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民族关系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清代民族关系格局具体是指在清朝统治时期和统治区域内各民族之间关系的结构状态。蒙古族、汉族、藏族在后金政权、清朝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非常突出而又广泛的作用,因此,满族与蒙古族、汉族、藏族等民族的关系成为清代民族关系格局的主干层次。而满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不包括蒙古族和藏族),蒙古族、汉族、藏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不包括满族)则成为清代民族关系格局的非主干层次。清代民族关系格局发展的特点是:第一,民族关系范围进一步扩大,民族问题复杂性大幅度提高。第二,随着清朝统治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满藏关系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第三,满蒙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处理满蒙关系问题的政策措施更加规范和完备。第四,清朝政府有效调整了满汉关系,使之进入了稳步发展时期,并进一步完善了对汉族的政策措施。第五,妥善处理满藏关系,不断维护西藏地方的稳定和发展,有效地巩固了满蒙联盟。     

清初 “首崇满洲”述论

在清朝,历代满洲统治者在表面上反复宣扬满汉一体的政治口号,但实质上采用的却是"首崇满洲"的为政方针。他们从各个方面维持旗人集团的超国民地位,如在科举、入仕、升迁和政治待遇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满汉差异。这些政策虽导致了清朝社会形成满汉两极格局,但极大地巩固和加强了旗人集团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从“任珍案”看清初的“首崇满洲”与“满汉一体”政策

从“首崇满洲”与“满汉一体”的关系上来看,“任珍案”引发这场公案其实是清初政府内部满汉关系内部的调整。顺治强调“首崇满洲”与“满汉一体”政策,目的是重构一个包括满汉蒙诸族新的大一统。满人、汉人都必须使自己的本位民族认同服从于大清的国家认同,体现在内部权力结构上,汉臣以自己文化上的优越性提携满臣,满臣以自己政治上的优势性信任汉臣,最后达到满汉之间的和谐,并进而形成一种对清朝的国家认同。只是顺治借“任珍案”所要表达的这一初衷没有实现。     

论清代满蒙联姻对喀喇沁地区的影响

满蒙联姻是清朝统治者怀柔蒙古、巩固自身统治的重要边疆民族政策之一,其目的在于以联姻促进满蒙联盟,用“姻好”巩固“盟好”,使蒙古王公成为为清朝直接服务的力量,这对清朝统一全国、巩固政权及治理边疆都起到了颇为重要的作用。赤峰的喀喇沁旗在清代既是关内通向关外的交通要道之一,又是满蒙交界的军政要地,故清朝对之非常重视。清代满蒙...     

从唐代边塞诗看唐代的民族政策--唐代边塞诗系列研究之二

唐代统治者较少歧视少数民族,实行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华夷一家、全国一体的观念,羁縻制度、和亲政策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唐代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唐代边塞诗是唐代民族关系、民族政策的形象记录,它生动反映了唐代统治者处理民族矛盾、解决民族冲突、实行民族统治的政策,真实再现了唐代化干戈为玉帛的民族关系.     

论清初满汉民族政策的形成

清朝是以满族为首、满汉联合统治的国家。清朝对满汉民族的政策,是这个具有民族统治特色的政权奉行的一项基本国策,关系到有清一代的治乱兴衰。清代满汉民族政策之定型化,是历太祖、太宗及世祖各朝努力的结果,其间跌宕曲折,成败得失,或隐或显,颇值得研究。清太祖的勃兴和“以满治汉”的政策清朝的统治可以追溯到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国家。清代满汉民族政策之滥觞,也在后金国家建立的背景中早已酝酿。     

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刍议

清前期的民族关系思想不仅继承了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精华,而且提出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理论观点,使清朝统治者能够正确处理满族与汉、蒙、藏、回等民族的关系并制定出合乎清朝发展实际的民族政策。清前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受儒家思想影响深远并具有二元性特点:早在清太祖统治时期就出现了二元性倾向,至清太宗统治时期这种倾向更加明显。清朝民族关系思想的二元性特点既与满族形成初期满族文化的二元特质有关,又与当时清朝所面临的客观条件有关。     

论清朝统一新疆对新疆民族关系的影响

清朝统一新疆以后,逐渐以民族“大一统”观念取代了以往的“华夷之辨”。同时在吸收借鉴历代封建王朝统治众多少数民族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元明以来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的同时,又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一系列具有当地当时特点的民族政策,使其深入人心。虽然其民族政策具有以满族统治者的民族利益为最根本、在维吾尔族聚集的南疆地区实行汉回隔离政策等局限性,但从总的方面来讲,是加强了新疆诸族与内地以汉族为主的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密切了新疆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以及有效地抵御了外来侵略。     

清初汉人国家观念的变迁——从“薙发令”下汉人身份的转变来考察

清初复杂的满汉民族矛盾更可以理解为一种国家认同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人对“薤发令”的抗拒,从表面上说是争发束衣冠,但在本质上说争的是明人的身份,争的是中原传统文化,体现出传统民族观念下,对汉人、朝廷、国家的三者的基本认知。随着清朝作为中原王朝统治的巩固,汉人也逐渐完成了“剃发易服”,新的国家认同在文化与地域认同的基础上形成,汉人、清人、中国人形成了同一。     

试论清朝雍正至嘉庆年间在湘黔川边苗区实行的“治苗”政策

今湘黔川交界地区是苗族聚居地。汉以来 ,由于该地区反抗斗争不断 ,迫使中央王朝不断调整“治苗”政策 ,清朝雍正至嘉庆年间这一问题最为突出 ,清初沿袭明朝在这一地区的土司统治制度 ,雍正年间推行“改土归流” ,实行“以汉治苗” ,进一步加强封建统治 ,促进了苗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由于满汉官吏、地主、商人、高利贷者进入苗区 ,任意兼并苗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剥削欺压苗民 ,最终导致了乾嘉苗民大起义。清朝平定起义后统治政策又从“以汉治苗”回到了“以苗治苗”     

