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存在"生产率悖论"?——证伪"中国威胁论"的一个科学依据

对外投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模式。根据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匹配数据,通过PSM-DID计量方法探究中国对外投资企业是否存在"生产率悖论"。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生产率越高,其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的概率越高,且分别呈现"小规模—中规模—大规模"和"西部—中部—东部"逐步递减特征,说明中国对外开放为世界经济发展输送了一批生产率更高的优质企业。利用2008-2016年中国省级层面统计数据,采用最小二乘估计法、广义矩估计法和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回归法估算省(区)全要素生产率,运用静态面板回归方法,证明不存在"生产率悖论"。研究为证伪"中国威胁论"提供了一个科学依据。     

日本的"贸易投资立国"战略探析

自2002年起日本经济摆脱了泡沫经济崩溃后的长期萧条,进入新的复苏阶段.日本经济形势的新发展和对外经济结构的新变化促使日本政府提出了"贸易投资立国"战略.该战略以加强区域内贸易投资合作和建设开放而富有魅力的日本为中心,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从中长期来看,虽然新战略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但是由于其符合日本经济以及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要求,"贸易投资立国"战略将成为今后日本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网络化发展及启示

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推动着产品由"一国制造"向"世界制造"转变,将分散的区域生产网络连接成全球生产网络。在此背景下,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在规模和领域上都实现了突破,在企业层面,伴随日本企业海外分支机构采购—销售模式的变化,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网络化发展的新态势。目前中国正处于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的时期,应借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延续产业优势,推动海外分支机构的本土化,积极嵌入全球生产网络。     

安倍内阁对外经济政策与日本对外经济发展

面对复杂、多变又充满不确定性的国内外政治经济新形势,再次当选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就任之后,出台了一系列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的新经济政策,并基于自由开放的"环印度太平洋"新型外交战略,制定了"对内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和"对外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经济秩序"相结合内外一体化的多层次对外经济政策。通过一系列对外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得日本总体对外经济发展状况有所好转。日本采取以FTA·EPA为特征、以产官研共同研究为主导、以开发合作为辅助的区域经济主义合作模式,取得了一定积极成果。同时,日本通过对外积极推进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以及对内持续鼓励对日投资的贸易投资政策,促进对外投资与收益增长,而对内投资则未摆脱世界低水平现状。     

面向"十二五"的中国对外文化贸易战略

"十二五"期间的中国对外文化贸易战略应涵盖以下内容:把发展对外文化贸易作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核心环节,把握好"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调整的战略机遇,把握好节能减排对绿色产业的机会发掘,把握好信息化技术对文化市场的空间拓展,实施结合科技进步的产业创新战略,实施传承与包容的内容开发战略,实施面向全球的品牌建设战略,实施因地制宜的区域发展战略.使中国对外文化贸易获得历史性的提升.     

资源获取与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中国采矿业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研究

基于企业层面数据对中国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进行实证分析.使用中国采矿业上市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在计量模型中纳入微观企业特征、东道国特征、中国与东道国的联系三类影响因素,计量结果表明,中国采矿业上市公司在投资决策中更关注的因素是未来从东道国获取矿产资源的潜力,证实了中国采矿业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是从东道国获取资源.与此同时,中国采矿业上市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时还受到其他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采矿业企业未来需要进一步提高投资技巧,保证投资手段的多元化、合理化,加强对投资项目的经营管理能力,加强投资风险意识,规避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收益率,同时努力改善采矿业企业的对外投资环境,提高未来采矿业企业与东道国投资合作的成功率.国家应加强对外经贸合作,充分挖掘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潜力,并在政策激励和制度安排上提供必要支持,促进和优化中国采矿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投资东盟的驱动机制探析

中国自提出"走出去"战略11年来,对外直接投资呈现较快增长。在世界经济总体放缓、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欧债危机日益严重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是决定国际化战略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当前,对外直接投资在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合作中还具有巨大潜力。驱动中国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因素主要有市场因素、生产成本因素、经营发展因素、政策因素等几个方面。     

中国与东盟相互投资的法律思考

<正>王晓媛(四川大学法学院教师)在2007年第6期的《西藏民族学院学报》撰文认为,中国的境外投资法律体系尚未有专门的立法规范,由于缺乏统一规定和协调,对外投资仍具有较强的政策性,不能完全做到法律化、制度化。建议制定"对外投资法"以构建中国对外投资的各种促进、保护及监管制度。     

中国中小企业海外转移层次提升探讨

中小企业走出去"转移升级"包括技术转移升级、人力资本转移升级、产业梯度转移升级、赢利模式转移升级、企业组织转移升级等模式.中国中小企业需要实施走出去的一系列"转移升级"战略,包括资源要素创新输出战略、产品主动供给战略、合作共赢战略、迎进来战略等.转移升级实质上是新时期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化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转型,它与国内近年提出的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一脉相承.后者是转变增长方式的国内版,前者是转变增长方式的国际版.两者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转移升级又建立于国内产业调整和结构升级的基础之上.     

