经济合一的社会组织。“其尊者,无事则为公卿,有事则为将帅;其卑者,时而耕于野,时而蒐于郊。”~①尔后,满洲贵族大肆攻明掠地,统辖区域扩及整个东北,归附人口日众。皇太极执政,又添置了蒙古八旗、汉军八旗。所谓清八旗实为二十四旗。八旗由草创时的黄、白、红、蓝四旗,到满洲、蒙古、汉军八旗的定制,历时近半个世纪。     

八旗建立前满洲牛录和人口初探

八旗制度建立前,满洲牛录的编设情况,这是研究满族早期人口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但是,至今国内没有专门的文章涉及。造成这种状况的历史原因,主要是努尔哈齐在创业的初期,缺乏详细的文字记述。正如记述清朝典制的《大清会典》含糊其词地说:“岁月久远,卷籍不存者,止书曰‘国初’”,和《满洲名臣传》记载某些人编设牛录比“国初”还早的只混书“太祖创业时”一样。因此,有人在研究八旗制度时曾说:“求八旗之真象,颇难措手”。我们根据现有的材料,特别是档案材料,对八旗建立前的满洲牛录和人口,进行初步的探讨。     

顺康雍时期八旗教育述评

清顺治时期 ,清朝政府一方面使用明朝传统教育机构 ,一方面建立八旗专门教育机构并招收八旗子弟入学 ,从而解决了当时最感急迫的满汉翻译问题 ,为后来八旗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康熙时期 ,在重视传统教育机构的同时 ,清朝政府又不断增设八旗专门教育机构 ,使得八旗教育长期稳步发展并形成了自己满汉并重 ,重视骑射 ,注重实用的民族特色。雍正时期 ,清朝政府继顺康之后 ,又以普及八旗教育为目标 ,进一步增设八旗专门教育机构 ,从而不但使八旗教育进一步普及和提高 ,同时也为中央各机构输送了大批官员。总之 ,八旗教育对于八旗文化的普及及提高 ,对于满汉民族融合 ,乃至对于清朝统治的巩固和发展 ,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满洲氏族、谱系文化与本部族认同初探(二)

氏族姓氏是一个民族的特有标识,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乾隆初期编纂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强化本部族自我意识,增进民族凝聚力.它是满洲本部族认同的一部“法典”,也是确立民族谱系的依据,其编修亦促进了满洲各族谱、家乘的普遍编修.“钦定”满洲谱系经过多次修订,以达“敬祖收宗”、以备选官、诉讼之据、禁习汉俗,及校补匡正之功效.     

八旗满洲“国初”东海女真佐领补正

东海女真是满洲八旗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日本学者对满洲八旗中东海女真佐领的研究多有遗误。实际上,在满洲八旗的"国初"佐领中,实有64个东海女真佐领。     

从蒙古喇嘛内齐陀音一世的活动看满洲清政权对藏传佛教的扶植和限制

“满洲”一词开始是满族人的自称,始于公元1636年（清太宗崇德元年）后金政权改国号“金”为“大清”对。后来随着八旗制度的推广和普遍实施,入主中原的满洲人皆自称为“旗人”,“满洲”一词遂成为历史概念。有鉴于此,本文中用“满洲清政权”来指代清军入关前后的初清政权。在这段历史时期内,清政权已与藏传佛教发生了联系,由于资料缺乏,对这一段清政权与藏传佛教的关系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正是在这一时期,     

“革命排满”与八旗社会

八旗的主体是满族，是清代社会的特权阶层。它做为清王朝民族压迫与统治的象征，被满洲贵族视为“根本”，是反清斗争锋镝主要目标之一。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民主派提出“革命排满”的民族主义思想。“革命排满”与以往的反清斗争有着本质区别。即革命党人不是将满族或八旗做为一个对立的整体看待，而是把满洲贵族与广大满族人民、八旗上层与下层普通旗人区别对待，将抵抗革命、誓死效忠清廷的顽固分子与欢迎革命及保持中立的旗人区别对待。这一理论的具体实施，即争取了进步的旗人参加革命或同情革命，也获得了驻防部分旗营的和平解决，避免了不必要的流血冲突，加速了革命进程和清王朝的分崩离析。因此，“革命排满”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正确的民族政策。     

八旗饷制与八旗的盛衰

一在清王朝入关之前,尽管满清贵族已经建立起了包括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在内的八旗兵制,但其供军方式,除了1621年努尔哈赤实行的“计丁授田”政策外,并没有粮饷制度可言,所有的仅是落后的、野蛮的、原始性的掠夺,用抢掠所得以供军、赏军。所谓“贝勒将帅,率兵深入其境,凡兵士所获,不计多寡,听其自取”①。即是大概情景。这种供军方式,正体现了在奴隶制经济不发达、在国家机器尚未完备、国家经济职能尚未发挥的前提下所具有的特征。     

流人遣戍与清代东北儒学的演变

儒学在古代东北地区的传播,是"用夏变夷"与"忻慕汉化"合力的结果.但在清前期,源于少数民族建立大一统王朝的性质,东北儒学有着自身独特的发展历程.在清初"旗民两属二重管理体制"与封禁政策所构成的基本框架与空间内,为了维护本民族特质,官办儒学发展滞后,为文化流人儒学教育活动所补充,特别是在吉林、黑龙江地区,儒学的传播主要是由文化流人推动的.文化流人传播儒学的活动,最初与维护"国语骑射"等满洲习俗并不相悖;但随着儒学的传播,八旗子弟学习儒学热情的高涨,有碍满洲风俗,导致东北儒学政策有异于汉地儒学,由此可见统治者维护本民族特质的目的.     