清朝统治蒙古经济政策管探

清王朝在其未入关前和蒙古族已有密切关系,入关后实施的是满蒙统治阶级的联合专政。在清朝统治下,相对地说蒙古族比较安定。为什么明朝时只有加固长城才能防御的民族,到清朝却成了“防备朔方”的“长城”?这与清政府采取一系列政治措施(包括在蒙古实施的经济政策)有着密切关系。因此,清朝统治蒙古的经济政策很值得研究。     

同为马上民族——蒙古族与满族的民族性格之比较

蒙古族与女真族（满族），分别是建立了统一全国的封建王朝——元朝和清朝的统治民族，在汉族统治阶级建立的明朝统治时期，他们都给明朝的统治者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同样作为东北的少数民族，蒙古族与女真（满族）在民族性格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也存在许多差别。这些差别不仅导致了民族发展的不同，也决定他们所建立的王朝统治寿命的长短。     

略述丽江古城及茶马古道上的“房东伙伴”贸易

在“茶马古道”上长期的纳西族、藏族贸易中,滇西北藏区和纳西族地区产生了一种别具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房东伙伴贸易”,它是在滇藏贸易历史上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经商形式,特别流行于纳西族和藏族之间的贸易中,历史上,它随着纳西族和藏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增多而得到长足的发展。从一些历史记载中可看出,在明代木氏土司统治迪庆时期,纳西族与藏商的贸易交往十分频繁,也可以看出当时就已有了“房东伙伴”的商业贸易习俗。这一贸易习俗到清代以后在丽江纳西族地区得到更大的发展。从西北和西南的其他例子也可看出,这种最初基于经济互助、贸易往来的“伙伴家庭”关系,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存在于商贸和生产上交往较多的相邻民族。这种各民族特定的基于家庭的伙伴关系,是促进和睦和谐、相帮互扶的民族关系的重要动力。     

清初统治者民族心理探求

清朝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曾经采取过很多政策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其中最早的就是“剔发易服”政策,并且曾经停止一段时间后又推行则更为残酷,原因何在?本文将从三个不同的方面,以全新的角度探讨清初统治者之所以残酷地推行此政策的原因和它对汉族人民的巨大影响,这有助于我们更深层次的了解清初的一些历史。     

论中国历史上农牧民族的二元一体化

中国历史上农、牧民族的二元一体化,以历代塞外游牧人口的南移和中原农耕人口的北移及农、牧人口的叠移为前提,以农、牧民族的经济共生关系特别是民间自由贸易关系的发展为动因,以历代长城文化带的演变,尤其是它的过渡功能和内边疆形态的变化为脉络,以明末长城地带民族贸易市场的兴盛和清代“满汉一家”的政策的颁行为标志,既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核心内容,也是历史时期整个亚欧大陆农牧世界二元一体化的历史缩影     

满蒙联姻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巩固

满蒙联姻是清朝的一项基本国策，标志着中国和亲政策的成熟。清朝各个时期的满蒙联姻都有明确动机、鲜明特点、突出作用和深刻影响。满蒙联姻促进了满蒙双方政治上的互信、经济上的交往、文化上的交流、血脉上的交融，使满蒙双方强化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甲午战争期间的满汉矛盾

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满汉矛盾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满汉矛盾的存在使满州贵族统治下的中国缺乏一种鲜明的民族观念和国家意识,此点与全国上下齐心合力进行战争的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世纪末期的世界已基本上联为一体,中国也早已融入国际大家庭中,在这种情况下,民族观念和国家意识应是一个国家所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而满州贵族统治下的中国恰恰在此方面有严重的欠缺,并成为导致中国惨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论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

中华民族的认同基本上停留在文化和学术的层面上。当今中国"国权"和"族权"应该统一,现在已经到了确立中华民族是"国族"地位的时候了。族群概念的引入和应用是民族认同与国家建构对立统一、确立中华民族是"国族"地位的理论基石。从多元走向一体是中国各民族互动、整合和认同的历史趋势。中国各民族面对全球化挑战的最佳民族认同就是中华民族。     

民族与国家:民族共同体的图像表征——以《皇清职贡图》为例

职贡是中国礼仪文明在处理内外关系中的交往手段之一,清朝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转型期,以职贡为特殊政策进行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与交融。此时以“夷狄”身份入主中原的清朝与边地民族及国家的封建宗藩关系空前强化,清朝为了实现多民族国家的一统,以怀柔和羁縻“远人”的手段形成职贡体系。在图像艺术中,《皇清职贡图》则呈现出清朝描绘四方“远人”前来朝贡的独特图像秩序,其中蕴含着清朝对于四方诸族的关注,且具构建“民族共同体”的特点,亦存在民族与国家相互关联的时代特征。     

“世居民族” 与“居住民族” 称谓指向辨析

“世居民族”与“居住民族”称谓指向已不仅仅是民族学意义上的话题,还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文本简要梳理了“世居民族”与“原住民族”、“世居民族”与“土著”、“世居民族”与“居住民族”的边界及其关系,指出“世居”不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倘若一味强调民族世居,容易滋生地方民族中心主义和地方本位主义思想;在民族杂居聚居已日益成为一个显著的事实和趋势的前提下,为了避免一个民族在此地为“世居民族”,到彼地又为“外来民族”的尴尬,真正体现各民族平等,必须淡化新、老地域人的界限,淡化民族世居身份和族群意识,慎用“世居民族”概念,启用“居住民族”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