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典治吏立国之本--浅析明初"重典治吏"思想的形成与表现

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整饬吏治,而其中尤以明初表现突出。明朝处于封建社会末期,民族危机、阶级矛盾错综复杂,堪称乱世,明初统治者继承中国传统的“刑乱国,用重典”的治世思想,确立了“重典治国”的立法思想,“重典治国”的核心是“重典治吏”。明初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实践了重典治吏的思想,写下了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史上重要的一页。     

作为国家治理选择的治国方略探析

治国方略是治理国家带有根本性的指导原则。我们今天研究治国方略必须关注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 ,寻找一种更好的适应环境的新的治理形式     

论“道治”政治哲学

“道治”是与“礼治”、“法治”相对的范畴,是对道家政治哲学的新概括,它揭示了道家思想的政治哲学性质。“道法自然”是“道治”政治哲学的核心,代表着中国古代的自由理念,也是中国古代民主观念的萌芽;“清静自治”是“道治”政治哲学的特征,无为和自治是其内在机制,“依道治国”和“以道治国”是其两种形态,二者之间体现为体与用、“道”与“术”的关系。     

继承与升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滋生于中国传统文化肥沃土壤之中。习近平从传统文化中、从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智慧中寻求有益的启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升华传统文化、传统治国智慧,构建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治国安邦之道。     

试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治国安邦的普遍规律,中国传统是"德主刑辅",西方传统是"重法轻德".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是我党长期治国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是在"初级阶段"面向21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法治国家,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必然选择.     

论魏徵的治国方略

魏徵是唐朝杰出的政治家和著名学者,他对初唐国力的恢复与社会政治的清明作出了贡献。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徵在治国大事中配合默契,相得益彰,是“贞观之治”开明盛世得以出现的重要原因。治理国家历来是政治家与关心国家大事的有识之士思考的重大问题,魏徵关于治国的许多言行已成为以后诸多有识之士的借鉴。他深刻指出,德、礼、诚、信为治国大纲,关系治国成败;居安思危,特别强调朝廷与其下属百姓关系的和谐;考察官员的实际政绩,由其政绩优劣来决定对其升降;帝王能听进逆耳忠言,大臣敢进谏逆耳忠言,均很难做到,但对治国关系重大。     

苏尔科夫：克里姆林宫的首席谋土

从2000年入主克里姆林宫到2012年第三次登上总统宝座，在普京辉煌的仕途背后，除了他个人强大的治国能力之外，还隐藏着一位运筹帷幄的幕后英雄——俄罗斯现任副总理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     

依宪治国原则下公民财产权正当性体系的重构

财产权的正当性包含两个维度:财产权作为权利的正当性和财产权受法律限制的正当性。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沉淀和凝炼,依宪治国对我国宪法原则及其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公民财产权的正当性抽象上也是如此,现代社会财产权正当性探讨的维度应该是财产权法律限制的正当性。因此宪法在依宪治国的背景下要实现对财产权的有效保护,就必然对宪法财产权制度的正当性体系进行重构,并以体现宪法的最低道德性和宪法的伦理性为体系前提。依宪治国原则下的财产权正当性的凝炼既要坚守宪法的基本精神,也要关注财产权在依宪背景下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的互动和融合,体现财产权的规律性和目的性。     

从治国理政的全局来理解“四个全面”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紧紧围绕贯彻十八大精神,提出新时期党和国家发展的两大主题,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二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全面"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以"中国梦"、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目标指向,是实现两大目标的战略抓手。也是构成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内容。领会和贯彻好"四个全面",要从治国理政的高度认识和理解它的战略意义。     

治党治国理论的系统展示与重大发展——学习《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同志在治党治国方面不断提出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尤其是进一步论述了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一系列问题,并提出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两大方略,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治党治国理论。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对党的建设研究的影响力分析 ——基于CSSCI(2014-2020年)数据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载体,蕴含着丰富的党的建设思想,对学术界党的建设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CiteSpace可视化的分析方式,以2014—2020年CSSCI数据库中引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党的建设文献为对象,从引用数据、引用趋势及论文发表年度分布、论文基金项目分布、发表论文机构分布、载文期刊分布等方面可以较为直观地展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对党的建设研究的影响力以及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影响下党的建设研究的热点及发展趋势.     

