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对"归明人"的法律控制

归明人是北宋蕃汉关系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在北宋官方话语中,泛指所有投归赵宋政权的少数民族人口.北宋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对归明人采用了既优待又限制的双重法律控制措施.其中,法律优待以赐田、授官、收恤为中心,法律限制则主要体现在人身控制方面.北宋对归明人的法律控制受民族关系的影响而富于变化,在变化之中又存在着官方实践与表达相背离的现象.通过对北宋归明人法律控制之法的考析,可以窥见北宋发达且富有时代气息的民族法制.     

北宋对契丹归明人的政策

契丹归明人是指投归北宋的辽国人,是宋辽共存时期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北宋对契丹归明人的接纳,无时不受宋辽关系所影响,随着宋辽关系的变化,北宋不断调整对契丹归明人的政策,具体表现为:"澶渊之盟"前积极吸纳契丹归明人;"澶渊之盟"后有限地接纳契丹归明人;到北宋末期对契丹归明人加以重用。     

高丽对宋朝认知轨迹与宋丽关系的变迁

高丽王朝虽然在地理上与两宋并不接壤,但它在宋朝建立后不久便与之建立了朝贡关系。然而,受辽、金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先后兴起的影响,宋丽关系发展十分微妙。高丽对宋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统治合法性的来源,到抗辽的潜在盟友,再到汲取先进经济文化的对象的复杂过程,宋丽关系也因之“三立三绝”。高丽对宋的认知之所以数度变化,背后有其国内政局变动、宋朝对丽政策以及东亚地缘格局演进等变数的影响。不过确定的是,高丽对宋文化上的认同与向往,支撑着高丽在相对困难的条件下依然不断寻求与宋建立联系,使宋丽关系断断续续地维持了二百余年。高丽基于对宋认知的变化而及时调整对外政策的举措不仅维护了本国的安全与利益,促进了宋丽之间的贸易繁荣和文化互鉴,而且给后世韩国务实外交思想的确立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强力与绥怀:辽宋民族政策比较研究

辽宋都继承了唐朝在民族地区设置羁縻府州的政策,奉行因俗而治的方针,在边疆民族地区设立了具有民族特点的行政建置。比较而言,宋对少数民族的统辖不如辽紧密。辽宋民族政策的差异,主要是因为辽契丹统治集团与宋汉族统治集团的政治理念不同,前者重在强力统治,以获取直接的经济利益和兵力的补充为目的;后者则重在绥怀,以寻求民族地区的稳定为目的,不惜以钱、物的赏赐来赢得少数民族的臣服。辽宋这两种不同的民族政策,对以后的各王朝都具有相当影响。     

北宋招纳和管理西南归明人的政策探析

自北宋中后期起,中央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和管理,大规模实施招纳归明人的政策。因时因地,灵活采取不同策略对西南部族进行招纳,并对招纳有功的边臣将士予以奖励。随着归明部族的增多,中央先后订立各种法律条文,逐步完善对归明人的管理,其中,对于一些归明的部族首领则尤为体恤和优待。此外,中央利用归明人在西南地区运输粮草、开通道路、修筑堡寨、维持治安等,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的开发、发展和文明教化,具有积极作用。     

论宋朝的“轻南”政策及其影响

宋朝对边区的政策，表现出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重北轻南”。即统治者重视对北部、西北部边区的防守与经营，而轻视、消极对待西南边区的防守与经营。本文要探讨的，是宋朝的“轻南”政策及其对广西、川蜀少数民族边区社会发展的影响问题。北宋神宗年间范育指出：“治大以重，虽无事不可缓者，西北守边是也。”①南家王象之《舆地绍胜》卷一○四记载：“朝廷御边，重西北而轻东南。”宋朝之所以“重北”，是因为北方有辽、西夏、金等较强民族王朝与之对峙。关于“轻南”，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宋朝对西南边区的统治是以羁縻州形式为主，…     

试论北宋对西夏归明人的政策

西夏归明人即指投归北宋的西夏政权统辖下的人口。作为削弱西夏的一种手段,北宋政府不仅在宋夏矛盾激化时大肆招诱夏人,而且在宋夏关系友好时期也暗中接纳归附夏人。招抚归明人的政策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西夏,但却加重了北宋的负担。     

李攸《宋朝事实》的编撰及其史料价值

南宋史家李攸编撰的《宋朝事实》,是以记载宋代典章制度为主要内容的一部史书.但因作者生平事迹和《宋朝事实》的编撰过程不详,以致后人对于其书名、撰人和卷数的记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书名分别有《本朝事实》、《皇朝事实》、《国朝事实》、《宋朝事实》;其撰人分别有李攸、李伋、沈攸、沈收;其卷数分别有六十、三十、三十五、二十.《宋朝事实》的史料价值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补充《宋史》等史籍纪事缺漏,二是订正《宋史》诸书记载舛误,三是对《宋史》诸书存疑考异,四是为宋、明人编撰类书征引取材.故历来为研治宋史的学者所重视.     

