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则鸣”辨

“不平则鸣”意为“情激则鸣”,这创作动力论可以说是韩愈创作论的核心。它与韩愈的文学或载道或娱戏的功能论并行不悖。所谓“气盛言宜”,说的是内容充实中气足则“言宜”“易好”;而“穷苦之言易好”的实质是,心愈不平愈“郁于中”愈“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则鸣得愈好。从“发愤”而作→“不平则鸣”→“穷苦之言易好”到“穷而后工”的发展看,这一历史性命题,强调的是不如意的生活遭际有助于激发艺术家创作出优秀作品,同时包含着文艺创作是一种心理宣泄,必须表现真挚强烈的情感,必须专一用工掌握艺术技巧法规,以至于包孕着必须深刻而广泛地反映社会生活等等涉及创作本质的认识。     

“穷而后工”论

“穷而后工”论樊德三“穷而后工”是中国古代作家论中的一个很有影响的命题。它的实质是说作家的痛苦经历能使其才华得到充分发挥并体现在创作上。这在文学史上确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文学现象。这一思想，从司马迁开始一直为历代文论家所重视并且不断地加以发挥。明确提出...     

从“文以载道”到“抒写性灵”──唐宋散文的传承与拓展

中国古代散文的辉煌时代是唐宋。此时，散文从经史哲学中分离出来，由应用性而转向文学性，拥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作家们不平则鸣，穷而后工，主体意识得到了极度张物，创造性高度发挥，散文体裁更为丰富多样；题材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散文创作的技法日趋丰富；散文语言也高度个性化，更为贴近生活，更趋平易自然。     

韩愈“不平则鸣”说的心理透视

韩愈在《送孟东野序》里提出流布甚广的“不平则鸣”说。联系作为文论家的韩愈的全部理论主张,其“不平则鸣”说起码包含有这样两个层次的含义。 其一,“不平”即不平静,亦即创作者内在心理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由客观外物的感发激荡而致,从而带来创作主体在创作之际的心灵的发动,并进而通过对特定对象的艺术加工,形之于言辞而传达出来。     

肌理说对文本与作者的区隔 ——兼谈翁方纲对“穷而后工”的质疑

[提要]清代诗评家翁方纲的“肌理”说并未张扬某种诗歌风格,而是悬出了好诗的艺术标准。他偏离了作为中国古代文论、诗论基石的“知人论世”批评观,质疑了“穷而后工”说,将诗歌文本与诗人本人境遇相区隔。尽管翁方纲的“肌理”与西方新批评所说肌质（texture）所指有所不同,而其本意皆为将诗歌文本视为自足的存在。     

韩愈研究二题

本文认为“不平则鸣”融入了诗人的身世感受,是对诗人心态特征的揭示。认为人生的困顿与现实的黑暗构成了“不平则鸣”形成的两层因素,因而它一方面体现为感伤,另一方面又体现为抗争。作为心态特征,它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诗人的创作内容与诗歌的表现方式。对于“以文为诗”,本文认为它是诗人寻求表现自身情感恰当的表现方式的结果。在诗人创作的不同阶段,随着心态与情感的变异.“以文为诗”遂有不同的表现与侧重。     

论苏轼对屈原诗学精神的继承及意义

屈原的诗学理论是“发愤以抒情”,其实质是一种“审美诗学”;苏轼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了“诗是穷人物”的命题。苏轼的这一思想从“发愤”说、“物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等儒家诗学思想中摆脱出来,从理想的应然状态出发,直接诉诸文学超越性的审美本质,从而完成了诗学史上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     

也谈“不平则鸣“

理解“不平则鸣”的关键是对“不平”的理解 ,“不平”既有不公平之意 ,也有不平静、不平衡之意。因此 ,“不平则鸣”既包括失意者自鸣其不幸 ,也包括得意者自鸣得意及鸣国家之盛。     

作家的经济状况对创作的影响

作家的创作都是在特定的经济（物质）条件下进行的，但作家所处的经济状况对其创作产生何种影响，什么样的经济条件才有利于作家创作力的保持和提高，过去一直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我国古代有“诗穷而后工”的说法。后来不少人依据这种说法，认为搞文学创作的作家，要想取得成就，特别是高度成就，就应当保持经济上的贫穷。因为只有贫穷才能使从事创作的人成为大诗人、大剧作家、出色的小说家。似乎贫穷是成为大作家的必备条件。其实，这是对“诗穷而后工”原意的曲解。“诗穷而后工”出自宋代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原文是这样的：…     

“为人生”:“新乡土”的主题之一——周熠的小说集《杏儿黄熟时》琐评

<正> 在南阳众多的作家里面,周熠的创作是较有特色和个性的,他也是近年来崛起并呈上升趋势的“南阳作家群”里唯一融小说、散文、诗歌于一身的三栖作家,而他创作的主要成就却表现在他“为人生”的乡土文学方面。近年来他的作品多次被全国一些报刊刊登并转载也说明了这—点。由于论题与篇幅的限制,我们在这里且不论其散文与诗歌,仅就周熠新近出版的小说集《杏儿黄熟时》(河南人民出版社)谈谈自己在解读过程中的一些体会与看法。     