《雪桥诗话》诗史观研究

《雪桥诗话》是杨钟羲与其表兄宗室盛昱合辑的《八旗文经》的姊妹篇,是研究清史、北京史尤其是研究八旗人物极为重要的文献资料。另外,《雪桥诗话》选录诗人的标准,是“略于名大家,详于山林隐选,尤详于满洲……”,一些不为人所习知而又有一定成就的诗人的吉光片羽,往往在《诗话》中能窥见点滴,这在其它书籍中是颇难找到的,对研究清诗来说是不可多得的稀缺文献。《雪桥诗话》中,保存了大量明、清两代文人的诗作和史料,特别是对研究清诗意义重大。另外,诗话是有清一代的掌故书,有很多文化史故实都能详见于此,有补文化史乘。诗话“因人及诗”,“因诗及事”,欲“为本朝一代诗史”的录诗宗旨,也揭示其诗史观的传统。诗话以人存诗,以诗纪人,以诗纪事,以诗存史,而且尤详于山林隐选,尤详于满洲,是研究清诗、清史极其重要的文献。     

加藤完治和“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

“满洲移民”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重要手段之一,尤其是后期进行的“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政策作为“满洲移民”政策的一部分,更是具有强烈的军事战略目的。加藤完治是“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政策的提案者,他在制定和实施这一政策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帮凶。     

日本移民对中国东北土地的掠夺

向中国东北移民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作为一种主张和思潮,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中由来已久。早在日俄战争后,日本为巩固其在中国东北南部攫取的权益,向中国东北移民便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但是,当时一方面受中国当局的抵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向中国东北移民问题,在日本政府中并没有形成国策,日本政府对此尚未全面倡导和组织。 一、“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概况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出兵侵占整个中国东北,为公然全面向中国东北移民创造了条件。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向中国东北的移民,可以1936年7月日本政府确定“二十年百万户送出计划”为界限,分为试验移民期和大规模移民期两个时期。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关东军和拓务省就多次研究,制订向中国东北移民的计划和方案。关东军在1932年10月1日确定的“关于向满洲移民要纲案”中,明确提出了日本农业移民所具有的四项军事、政治作用,即规定“日本移民以在满洲国内扶植日本民族为指导以谋求远东文化之成就为重点”。就是说,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是为了加强对中国东北的统治力量,充实对苏作战的后备兵源,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活动和进行奴化宣传。此外还有一个目的,那     

满洲氏族、谱系文化与本部族认同初探(一)

氏族姓氏是一个民族的特有标识,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乾隆初期编纂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强化本部族自我意识,增进民族凝聚力。它是满洲本部族认同的一部"法典",也是确立氏族谱系的依据,其编修亦促进了满洲各族谱、家乘的普遍编修。"钦定"满洲谱系经过多次修订,以达"敬祖收宗"、以备选官、诉讼之据、禁习汉俗,及校补匡正之功效。     

八旗饷制与八旗的盛衰

一在清王朝入关之前,尽管满清贵族已经建立起了包括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在内的八旗兵制,但其供军方式,除了1621年努尔哈赤实行的“计丁授田”政策外,并没有粮饷制度可言,所有的仅是落后的、野蛮的、原始性的掠夺,用抢掠所得以供军、赏军。所谓“贝勒将帅,率兵深入其境,凡兵士所获,不计多寡,听其自取”。即是大概情景。这种供军方式,正体现了在奴隶制经济不发达、在国家机器尚未完备、国家经济职能尚未发挥的前提下所具有的特征。清朝定鼎中原后所实行的八旗饷制,一方面沿袭了入关前计丁授田的旧制——这标志着满族规章的遗存;另一方面又受到中原传统制度的影响而按月季放饷——这标志着满汉规章的融合。八旗饷制是满汉制度相结合的产物是没有疑义的。     

八旗满洲官宦世家考——以富察氏家族为例

清朝世家是清朝政治史研究中的焦点,“八旗满洲官宦世家”的存在和其特殊作用的发挥是理解清朝政治的重要视角。满洲镶黄旗富察氏家族就是这种官宦世家的代表,该家族祖孙父子相继在朝为官,历任高爵显位。从富察氏家族子弟的入仕为政的轨迹可见,由于满族统治中国的民族特点和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特殊性,权力的最高掌控者对于“自家人”投注了更多的希望。     

清代伊犁满营旗屯探讨

满洲八旗入关后,曾在全国占田,驻防的八旗兵也大多曾经营屯垦。乾隆朝在收复新疆后,在伊犁屯驻大量满洲、蒙古八旗,也举办了旗屯。关于旗屯,锡伯、索伦营以及绿营的屯田,前人的文章中已多有述及,但对满营的旗屯涉及很少。该文对伊犁满营举办旗屯的原因、发展的经过及其作用作一简单考证。     

中共代表团改组东北党之我见

党的“六大”以后,按照共产国际的决定,在莫斯科设立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下简称中共代表团)。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期间做丁大量工作,然而1935年中共代表团决定撤销满洲省委,按四大游击区改建四个新省委和两个特委。学术界对中共代表团改组东北党的看法不一:一种观点认为“对东北党改组的大方向还是对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决定”。笔者认为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