南宋的归明人法制——以《庆元条法事类·蛮夷门》为中心

归明人作为蕃汉关系中的特殊群体,南宋法典《庆元条法事类》对其作了细致的规定。这些规定依不同的法律形式分门别类,内容涉及田土钱粮、封官授爵和人身限制等方面,体现出优待与限制相结合的双重性。同时,南宋归明人法与社会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归明人法受民族关系的影响有所损益,而这又对南宋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海上之盟前的宋朝与女真关系

女真与宋朝在北宋的前三朝除了中间断交20余年外,长期有政治、经济交往,宋政府花费了不少本钱。交往的主线是贡赐贸易,女真带来马匹等土特产,宋朝以赏赐形式支付价钱,双方互惠互利。从宋仁宗朝开始,女真与宋朝联系断绝。在所有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中,宋朝将女真当做一个与高丽、西夏甚至辽国同等的国家来对待,并不以其远离中原和人少地小而轻视。在国际战略上,宋朝一直重视女真的地位,前期有赖于其马匹,后期看重其向背的举足轻重。正因为宋朝始终想将其拉拢并以之制约辽国,所以到了重和年间,一拍即合的"海上之盟"便顺理成章了。     

北朝讲武考论

北朝诸政权多为少数民族所建。北方人民豪放武勇,尚武成风;北朝帝王重视武备,频行讲武。“讲武”于先秦即已产生,然史料疏简,此后各代,亦乏记载。北朝讲武骤增,通过讲武,提高了国家军事实力,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唐宋以后“讲武礼”的形成有直接影响。     

试论豪侠小说在宋代的新走向

豪侠小说经历了唐传奇的繁盛后 ,在宋代发生了质的转变 ,逐渐走上与统治思想合拍的道路。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即狂放之侠的文人化、血性之侠的仙道化和自由之侠的官府化。这一转变既与宋代统治阶级政策有关 ,又与当时的社会文化心理相一致 ,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宋代文化的特质     

论宋代音乐文化在民间的繁荣与发展

宋代音乐文化和唐以前的音乐文化相比较,其显著特征在于音乐走出宫廷和庙宇,下移至民间,并呈现出多样化和专业化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的出现与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壮大,以及宋代皇家贵族对民间音乐艺术的赏识密不可分。     

"礼""俗"之际--宋代丧葬礼俗及其特征

自古以来,丧礼就是中国最为隆重的礼仪之一,宋代也不例外.就现存资料来看,宋代士大夫阶层提倡实施规范的丧葬礼节,并为此不懈努力,他们不仅继承总结先秦以来儒家的丧葬制度与理念,而且也依据宋代社会的实际状况加以改进完善,进而形成为一套较为系统的"礼法".这些礼仪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有些甚至成为朝廷颁布的政策或法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礼法"未必完全符合两宋社会现实,因而民间丧葬之"俗"便成为庶民百姓约定俗成的惯例.二者之间存在矛盾,却也相互协调,进而共生共存,这是宋代丧葬民俗的总体特征.     

唐宋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唐德宗年间两税法的正式颁行,标志着以租庸调为支柱的唐前期财政体系的完全解体,以两税法为核心的唐后期财政新型体系的正式确立,地方财政税收由国家统购统支改为“上供、留使、留州”的三级划分。北宋踵随唐代的两税三分制,但其内涵已迥然不同。对于茶、盐、酒等榷利,唐代为中央保留的直接受益税目,宋代则直到北宋末年才完全收为中央所有。对于地方两税收支的调控和管理,唐代主要通过两税预算的定额管理等措施,宋代则主要由派驻各路的转运使督责完成上供税收,地方经费也由朝廷统一控制与管理。唐代中央在实行两税三分制后,为保证国家税收与藩镇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北宋朝廷则在地方财政经历了颇为宽松的时期后,从真宗朝始逐渐加强对地方财政的挤压,直到徽宗年间一切财权收归中央的进程始告完成。     

论北宋徽宗统治初期的政局演变

北宋哲宗去世、徽宗即位之后的两年 ,是北宋政治生活中各种矛盾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关键时段 ,实乃北宋王朝走向垂危直至覆灭的重要环节之一。向太后垂帘之际宋廷再一次出现纷乱之局 ,是统治集团内部各派政治力量消长以及诸多因素作用的必然结果。“建中靖国”的流产及“崇宁”局面的出现 ,使北宋政治陷入更深的泥潭之中。     

元代的畲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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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历程

《诗经》在先秦有彬彬之用 ,在汉代被“经”化而有经世之用 ,在魏晋南北朝其“经”的身份受到冷落而在隋唐又被重视 ,在宋代被重新阐释而有治心之用 ,在元、明两朝其“经”位再度中衰而重视对其诗歌性品评 ,在清代“经学”盛起而其“经”位也因此有所振起     

北宋中期宣抚使角色的转型

北宋前期,宣抚使沿袭唐代旧制,为中央临时派遣到地方主持赈灾、安抚民众的朝廷使臣,在任务完成后即回京复命,设置较为少见.而在北宋中期以后,为应付与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长期而激烈的战争及平定内部叛乱等需求,宣抚使的角色发生了显著变化,逐渐由安抚百姓的临时朝廷遣使演变为指挥地方多个路分军事作战的军政长官.随着职能的增重,担任这一职位的官员资历也日益升高,多为朝廷副宰相、枢密副使等军政大员,其设置更趋频繁,地方化趋势日益明显.同时,这一转变也促进了宋朝前线军政权力集中,有利于作战指挥,对于平定地方叛乱,维护宋朝国防安全和国家统治的稳定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