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左翼文学的贡献与不足

左翼文学是现代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学现象。它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坛上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并一度占据主潮的位置。并且,它上承五四,下启延安工农兵文学潮和十七年文学潮,建立了中国较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提倡文艺的大众化,产生过很多有影响的作家、作品,．但是左翼文学也存在很多显而易见的不足之处,这也是左翼文学在新时期备受指责的所在。因此给左翼文学公正与客观的评价就显得弥足珍贵。     

左翼文学的发难:贫弱的实绩与历史的光影

20世纪30年代初,刚刚发难不久的左翼文学不但遭到了国民党御用文人充满敌意的贬斥、攻击和诬蔑,还受到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要求"看货色"的强烈质疑.发难期的左翼文学之所以备受质疑是因为其创作实绩比较贫弱,而造成这种贫弱的原因在于:文学对政治的依附和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侵蚀,国内外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偏颇的影响,尤其是左翼作家自身薄弱的才艺的限制.发难期的中国左翼文学是世界左翼文艺思潮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尽管它还不成熟,但它具有鲜明的介入社会、政治、人生的意识形态性质,其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其自身的文学价值,也使它获得了与其艺术成就并不相匹配的历史光环.     

中国左翼文学思潮的问题框架和实践尺度

意识形态的肯定性运用,是中国左翼文学思潮的问题框架。在它的规引下,政治标准成为左翼文人知识分子判断文学实践的价值坐标。这造成了左翼文学运动实践过程中政治与文艺两种职能的失衡,展现了理想化的意识形态观念系统和现实的文学实践系统的巨大差异与历史悖论。     

读者的分化与延安文学的转型——延安《解放日报》副刊的文学生产与传播

延安<解放日报>副刊是当时全国报纸中发稿最多、规模最大、持续时间也最长的文艺阵地,从中可以找到1941-1946年近六年的解放区文艺历史.它不仅是延安文艺政策的晴雨表和文学转折的历史见证,也是各种文化冲突集中释放的空间.在新旧时代交替的"革命狂欢"中,外来都市文化经过与延安主流政治文化和陕北民间文化的结合,最终形成了具有延安特色的新文化.在延安文学从精英文化向工农兵方向转型的过程中,除了延安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作用之外,读者的变迁、分化也是其重要的文化诱因.     

论左翼文学发展中的报刊策略

兴起于1928年前后的左翼文学迅速成为20世纪3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文学,这一文坛主流地位的确立与其发展中的报刊策略是分不开的。初期左翼文学借助庞大的期刊阵营迅速获取了在文坛上的流行性;左联刊物多样化的生存策略进一步扩大了左翼文学在文化围剿下的影响力,并拓展了其发展空间;左翼作家们对报纸副刊的广泛争夺成为后期左翼文学发展的主要特征。左翼文学正是通过巧妙利用报刊迅速完成了其兴起、发展、繁荣的过程。     

意识形态与左翼叙述

意识形态问题的核心是其具体性、发展性和实践性,文学艺术既是各种意识形态的载体,其本身也是一种特别复杂和活跃的意识形态,形象性、多样性和创造性是其基本特征.运用意识形态理论对左翼文艺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左翼文艺理论观念的研讨;二是对左翼文艺作家作品的叙事研究.意识形态与左翼文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决定性关系,而是双方共鸣、绞缠、摩擦、碰撞的对话互动的交互作用关系.     

集体记忆与历史重述——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

左翼作家对“左翼文学”的回忆蔚为大观,构成现代中国不容忽略而又意味深远的文化景观。其重构历史的强烈意图,与当下政治生态、社会现实之间的深层互动,使其足以作为实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记忆的转向”的典型样本。左翼作家通过个人史、“左联”史和左翼文学史的叙述,完成形象重塑、身份认同、重构历史、接续传统等多种意图,充分体现话语生产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密关系。“左翼文学”回忆对社会框架十分依赖,呈现出明显的“集体记忆”特征,打上了社会主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深深印记,但“个体记忆”又常常逸出“社会框架”,对集体记忆构成冲击与反抗,使得左翼作家的回忆呈现出微妙的张力。然而无论如何,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都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深度影响了我们对左翼文学的认知。     

从“同路人”到“第三种人”——论1930年代左翼文化对现代派群体的影响

1920年代末至30年代,施蛰存、戴望舒、杜衡、穆时英、刘呐鸥等现代派群体深受左翼文化的影响,一度倾向革命,热衷普罗文学,成为左翼的"同路人".然而,随着左翼文化运动的深入,现代派群体从"同路人"转向了"第三种人",他们提倡文艺自由的文学主张遭到了左翼阵营的批判,从而陷入了左翼文化影响的焦虑.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20世纪30年代初期,为了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严格控制,蒋介石政府发动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意在阻止左翼文学的迅猛发展。但是,由于民族主义文艺本身具有矛盾性特征,加上受到左翼作家的共同抵制,这股文学思潮在左右夹击之中迅速失去现实基础。作为国民党文艺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主义文艺和三民主义文艺具有显著差异,很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左翼文学与民族主义文学的结合与冲突