依法治国与依法治省、治村

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和治国方略，这是我国在治国方略上的重大调整，是我党执政方式的重大进步，也是我国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那么，何调依法治国，如何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和依法治省、治市、治村、治税、治路等有何关系，这些都是关系到能否正确理解、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真正实行依法治国所必须认真思考和回答的问题。所谓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其他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逻辑与定位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治国理政思想就是当今时代蕴含着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在历史逻辑方面,这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产物,在理论逻辑方面,这是社会主义的具体形态。从历史、理论逻辑方面,我们可以将习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看作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或创新,这属于一种具有历史性的承续,是当今世纪我国马克主义发展的重要成果。     

论公法与德、英"法治国"思想传统

文章从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理论背景中确立公法与“法治国”的关系,指出公法在德国“法治国”和英国“普通法法治国”中所处的不同位置和作用。德国的法治国是一种以立法理性为基础的治理,而英国的法治国是一种司法理性形态的治理。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很难撇开康德的“法治国家论”和黑格尔的“伦理国家论”理论谱系来进行公法问题的研究。     

黄遵宪《日本国志》中的法治思想论析

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是中国近代第一部专门研究日本的著作。在《日本国志》中，黄遵宪较系统地阐发了“以法治国”的思想，第一次将西方的“法治”概念引入中国，从而成为中国近代最早主张实行近代法治的思想家。本文通过对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法治思想的梳理和研究，探讨黄遵宪法治思想在中国法律近代化中特殊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论司马迁的尚贤思想

司马迁的尚贤思想历来广受史家重视。对于贤的理解,关系到对于贤人标准的认识,他认为贤具有德才两个方面的内容,德的内容较复杂,本文主要是指道德,而才则是才能之意。在德才观上,司马迁并不求全责备,他认为只要具有德与才中的一个方面便可以被称之为贤。同时,司马迁主张贤人治国,一方面,从君主的层面上来讲,君主应为贤者所居;另一方面,从臣子的层面上来讲,臣子也应为贤者所居,由贤臣来辅佐君主。德才观与贤人治国理念共同构成了司马迁尚贤思想的核心内容。     

关于“四个全面”的思考

"四个全面"是经过深入思考的治国方略和顶层设计,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班子的治国理念。就其实质来说,它是一种坚定的政治态度,也是一种辩证的发展战略。就其社会意义而言,它有利于凝聚社会力量、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和党的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在实现"四个全面"的实践中,我们应该增进对"四个全面"的认识和理解、增强实现"四个全面"的信心、努力做好本职工作。     

简论我国传统"德治"思想与现行的治国方略

本文通过对我国传统“德治”思想 ,特别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考察和与现代德治的对比分析 ,论证了我国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治国方略的正确性和重要性     

"郑声淫"与"思无邪"关系辨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理想国",这与孔子"中庸"的哲学观相一致,而体现了"中庸"哲学观的礼乐治国思想则是孔子实现"理想国"的具体措施."诗""乐"一体,(诗三百>是礼乐文化的一部分.孔子对"郑声淫"的评价,是从礼乐治国角度评价的,是对具体邦风的评价,属于政治评价,是"析言";孔子对<诗三百>"思无邪"的评价,是对<诗经>整体风格的评价,既是审美评价,也是政治评价,是"浑言",这两者的评价不是在同一逻辑层面上进行的.所以,"郑声淫"与"思无邪"之间不存在矛质关系.     

清初西学东渐为什么未能改变中国的封建进程

发生在中国17世纪中叶的西学东渐运动,对当时中国政治局势的变革产生了一定影响。可清初朝统治者却为巩固新生政权,选择儒家思想为治国的基本策略,清继明制。虽然创造了清初康乾朝代的繁荣,但由于不能紧跟世界潮流及时调整国策,西学东渐不仅没能改变中国当时社会的封建进程,实际对清初政治体制的影响也是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