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财赋运转机构——转运司的变迁

转运司设置于五代时期。其主管官吏称转运使,始见于唐。转运司的权力在宋代发展至顶峰,兼管民事、司法、监察、财政及军事等职。至元代,转运司开始走向下坡路,权力范围明显缩小,只负责财政事务,如催征赋税、办理上供、转输物资等。目前史学界对宋代转运司的研究颇多,而对元代转运司研究较少。笔者认为此时正是转运司变迁的关健时期,通过考证元世祖朝转运司的沿革过程,可以探究出元初转运司不能稳定确立并从此走向衰落的原因。     

金代东北地区转运司建制考

转运司是负责财赋管理、运输的重要财政机构。金代在东北地区主要设置了两路转运司,即上京路和辽东路转运司。它们在调剂全国物资有无,稳定金初政治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它们的设置,时常随着当时政治情况的变动而变动,弄清楚两路转运司的建制变革情况,对我们研究金代的政治制度有很大帮助。     

元代统一局面下盐官制度的重构

盐官的设置是元代盐政的重要内容之一.有元一代,南北得以统一,元统治者对全国较大的几个盐运司的官员进行了统一设置,并罢去一些规模较小盐司的官员,这反映了统一局面下元统治者宏观调控,抓大放小的管理思想.随着盐务管理体系(盐运司一分司一盐场)的建立,元统治者整合金代盐官体系和元初转运司体系,相应建立了盐官体系,进而推广至南方产量较大的两淮、两浙及福建盐区.这是全国统一局面下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央垄断盐业,加强中央财权的重要表现.元代盐官体系盐运司官员设置的规范化使元代盐法在理论上臻于完善,并成为明清盐官设置的样板.     

灵州初战中的宋陕西路军事财政管窥

宋初夏州李继迁叛宋,双方围绕多地展开争夺,其中灵州初战影响最大。随着灵州战事推进,陕西路转运司在中央计司与地方州军之间居中调度,负责统筹本路军需物资的预算与筹措等军事财政事务。战时军费亦基本由陕西路支发,如粮秣主要来源于本路二税、屯田、市籴,并主要由本地民户承担运送任务。灵州初战时宋廷之所以在陕西路实施此种有限的财政政策,并导致陕西路转运司“支发尽净”本路财赋亦未能挽救战局,其根源在于朝廷所奉行的对夏军事退缩战略。战后历经仁、神诸朝直至北宋末,中央逐渐主导陕西路军事财政,其战略定位、财政理念、统筹机构和供给模式等体制性要素发生重大变化,并与国家军事财政日益融合为一体,呈现出与灵州初战时不同的内在历史逻辑。     

论宋代的监司关系——以转运、提点刑狱和提举常平司为中心

宋代监司除转运、提刑、提举常平外,还有为数不少的杂职监司,他们对一路的职权进行分割,形成职权互相交叉的局面.在行使职权过程中,监司之间既分工、合作,又互相监督、牵制,构成宋代监司关系的主体.这种关系的形成主要受中央集权加强和社会经济变化两个因素的影响.     

熙丰变法时期的利益集团与中央财政制度的变迁——以制置三司条例司的置废为例

与前代不同,宋初宰相不理财,但在王安石创置制置三司条例司、领导变法之后,宰相理财制有所恢复,并使宋朝财政制度由三司一元理财体制,转变为宰相领导的制置三司条例司(或司农寺)—提举常平司理财和户部尚书所领的户部—转运司理财的二元理财体制.在宋代中央财政制度变迁中,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创置和罢废是关键,而制置三司务例司置废过程中各个利益集团的博弈更是推动北宋中央财政制度变迁的动力.     

由“催办之官”到“父母之官”:宋至明代盐分司角色转变

宋元以降,朝廷常于提举盐事司或都转运盐使司之下设立分司,诸分司上承总司,下抚各场,是各地盐司衙门的中层机构。分司之设始于宋金对峙,以催督税款为职任。元代中叶“立仓纲运”制度实行之后,建仓设衙,分司总收总支,实现了由常川巡历到坐衙办公的转变。明代分司的职设普遍经历了一个由实至虚,再由虚至实的变化过程,分司角色实现由“催办之官”到“父母之官”的转变。从长时段的视角来看,宋至明代盐分司角色的转变既因职官制度的演进,又因盐场管理架构的调整,更因灶户生产和组织模式的改进。分司身份的转变过程与盐政管理逐步地方化、盐场与地方社会渐趋融合、民灶身份日趋混同这三种趋势互为表里,这也反映出历代王朝对于盐场社会治理能力的逐步演进。     

从盐仓看明清福建盐业变迁

盐实行专卖后,盐入官仓是统治者从源头上防范私盐的一项重要措施。然而明清以来,福建运司盐仓却历经变化:一是盐仓呈由兴到废的发展趋势,二是盐仓修建主体由官府转变为盐商和部分灶民。这些变化表明:福建盐业走过了由官方严格控制盐业向逐渐放松了对盐业的控制的转变,盐仓制度则因盐课改折盐米、倭寇入侵烧毁盐仓,加上国家只是着眼于从盐业获得收入而无意于维护盐业的正常运行等因素而遭遇了被废弃的命运。     

制度被败坏的表现与机理:明代中后期福建盐业的剖析

明代中后期福建盐运司所辖的盐区弊端百出。官、商、民、匪均参与舞弊,导致盐务部门无法正常运行。盐官贪欲大张,盐商多心存苦衷,沿海灶民等下层人民视制盐、贩私为谋生之道,亦屈就腐败的官场,盐的专卖制度则无法推行。     

