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怎样评价李白的山水诗——兼与王运熙同志商榷

<正> 一谈起山水诗,不少人就推出王维,认为王维的山水诗是百家山水诗之冠。这种看法显然受苏轼对王维,山水诗评价的影响。“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书摩洁蓝田烟雨图》)。我不否认苏轼对王维诗评价的准确性,但有人却从苏轼这个评语中不加分析地认为王维的山水诗在中国诗史上首屈一指。这显然是不妥的。李白诗歌创作的成就主要在政治抒情诗方面,他作为与杜甫并列的诗坛巨擘,是勿庸置疑的。然而,李白的山水诗成就不在王维之下。王运熙同志在《王维田园山水诗的审美价值》一中     

对《试论积累率的合理区间》一文中关于用数学公式计算积累率的异议——与李鼎新同志商榷

最近,读了李鼎新同志《试论积累率的合理区间——兼谈用数学公式计算积累率》(载《人文杂志》1980年第6期,以下简称“李文”)一文,受益非浅。但对文中“用数学公式计算积累率”部分,却感到有些不妥之处,特提出质疑,希望能引起讨论。 李文提出了一个积累率计算公式,并对公式中各变量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这种用函数关系式来研究积累率变化的方法是可取的。不过,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学中的问题,应该使其既符合经济学原理,又符合数学原理。如果用这个标准衡量,则李文提出的公式及其分析却存在着一些问题。     

《王維前期事迹新探》质疑

葛晓音同志的《王维前期事迹新探》一文(载《晋阳学刊》1982年第四期),对王维被贬,《上张令公》诗,王维何时离开济洲,何时在嵩山隐居等等,都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读后颇有启发,不少论断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其中个别问题仍有值得质疑之处。     

石勒评价商榷三题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三期,发表了李智文同志《我国历史上的羯人爱国者——石勒》一文(以下简称李文),读后很受启发。石勒作为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之一,有必要对他作出全面的正确评价。但笔者认为,李文的评价似有失于片面之处。本文拟作商榷三题,求教于李智文同志。     

社会主义法制的平等原则不能割裂——对李光灿同志《论法律面前平等》一文的质疑

“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全面地体现在社会主义法制各个方面的原则。但有的同志认为,这一原则只能是适用法律上平等,而法律上的规定(内容)不能平等,从而提出“立法上阶级不平等”和“司法上阶级平等”两个“原则”。目前,系统地表述这一见解的有李光灿同志的《论法律面前平等》一文(载《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4期,以下简称李文)。我对李文的立论有若干疑问,现在提出来商榷。     

一本编写粗糙、错漏严重的书——也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飞跃》

谭纪同志编著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飞跃》一书,公开出版并经《广西日报》和《广西党校学报》连续评介以后,引起了读者的关注,也引起了读者的不同议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花了一些时间拜读此书。经过几次通读,我们感到,对此书的不同反映是很自然的。因为此书确是收集了不少资料,综合了许多同志的研究成果,对读者理解党的十三大精神有一定帮助。但是,此书又确是存在着许多观点和提法上的缺点和错误,作为正式出版物特别是作为一     

评张清华王维研究的三本著作

评张清华王维研究的三本著作王魁田（西安联大师范学院）在当前王维研究的领域里，张清华同志的研究成果，是较突出的一个。除１９８４年以来发表的十几篇王维研究论文外，《王维诗选注》（１９８５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王维年谱》（１９８８年学林出版社出版）、《...     

再谈不应把工具、对象和结果纳入实践范畴

《晋阳学刊》一九八三年第五期发表的李怀君同志的《“不应把工具、对象和结果纳入实践范畴”吗》一文,对拙文提出不同意见,这对于进一步研讨实践要素问题是有益的。李文认为,工具、对象和结果是实践的要素,应当纳入实践范畴,不然,那就必然导致“抽象、空洞的实践观”。我对李同志的论证仍有疑问,想再谈点粗浅看法,与李同志商讨,并就教于其他同志。李文也以马克思的这一论述为根据:“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这里,马克思明明把“劳动本身”与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并列作为“劳动过程”     

新时期领导工作的钥匙——评《领导工作心理学》

<正> 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邢守润同志编著的《领导工作心理学》一书已和广大读者见面.它的出版为做好领导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领导工作心理学》是作者在研究多种学科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对领导工作实践的调查,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完成的科研成果.细读此书很受启发.全书有三个特点:     

关于苏轼“轶诗”的几个问题——与李门同志商榷

《中州学刊》一九八二年第五期上发表了李门同志《平都天下古名山》一文(以下简称李文,下边凡引用该文,不再加注),向读者介绍了宋代文学家苏轼的一首“轶诗”。但仔细读过之后,觉得有不少失实之处,特此提出商兑。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

读了黄枬森同志的《列宁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忠实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一文,感到其中有三个问题,我们的看法与见解,与黄枬森同志有所不同: 1.实践唯物主义是否能看作认识论? 2.《巴黎手稿》中阐述的历史观,是否有唯心主义的残余? 3.马克思是否把自然界看作“人化的自然界”? 下面依次提出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供大家讨论,如有不妥或错误之处,希望得到指正。     