左翼文学与民族主义文学在三四十年代特定文学场域中,相互碰撞,形成了结合与冲突的复杂关系。左翼文学与民族主义文学在三十年代刚刚诞生时发生结合与交锋,民族主义刊物不仅发表民族主义文学作品,也吸纳左翼文学。同时左翼文学在张扬民族精神、反对日寇侵略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民族主义话语的烙印。在四十年代延安,两者依然持续交织在一起,发生结合与碰撞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的这种复杂关系,促使各种文化思潮相互作用,发生演变,共同推动着延安文学和四十年代文学的演变转型。     

碰撞与调适：1942年的延安文学生态

在革命现实主义的发展历程中，合法的红色政权延安边区政府的出现，为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新的本质。对于自由的个性化的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来说，延安时期是一个左翼知识分子与政党国家之间的碰撞时期，当然也是一个相互磨合，并最终以左翼知识分子调整自我以适应环境的时期。这一时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当代化至关重要，它奠定了当代左翼知识分子与政党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格局，也形成了当代文学的基本的制度，更为当代文学的创作倾向确立了总体的方向。     

置于主流话语意识下的女性关照——论郭沫若的历史剧

在历史剧创作中,郭沫若将女性观照放置在主流话语意识下,塑造出的女性具有不同的时代质感。20世纪20年代的女性在"五四"个性解放意识浸染下最具叛逆意识,20世纪40年代的女性意识更多凸显的是左翼斗争意识,20世纪60年代的女性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强调实践主体功能。相应地,郭沫若女性观照的价值取向也带有权力话语意识。     

显性“共名”与隐性“突围”——新中国初期30年文学思潮研究

新中国初期30年文学思潮不仅包括显性层面的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与"左"倾政治路线共名的主潮,而且包括隐性层面的突破单一文化体制、回归文学本体的暗流。显性层面的文学思潮上承20世纪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学、30年代左翼文学和40年代延安文艺,具体表现为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到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文学,最后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隐性层面的文学思潮上承现代人文主义与自由主义文学,具体表现为"十七年"中的几次"突围"和"文革"中的"地下写作"。只有回到历史语境才能合理评价这30年文学思潮的"一体两位"。     

现代性平台上的理性与革命——论作为现代精神现象的左翼文学

现代性是观测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座平台 ,是一种文学史视野与方法 ;左翼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是历史逻辑的必然 ,是由“五四”多元启蒙理性向一元政治理性的演变 ;左翼文学是理性主义精神在特定历史时段和特定区域的革命化展现 ,理性精神的时代要求选择了革命 ,革命选择了文学作为斗争的分野 ,是总体化现代性的一种时代演绎     

主流意识形态对现代改译剧文本选择的影响

意识形态是影响现代改译剧文本选择的重要因素。中国近现代社会中有两大交替出现的主流意识形态,即救亡图存、革命思潮和思想启蒙思潮。在救亡和革命思潮影响下,辛亥革命前后、左翼文学时期和抗战时期,抵抗外辱、彰显爱国主义和社会革命题材的外国戏剧被大量改译进来;五四至抗战爆发以前,思想启蒙占据了时代的主流,改译者选择的多是反映妇女解放和批判现实社会的剧目。这些改译剧给当时封闭沉闷的社会带来新的气息,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话剧创作。     

简论瞿秋白对新俄（苏维埃）文学的译介与推扬——兼谈30年代中国无产阶级普罗文学的努力方向与效法榜样

瞿秋白在1930年代向国内译介了一批苏联文学作品。他的译介紧密结合国内左翼文学运动发展的进程,用意在拨正努力方向、树立效法榜样。他强调反市侩主义,强调对集体主义精神的表现,他对《毁灭》、《铁流》的热情赞美与积极推扬,对苏联文坛关于同路人文学深刻而富于启示的分析评判,以及对苏联普洛文坛开展的一系列文学运动及其内在精神实质的介绍,对中国左翼文学的战斗意气、目光胸怀与发展方向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巴金:革命年代的五四话语

巴金小说的创作方法与以"两结合"为最高形态的主流创作方法有其一致性,即对于旧制度的批判;但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即巴金在革命年代以及民族解放战争年代始终坚持五四文学精神,其思想武器主要是五四话语。而这正是他获得现有文学史地位的关键。     

在主流意识形态制导下的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

随着主流意识形态在全国的支配地位的确立,十七年文学的生产被纳入到了国家的政治轨道上来,文学也就从私人话语转变成了国家权力话语。这就要求作家的文学创作要自觉地纳入主流意识形态已经规范好的框架里,这就会使主流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应的文化政策内化到作家思想中,成为他们创作中的定律。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尽管其生成的文化语境一直被主流意识形态紧紧钳制着,但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作家努力下,还是获得了较大的文学成就。     

人民利益：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核倡——基于合理性与必然性的探析

在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意识形态安全已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主流价值的弱化、“精神疲倦”的状态以及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内在紧张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将人民利益作为意识形态建设的基点具有现实合理性与历史必然性,任何时候都应该成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中心任务而不动摇。     

延安文学与中国古典戏曲传统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延安文学与中国古典戏曲传统有着紧密的联系,主要表现在它保持着与广大人民的精神联系,具有丰富积极的内容和精湛的技术。正确认识延安文学与中国古典戏曲传统的关系对于创建现代民族文艺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