宋代的财经监督法

《宋刑统》是宋代的基本法,其内容大致与唐律相同。此外,宋代还编定了许多敕、令、格、式等,为特定机构和特别事项制定专法,这在历史上是十分突出的。仅据《宋史·艺文三》载,有关财经方面的立法就有陈绎编的《熙宁编三司式》、庆历时纂集的《三司条约》、《元丰户部敕令格式》、王珪编的《在京诸司库务条式》、《转运司编敕》等。除此之外,     

论宋代各级地方机构的矿冶业管辖权(下)

本文上篇论述了宋代各路转运司——州——县三级机构体系对矿冶业的兼管职责及作用,下篇将论述其他机构如发运司、提刑司、提举常平司、经制熙河兰会路边防财用司等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履行的兼管职责。     

宋朝以工代赈述论

以工代赈在宋朝赈灾措施中占有重要地位,熙丰变法时期,工赈成为制度化的赈灾措施.工赈的组织者分官府和民间两种,民间工赈是宋朝赈灾事业中的一个亮点.工赈救济的对象是流民中的少壮者.工赈所兴之役主要是兴修水利和修筑城寨,其经费主要来自常平钱谷和转运司省仓、上供粮.工赈在宋朝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有明显的局限性.     

两司与清末外交

清末,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步步深入,地方官员办理外交事务者逐渐增多,并且范围不断扩大,进而两司发展为近代中国独特的地方交涉机关。两司作为地方行政事务的主管机构,在地方外交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清政府利用两司办理外交事务,既能贯彻其外交在外的行政方针,又能满足其天朝上国的虚骄心理,更解决了地方无外交机构的弊端。     

论宋代各级地方机构的矿冶业管辖权(上)

宋代的矿冶业管理,除由逐级专职机构(各矿场监官、江南诸路提点坑冶铸钱司等)负责外,地方众多机构亦加以兼管,在这些兼管机构中,以各路转运司——州——县三级机构的兼管最为重要,形成了一个长期而稳定的地方兼管体系;此外,发运司、提刑司、提举常平司、经制熙河兰会路边防财用司等机构的兼管亦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对这一现象,今人尚未研究,本文试作探讨。由于兼管机构众多,文章篇幅有限,故分为上、下两篇探讨之。     

西夏时期黑水城地方行政建置及职官考述

西夏时期黑水城地方设监军司，黑水监军司既是地方行政单位又是军事机构，黑水监军司中设转运司和仓储库局，同时，监军司受经略司管辖。黑水城地方各部门官职及其品秩较为明确，黑水监军司中刺史的职能更多地体现出监察功能的一面。西夏政权通过经略司、刺史、转运司、库司的政务运行限制黑水监军司权限，显示出中央集权的趋势。西夏末期，黑水城地方建置似乎兼具监军司和州城制度的双重性质。     

敕修文宣王庙碑

<正>敕修文宣王庙碑,宋景德三年(1006)立。碑高2.2米,宽0.85米。碑额篆书"敕修文宣王庙碑"等字样。裴瑀楷书。其碑文内容为宋中书门下给京东转运司,关于增修文宣王庙的文牒。现存于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     

抗战时期四川农村合作金融体系初探

抗战时期,在推行农村合作运动的过程中,四川逐渐建立了由省、县两级合作金库组成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各大金融机构是这一体系的主要资金来源,办理低利合作贷款是其主要业务.推行合贷的主要形式分为联合办理和分区办理两种,这两种形式都是首先由金融机构提供资金给各级合作金库,再由合作金库放款于基层合作社.     

非时政类报刊转企改制的特点和关键性问题

非时政类报刊的转企改制是近期我国报刊业体制改革的重点,这项改革被认为是近年来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磅之举”,标志着我国的新闻出版体制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本文对非时政类报刊转企改制的基本背景和主要特点进行了梳理,并深入分析了在非时政类报刊转企改制过程中需要着力解决的几个关键问题.     

论北宋户部体制的结构与功能

元丰改制后,北宋的中央政权组织形式大体上恢复了唐代三省六部制。因此,北宋的最高财政经济机关也由三司改为了户部,但北宋的户部决非是唐代的原样模写和简单重复。 唐代的户部由四部分组成:一日户部(称本司或头司),二日度支,三日金部,四日仓部,由户部尚书“总其职务而行其制命”。北宋的户部则有五个部分,两个系统。度支、金部、仓部,同唐相仿,而“头司”却分曹治事,“左曹分案五,置吏四十;右曹分案五,置吏五十有六”。左曹和右曹负责组织财政收入,而尚书所领的度支、金部、仓部则负责财政分配。单就左右曹这个系统而言,由于左曹的收入主要归度支分配,故左曹和尚书的隶属关系要稍稍深一层。但右曹则不然,“右曹事专隶所掌侍郎”,不受尚书领导。元祐元年,由于司马光“乞令尚书兼领左、右曹”,户部尚书因之也曾一度兼领左右曹事务。但绍圣时期又结束了这种状态。绍圣三年,北宋政府明令规定:“右曹令侍郎专掌,尚书不与”。这样,地方财政机构也随之分为两套——“诸路转运司则左曹之属也,提举则右曹之属也”。“州县钱谷有属常平司者,名色非一,悉总于户部右曹”。     

元初江南的游士与干谒

本文对元初江南士人之游谒作了较系统和较深入的分析,内容涉及其社会背景、干谒的主要地区和对象、干谒的条件、方式等多个方面,其中尤其对游士干谒中"以诗文为谒具"的方武进行了重点的考察.本文试图揭示南宋中后期之后,士人的游谒和干进已经成为士人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并且对其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产生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