要科学地评价李白、王维的山水诗

<正> 《齐鲁学刊》1987年第3期发表了张家骐同志《应怎样评价李白的山水诗》(以下简称《应》文)一文,该文将李白与王维的(田园)山水诗作了诸方面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前者远远超过后者。笔者以为,《应》文的分析评价方法及其结论都值得商榷。《应》文对王运熙同志《王维田园山水诗的审美价值》一文中的如下观点全面否定:“伟大的诗人李白、杜甫也创作了不少写景名篇,但在展示自然界的丰富多彩和表现作家对自然的深入细致的感受上面,较王维也不免有所逊色。他不愧为诗国中首屈一指的风景画大师。”显然,王文是肯定王维的“田园山水诗”在描绘自然风景、展示自然界的多彩和表现作家对自然的深入细致的感受方面的成就的,与李、杜的比较,也是就其田园山水诗的比较。就此而言,笔者认为王文观点是正确的。在中国诗史上,李诗对后世的影响是极深远的,但     

评一部有学术价值的新著—《王通论》

隋代大儒王通,在中国思想史上有一定的重要地位。但学术界过去对他不大重视,这一领域的研究,基本上还是空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不久前出版的尹协理、魏明同志合著的《王通论》一书,一方面对王通其人的存在、其书的真伪,作了周详而精辟的考证辨析;一方面对王通的思想内容作了较为深入的发掘,填补了王通研究的空白。对于此书所取得的成就,有的同志已作了充分的肯定(参看张岱年、郑凯堂《一本有新意的学术新著》一文,载《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六年第一期)。我们这里仅就此书有关王通思想内容部分,谈一点读后感想。     

共有制与公有制之比较──兼与李力同志商榷

共有制与公有制之比较──兼与李力同志商榷王运生《社会科学》１９９５年第１１期刊登了李力同志的《共有制在当代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地位》（以下简称“李文”），读后顿觉耳目一新。但对于李力同志关于“共有制是一种新型的公有制形式，它不同于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     

《诗与真》的全译本

《诗与真》(《歌德自传》)是歌德晚年的重要著作,它不仅是研究歌德及其作品最直接的资料,而且本身就是一部别开生面的传记文学名著。我国早在抗日战争以前,这部近千页的巨著,上海生活书店就出版了思慕同志翻译的全译本。但是此书可能出书较早,而又印数不多,流传不广,所以很少有人提及,就是有提到的也多有错误之处。杨武能同志《歌德在中国》(见《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二年     

关于按需分配原则的思考

共产主义社会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这个末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预见,有的同志提出了不同看法。李济广同志在《江汉论坛》1989年第2期发表了题为“共产主义社会按需分配吗?”(以下简称李文)提出要对按需分配“重新考虑”。下面谈谈我对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和对李文所述观点的看法。     

再论“逻辑眼界”——并答李匡武同志

李匡武同志在《論形式邏輯与辯証邏輯的联系和区別》一文(載《学术研究》,1962年第4期,以下簡称“李文”)中,对拙作《論“邏輯眼界”,(載《新建設》,1960年12期)提出了不同意见,这是值得欢迎的。李文中所提出的关于两种邏輯自身的根本区別何在,关于形式邏輯的局限性問題,也具有当前的邏輯兴趣,值得进一步去探討。但在仔細研讀之后,对李文的論点我却未敢苟同。除将关于形式邏輯的局限性一題留待答郑毅男同志时一并論述外,茲先就李文提出的其他有关問題,再申述己见。     

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初考

上海图书馆收藏一部完整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本文通过对此书的部分卷帙与中华书局排印本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相比勘,得出此本较上述二本更接近《永乐大典》原收录本的观点.这对于破除《四库全书》本的迷信,以及恢复此书原貌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也谈事实真理与价值真理的阶级性——兼与李新实、付锐同志商榷

李新事、付锐二同志在《从事实真理和价值真理谈真理的阶级性》一文(见甘肃《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以下简称李文)中,认为我国学术界关于真理有无阶级性问题的讨论,之所以争论不休,在于争论双方的“观点都有正确的方面,但也都有比较明显的片面性”。要对真理的阶级性问题作出比较全面正确的阐述,必须克服争论双方观点的片面性,把两种正确认识统一起来。”怎样才能使双方正确认识统一起来呢?李文提出要用“事实真理和价值真理”的二重真理说来“统     

关于《大同书》的成书年代问题——与湯志钧同志商榷

康有为在《大同书》題詞中,自称他在光緒十年(1884年)“感国难哀民生,著大同书”。湯志鈞同志对此持有异議,认为这是康有为倒塡年月,以表示他著此书时“一无剿袭,一无依傍”。为此,湯志鈞同志作了一番考証,証明《大同书》成书于1901-1902年,前此无此书的草稿存在。这些考証,对于《大同书》的深入研究,的确有所帮助,但是在方法上却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