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文化及其可持续发展

文化是相对稳定的人为程序和为人取向的统一。体现人的超越性和创造性的文化是非自然的存在 ,但不应处于反自然状态。自然界不能容忍过分异化的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是自觉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和保持生态平衡的文化。要摆脱人类文化的困境 ,必须从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战争状态”转向“永久和平”。由“战争文化”向“和平文化”的转变 ,是人类面临的最具深刻意义的文化转型     

自然:西方文化之源——博弈论的视野

梁漱溟曾论及人的三大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际关系,以及人己关系。相应于这三大关系就有三大博弈。在原初时分以三大博弈中的何者为主,在相当程度上"锁定"了一个文化的走向。希腊———西方文化的源头,即以人与自然的博弈为主。与自然界博弈的特点是重复、策略有限,以及演进,正是这样的博弈方式塑造了西方文化。西方文化沿着由简到繁的路径,由自然界而人际关系而人类自身,由实验室而工厂而人类社会,一路走来,成果斐然;同时也给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西方人自己带来严重后果,难以前行。西方文化必将以及正在深刻反省,并与从另一个角度同样正在反思的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等彼此交流乃至融合。     

消费异化与伦理失衡--现代西方消费观释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 ,二次大战后 ,异化侵入了消费领域 ,出现了“消费异化”现象 ,并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深刻的社会问题。本文旨在讨论这种消费异化现象如何在精神领域中影响人的价值观 ;形成了特有的异化的消费文化 ;以及随之而带来的一系列的伦理失衡。西方异化消费的伦理问题 ,应引起我们对人类消费行为伦理性的足够重视 ,对其本应体现的实质性意义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     

论现代异化的悲剧变奏

现代性是指自18世纪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的与分散世界史中的传统文化相对的导向统一世界史的现代文化的全球化特性;现代为幸福而立法的理性之梦结出了“异化”的苦果,而异化就是异己化和畸形化;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诸多异化问题汇集在一起,构成了人类生存的复杂困境,不断地骚扰着人们的神经;人格失去了完美性而支离破碎,人的心灵也失去了依托,失去了温馨的精神家园,人类精神的大厦坍塌了。     

东西方思想对话的历史转型

在世界史上,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文明经过东西方不断的撞击与融合而得到发展,人类精神文明的正能量就是最终以各种形式和维度的“思想对话”得以互动、共存和发展。自然与人文社会各种领域的任何研究上升到最高度就是思想的研究。几乎所有人类之间任何行为的交往和沟通都是一种广义的“对话”,而只有最终上升到思想高度的“对话”,才能真正引领人类社会。21世纪以来,东西方思想的对话处于一个历史的拐点。全球剧烈的社会转型、变革、冲突以及灾变等让人类进行了价值、理念以及各种诉求的重构,而不断影响东西方思想对话的宏观条件。在跨文化、跨领域、跨学科、跨方法的整合与解构中,西方人的“东方学”与东方人的“西方学”也随之经历了危机与挑战。西方中心主义与东方中心主义都不可能完全成为独自垄断世界的“一元文明”。东西方研究者必须拓宽新的视域,开创多维度、多层面、多坐标的研究方法与模式,应当共享多元性、建设性、开拓性、批判性、前瞻性的各种思想理念,并作跨学科、跨文化、跨方法和全球化的理论考察与思想探讨;从而融合东西方思想及其他非西方的思想,重建一个整合性、包容性和互动性的国际化思想观。中国的崛起将自身推向了东西方文明撞击的风口浪尖。自17-18世纪以来,两个术语“崇华派”与“恐华派”,在当今世界格局中,又以新的解读分为了两种中国观或对华阵营。文章力图揭示和论证：东西方思想对话引领社会的多元发展;东西方思想对话的困境、危机与挑战;东西方研究的机遇、复兴与趋势。     

生态文明视域下能源困境的伦理审思

能源问题关系到人-自然-社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延续。能源问题反映了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紧张,实质是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危机。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紧张、“义”的沦丧、以经济理性僭越价值理性,是能源困境的根源。从“控制自然”到“遵循自然”的伦理觉悟,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生态文明实践,为人类超越能源困境提供了可能。建构经济-环境-伦理生态,达致义利相融、德得相通,强化企业、政府等组织的伦理责任,呼唤“类本质”的觉醒是人类超越能源困境的可能路径。     

生态危机之精神异化——海明威早期成长小说系列之Soldier’s Home

生态批评所倡导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人类应该减少自己的物质欲求。人类的自我拯救之路是勇敢地承担起人类的生态责任和使命，追求尽可能简单化的物质生活和无限丰富的精神生活，重返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以及人类自身的和谐。海明威早期的短篇小说《士兵之家》中刻画了主人公克莱勃斯战后回乡的生活。残酷的战争不仅造成了自然生态危机，同时在精神世界对克莱勃斯不断摧残，使他逐渐陷入孤独、苦闷、恐惧中，丧失了信仰，最终走向了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精神生态危机的异化道路。     

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裂与融合

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肇始于古希腊时期的理性是承载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在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与社会的过程中相互作用。随着西方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两者出现了分裂与冲突,使得人类不断迷失自我,甚至异化为技术的、最终被货币主宰的物的附庸,从而形成了人类心灵与生存环境的双重困境。因此,只有坚持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相互融合,实现科学求真与伦理求善的内在统一,才能使人类社会真正走出现实困境,最终实现物质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和谐。     