厚乐薄诗：柏拉图“反艺术说”辨正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诗歌与音乐的艺术地位是不相同的。他的批判集中在诗歌,对于音乐却持欢迎的态度;他不可能提出“把音乐驱逐出理想国”的口号。本文认为这种“厚乐薄诗”的差异是对古希腊诗歌与音乐的特点直接关怀的产物,并具体从柏拉图关于诗歌与音乐的创作来源、社会功用(主要关涉到他的政治观念、文化理想)两个并非独立自足的层面来透视产生差异的复杂原因,试图对学人所谓柏拉图“反艺术说”有所辨正。     

论何其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艺术自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何其芳文学创作的高峰时期。1930年代无疑是何其芳在艺术上最为雕琢、用心的时期；而1940年代进入延安之后，何其芳的创作心态和诗歌风貌都产生了明显的改变，同《预言》集相比，他的《夜歌》集的确显得有几分拙朴。许多人把这种转变归咎于时代，并认为何其芳从1940年代开始逐渐背弃了艺术上的追求，在艺术上开始退步。而实际上，何其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诗歌创作都体现了他对诗艺的探索和追求，他始终自觉地遵从诗歌的关学要求，坚持诗歌的艺术品格，在这个前提之下来进行创作，而没有把诗歌降格为政治宣传的工具。这种“艺术自觉”的意识是贯穿他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创作活动甚至是整个创作生涯当中的。     

诗可以怨的历史传承与嬗变

以怨言诗是中国诗学中一个源远流长的理论命题。它源于孔子的“诗可以怨”,流衍出“发愤著书”、“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等主张,在中国诗史上形成一条影响深远的理论意脉。本文拟对诗可以怨这个诗学命题的诗学源流和思维方式作出分析,并且立足于当代文论建设,对此命题进行学理反思和局限分析,在局限分析中把处于悬置状态的新的文学观念逼现出来。     

自然与文明的悖反：李少君诗歌中的“神”

自然与文明的悖反是李少君诗歌当中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他先后提出的“草根写作”和“新红颜写作”创作主张在深层次里都与这相关联;李少君诗歌里的“神”,是他努力在自然和文明的悖反中寻求平衡的产物。     

“崇高”特质与李商隐政治诗

李商隐的诗歌是“优美”的，但其诗歌也有“崇高”的一面，主要体现在李商隐政治类诗歌的创作中。以郎加纳斯的《论崇高》为基点，探求李商隐诗歌中的“崇高”特质及其表现。     

“诗可以怨”诗学思想的形成及演变

以"怨"言诗是中国诗学思想中一条重要的理论意脉.它源于孔子的"<诗>可以怨",孔安国、何晏、司马迁、韩愈、欧阳修等在此基础上各有阐发.孔子的"诗可以怨"说的是诗的社会功用,"发愤着书"和"不平则鸣"是诗歌创作论,"穷而后工"则更加凸显现实存在--诗人情感--诗歌创作三者之间关系."诗可以怨"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     

应“鸣国家之盛”

近年来,“牢骚”之言不时充塞于耳。君不见,那街头巷尾,各种公共场所,三人一伙,五人一堆,大发牢骚。其中不少是干部职工,有些离退休老干部也参加了这个“牢骚族”。而大凡鼓励自己或怂恿别人大发牢骚者,大都振振有词:“不平则鸣”嘛！ 据考,“不平则鸣”源于韩愈《送孟东野序》文中“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刍议张问陶诗论体系对诗人“自我”的强调

清中叶著名诗人张问陶，又是一位深有造诣的诗论家。其诗论体系，以强调诗人“自我”为核心、根本以至灵魂。他认为诗人“自我”的“性灵”、“性情”、“血性”、“灵光”，乃诗歌审美本体之内质。此外，他论及诗歌的创作、功能、继承、风格、鉴赏、批评诸方面时，无一不和诗人“自我”联系起来进行阐释。再者，他的诗论体系又是开放性的系统，它上通于天，追求“天人合一”；又根扎于地，特别关注现实人生。     

“意象诗”与“意境诗”刍议

中国传统诗学贵意象.早于六朝时期,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的《神思》篇中,就率先揭橥了意象的概念,说“寻声律而定墨……窥意象而运斤”,并认为“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他用《庄子·天道》中轮扁斫轮的典故,说明作家创作时务必依据自己头脑里的形象挥笔写作,正象轮扁斫轮时总是依凭脑中车轮的形象操作一样.“窥意象而运斤”,作家的构思、创作离不开意象;所以有人提出,诗歌的创作过程是“意象思维”过程.     

朝鲜朝“异端派”诗人金时习的汉诗论析

金时习是朝鲜朝16世纪著名的“异端派”诗人,作为一个在黑暗的王朝统治时期选择绝意仕进、浪游归隐而坚决不与当权者合作的异端分子,他创作了大量汉诗,批判现实社会中的各种弊端和丑恶现象,关怀民生疾苦。而对金时习的生平、人格、诗学观、独特诗风的简论,对部分诗歌的创作背景和原因的解析,都有助于深化对其诗歌的“异端”特质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