从"贴牌生产"到"创建国际品牌"

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中国企业在走向国际市场,寻求新的发展空间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我国的企业不能只满足作好"贴牌生产"的"世界制造大国",这不是企业的最佳选择。企业应当在国际市场积极创建自己的品牌。为此,企业要树立建立自有品牌的战略思想及坚定的信念,要学会有效地利用国际市场信息并抓住机会。在战略上要处理好"先难后易"与"先易后难"的关系,处理好出口与对外投资的关系以及企业各部门的关系。企业应发挥自己的优势,积极争取加入国际知名企业的价值链,灵活利用目标国代理机制及目标国优秀的代理商,逐步创建自己的营销渠道。     

"散文化"与"自然主义"——论陶渊明诗歌的审美特征

陶渊明诗把"时序感"种植到田园之中,超脱了政治、历史,自然主义为其基本主题.自然就是自己生存的家园,他与田园为邻,从事劳作,饮酒赋诗.陶公作诗执持一种"欲辨已忘言"的玄学态度和"但使愿无违"的个体追求.既无须在诗中汲汲于抒情,也不必刻意表现自我,且不再调用"比兴"来高扬道德人格.陶诗对自然和人生取珍视当下、目前的观法,是庄子的逍遥哲学和玄学的独化、顺化哲学相结合的产物,正是此一观法,要求把自然和人生视同一篇自然主义散文.散文化已然成为他的基本世界观及生活态度,它表现为一种平等的对话,陶诗描写邻居饮酒过从,体现了自然和知音之双重关系,而其诗中大量出现的群鸟日常生活意象即此关系之镜相.     

"小说"与"杂家"

本文将"小说"放置在传统目录学文类系统发展过程中,全面系统地梳理总结了"小说"与"杂家"之间的种种联系、区分及其流变,力求回归"小说"文类原有的文化语境来把握其非叙事类作品的文类规定性.     

“麟”之别证——兼谈“二南”诗的地域

《诗经·周南·麟之趾》中的“麟” ,应是《山海经》中的怪兽“犭婴如” ,其生活时代久远 ,活动范围在陕南秦巴山林中 ,类似长颈鹿。从历史地理角度进行考察 ,“二南”诗的地域应在汉水中上游地区。     

"气"与艺术的"空白"经营

艺术讲究"气韵"、"气脉"、"气骨"、"气象",讲究"风气"、"意气"、"神气"、"逸气"。并将"气"纳入艺术美学范畴,成为艺术评论的一个重要标准。其中艺术的中"气"与"空白"经营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长期的艺术设计与创造的实践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存在于这些特质材料之间及其周围的"空白"也在积极参与着艺术创造,而且发挥着奇特的作用。艺术设计中的一、"透风漏目"的虚实处理、"借景移光"的整体留白、"烘云托月"的蓄势铺垫、"取法自然"的借景抒情等都是这种空白运用。     

"全球化"与"东突"、"藏独"之动向

受经济全球化、民族主义、恐怖主义浪潮国际性互动影响,民族分裂型和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在我国西部边疆地区时隐时显。受猖獗一时的“东突”势力暂时进入战略蛰伏期;“藏独”势力暴力恐怖倾向凸显。     

"积极自由"与"自由个性"——柏林对马克思"自由"概念的误读

马克思的自由概念是扬弃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自由个性"。由于柏林不懂得,马克思是从否定的方面去理解物化的现实的,并且强调的是"抽象的自由"和"现实的自由"之分,从而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误解为"积极自由"。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澄清柏林对马克思的误解,科学地阐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兼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社会学要回答"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这个问题."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这两个范畴,对把握"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的问题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可以说,"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就是"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这个问题的理论表述形态.考察西方社会学发展史上形形色色的具体理论,归纳起来可以看作,一是人文主义社会学流派主张的"社会行为"决定"制度文化"的研究范式;二是实证主义社会学流派主张的"制度文化"决定"社会行为"的研究范式.因此可以说西方社会学的发展史,就是关于"社会行为和制度文化相互关系"的两种不同研究范式的学说史.另外,从范畴的学科属性看,"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是社会哲学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范畴在社会科学层次上的具体表达,它属于社会科学层次的范畴.将"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定义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有利于解决我国社会学对象研究中一直困扰着研究者们的以下问题"社会学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同一性"问题,"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在研究角度上的关系"问题,"研究对象和范畴体系的内在联系"问题,"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机结合"的问题,以及"西方理论和本土理论的关系"问题.     

从"军队人"到"社会人"--对长沙市337名转业军官职业角色转换情况的调查

我国每年有一大批转业军官(包括文职干部)退出现役,回归地方就业。退出现役的军官回归地方后,必须经过一个由职业角色转换的过程。那么,转业军官是如何完成这一角色转换过程的呢?他们的职业角色转换的情况如何?他们在职业角色转换过程中有哪些困难?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在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的支持下,采取分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于2002年4月至7月对1996年至2000年转业到长沙市及驻长沙的省直单位的转业军官进行了调查,共发放调     

政治的"纯化"与"泛化":也谈"中国模式"

霍布斯给了我们一个政治的"利维坦",外在的、反自然的国家权力,于是在洛克那里就有了作为"利维坦"的对立面的社会;到康德,再讨论社会的"伦理秩序"与"政治秩序",认为生活在一个"伦理共同体"中是人类的特殊义务,或者说只有人类才可能生活在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之中,但这种关系又应该以健全的政治秩序为前提.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国家(政治)与社会(伦理)的关系,认为就世界范围里的现代性而言,"组织"这样一种社会化形式综合了国家与社会的特征,并进而取代了政治与伦理,使得人们更愿意以放弃公民的政治身份与伦理义务为代价而扮演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组织成员"的角色;而这一点,至少有助于我们对什么才是当今的"中国模式"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