普罗米修斯精神的现代性探析

普罗米修斯精神是人类对自身叛逆和创造精神的充分肯定,然而技术时代却让人类惶惑,人控制技术,抑或技术控制人。技术理性以实证主义为基础,使发达工业社会对人实行全面控制,人被异化,人因此成了单向度的人。而人固有的普罗米修斯先验的反抗的精神让人反思自身,反思人与技术乃至与整个人类文化的关系;人的文化特性让人自我反省,发挥创造力,解放自身,走向文化之路。     

江泽民“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探析

人类奋斗的最高目标追求为人类自身的解放，即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的“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共产主义社会乃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是马克思坚持“以人为本”，把人从一切“非人”或“异化”的境遇中“解放”出来的价值理想之所在。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实现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论20世纪80年代中国先锋戏剧的主题

20世纪80年代,中国先锋戏剧明显受到西方文化思潮和西方戏剧的影响,同时探询中国先锋戏剧的民族品格。当时中国特定的国情决定了此时的先锋戏剧多从“人”出发,对人性进行探讨,对普通人的焦灼生存状态和人的精神世界的多面性进行展示,从“人”、异化、心理、社会批判四大基点出发,在思想层面形成明显的主题性特征。     

从马克思的自然观看罗马俱乐部的人类困境意识

马克思从人的社会劳动实践角度考察人的社会本质 ,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 ,形成马克思的科学自然观。马克思的自然观强调人在社会实践中要以“两个尺度”改造自然 ,协调、均衡人与自然的关系。罗马俱乐部在考察当代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时提出“人类困境”的思想 ,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状态 ,引发人们的深刻反思。社会发展观与自然观的有机统一是人类未来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导原则     

马克思主义视角下《嘉莉妹妹》的人性异化

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异化论的视角下,西奥多·德莱塞的《嘉莉妹妹》创作的主题意义在于揭示资本主义金钱社会所产生的人类精神畸变和社会邪恶,其本质原因即人性的异化。人性的异化主要体现在作为劳动主体的人与劳动产物之间关系的异化,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嘉莉妹妹》中由于外部拜金主义生活方式的腐蚀,以及内在个人私欲的驱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趋冷漠,作为个体存在的人产生自我异化,人与社会开始疏离,一切都变成陌生,个人处于隔离的境遇,产生一种无所依托的心境。作者热情地呼唤人类的良知,强烈地抨击利己主义生存方式,对我们当今建设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启示与教育意义。     

关于人性论的博弈分析

中国的人性论生发出的圣人治国,是对人性的否定,产生的是囚徒困境难题;西方的人性论产生的是法律治国,是对人性的肯定,破解了囚徒困境难题.从博弈论视角看,出现如此分野的原因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家们试图设计一种仅有帕累托最优均衡的制度,但因为没有从现实的人性出发,导致只能依靠人治维护表面的帕累托最优均衡,实际上存在的却是囚徒困境;西方社会的政治家们则以承认人性为前提,设计了一种帕累托次优均衡的制度.     

论康拉德丛林小说对人性的探索

康拉德继承了西方人文主义的伟大传统,始终关注人的生存,人性的栖居,在作品中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及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维度对人性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这在他的丛林题材小说中尤其有全面深刻的体现。随着思考的深入,康拉德对人性有不断深入的理解,表现出自己独特的悲剧人性观和“积极悲观主义思想”。     

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批判

消费主义是20世纪中叶以来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生活方式、文化态度和价值观念。消费主义价值观可能酿成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造成了生态环境危机和经济危机,危害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从意识形态、符号学和异化论的视角对消费主义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有助于培养绿色生态可持续的消费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野,在实践上唤起了人们对于生态环境的关注,具有着深刻的实践意义。     

从异化劳动的视角解读和谐社会构建中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着重从考察人的本质入手,把对人的本质的探讨与对人类解放的追求放在核心地位．提出通过积极扬弃现存社会中的异化现象来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现阶段,应通过协调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增强人文关怀,注重人文价值追求等措施来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中人的全面发展。     

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重建理论范式及其逻辑限度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探讨了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生态重建的理论范式,坚持社会劳动在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核心地位,并把自然、文化和技术纳入其中;倡导整体人类中心观,摆正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主张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的和谐价值观,真正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主张生态原则优先的实践观,强调建立一个＂可以承受的社会＂。这对当代全球问题和人类如何走出发展困境问题进行了哲学思索和探讨,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提供了新视角。但同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没有彻底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导致了其在逻辑上的局限性。     

生态危机的经济哲学分析

生态危机是资本逻辑推动下的现代性后果之一。资本承载着人性的贪欲,以其对近代"财富动力论"坐标的确认,"理性经济人"的架构和铺设以及"价值通约"普遍化的生成而与西方思想文化有着内在勾连。当前摆脱生态困境的根本出路不在于消灭资本。反思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恢复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才是消解现代生态危机的必要思维程式。     

寻求秩序与意义——卢梭社会伦理思想论析

非政治化的经济、非伦理化的政治、非宗教化的伦理被视为“理性祛魅”后的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和重大进步。卢梭将“政治的正当性与权威的基础在哪里？”和“道德的新基础在哪里？”这两个终极的价值与意义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秩序与意义的悖论。鉴于现代政治的这一困境，他自觉地把秩序与意义的双重关怀置于思维的重心：在批判唯理性的“进步”秩序观之基础上，揭示了科学、艺术的进步与道德风尚的异化；指出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文明、秩序、理性与进步本身的先天不足；建构了以“公意”为旨归的“道德共同体”与以“公民宗教”为基石的价值意义体系这样一种新的社会政治秩序和德性生活。然而，由于思想中固有的“前瞻”与“后顾”的张力，卢梭也没有很好地走出现代性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