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红色经典小说爱情叙事的意识形态分析

十七年红色经典小说的爱情叙事通过革命的想象性话语完成了新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个体情感叙事的规训与重构,其在完成新的意识形态塑造之后,也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政治寓言。重新解读十七年小说的爱情叙事,我们会发现无产阶级政治思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绝对理论对十七年文学影响的历史深度。     

反思与重释:“红色经典”论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类型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路标。对“红色经典”不能因为过去和现在对其“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简单化定性而放弃应有的学理评判。本文从“现代性”文化传统的审美延续、历史化叙事的运行逻辑、文学经典性的特定范型、以“革命”为主导话语的美学法则、大众化的文体形式等方面阐释了“红色经典”的生成机制和创作形态。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执意确认其经典性意义的高与低,而是为了论证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学经典形态的“红色经典”,其价值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光荣与梦想——论20世纪中国革命文学浪漫主义的表现特征

在 2 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 ,以无产阶级价值观为核心理念的红色文学运动的兴起 ,是现代中国人政治理想主义与文学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历史产物 ,是中国作家对于文学现代性思想认识的一种激进情绪的集中体现。如果我们不带任何偏见眼光去看待红色文学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辩证关系 ,便能发现这样一种非常奇特的社会现象 :标榜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中国现代文学 ,借助于现代政治的理想主义大大增强了它的主观浪漫主义抒情性 ;而提倡平民主义社会理想的现代政治运动 ,又借助于现代文学的浪漫情怀急剧扩展了自己意识形态的客观影响力。换而言之 ,中国现代文学在与中国现代政治的结盟过程中 ,找到了自己合适的主观浪漫主义抒情源泉 ;而中国现代政治运动又在这种主观浪漫主义的抒情氛围中 ,被人为地赋予了极度夸张的神话色彩。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以及英雄主义的完美统一 ,营造了百年中国文学最为显著的艺术审美特征     

“红色经典”:在“现代性”叙事中理解和阐释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将“红色经典”进行经典化理解是为了寻求“经典”本身的当代性意义。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执意证明“红色经典”其经典性意义的高与低乃至是与否,而是将其归回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语境中进行考量和审度。在这样的阐述视野中一方面求证“红色经典”本质上是20世纪中国现代性叙事进程中一种特定的审美表述形态,从而确认其价值性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又论析“红色经典”作为“一种”文学的经典性存在,其经典价值的艺术缺憾和当代意义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     

关于中国文学本质观念的一种追问——基于中国形而上学传统及其影响的考辨

中国政治伦理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传统,作为中国文学本质观念的传统哲学基础,具体到对文学本质观念的影响及理解上,即是经由一种政治伦理诉求的元叙事模式以获得合法性认同,其经典的合法表述,就是中国传统而正统的文学"载道"说。中国传统的情志合一文学本质观念,是在文学"载道"这一文学本质言说的合法性认同表述中获得合法存在的,在此认同表述中,政治伦理构成文学合法与否的依据,能为其所容纳的情感诉求也往往表现为一种道德情感的认同,而不是放任个性化情感的抒发,以服务于现实的政治教化目的,并构成中国传统文学的主导倾向与整体面貌。对此,显然不能不予以厘清与分辨,否则,谬矣,而这也正是所谓中国文学抒情本质的观点及其抒情传统论的理论误区所在。     

红色记忆与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研究

红色记忆是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建政的历史记忆。红色记忆具有主观性、客观性、增减性、能动性和集约性的特征。国家强化政权合法性建设以应对复杂的执政环境，社会阶层分化导致社会心态失衡，信息技术范式导致传播方式的改变，以及后现代解构思潮和公众史学的兴起，这些都构成了红色记忆在近些年来大规模涌现的原因。根据意识、行为与结果区分这些因素，红色记忆可以区分为内在的政治心理叙事和外在的政治行为。正确界定作为政治心理叙事的红色记忆与作为一种政治行为的红色记忆，才能探究作为政治行为的红色记忆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行为的因果关系，才能有的放矢地提出应对策略以影响作为内在政治心理叙事的红色记忆。     

后退式写作:文学通史格局中的现代文学

把“现代文学”放在文学通史的视野中看 ,其最根本、最能彪炳史册的 ,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起源阶段。“文学”这一思想形式的发生 ,和近、现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秩序的转型和结构调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最具文学史意义的是以小说为代表的叙事“俗”文学的历史性复权。这是民族政治的产物。它不仅把一种文类推向前台 ,还作为内在驱动力对这一文类产生总体性和规范性影响 ;中国现代文学的叙事主体与世界之间的分裂性关系形式 ,使现代作家把握现实的方式基本上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叙事法则。这种认知方式成为现代文学的一种普遍、有效的表现范式。     

图画叙事与文学叙事

本文着重考察图画叙事与文学叙事之“事”的存在状态。图画叙事是借助其物理图像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张力 ,凭籍人的视知觉及想象力形成家族艺术图像并加以串接来完成。文学叙事则是借助其语言文字的意义 ,在人的想象力参与下“立象”并加以突破而达至“境”来实现。尽管因艺术图像的构成及串接突破方式不同 ,造成这两种艺术形式的叙事各有优劣 ,但它们都创造了“事”之存在的虚幻世界     

视觉文化时代文学叙事的审美隐忧

视觉文化时代,视像取代语言成为人们文化生活中的首要叙事载体。传统的文学叙事虽主动或被动地以＂审美泛化＂的方式和注入叙事元素的手段,在传播媒介或日常生活中找到了新的栖身之所,但作为一种独立的叙事形态,文学叙事却在视觉文化语境和消费文化的共同挤压下,不再对社会历史进行艺术提炼、不再对道德立场顽强坚守、不再对理想之光艰苦追求,从而导致自身因降低了美学高度而最终走向＂无美可审＂的尴尬境地,其审美隐忧值得关注。     

近现代中国文学与电影戏剧的中医叙事及其意义表征

自清末至今,作为中国古老医学的中医形象,不断出现于文学叙事中,各个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与文化语境及其诉求,赋予文学中的中医以不同的价值定位和意义承担,或者成为救国救民的政治医生的隐喻,或者成为传统文化负面价值的意义空间,或者成为时代政治与社会大变化的寓言,其中文革时期与文革后新时期的电影与话剧中的中医形象,其价值承担完全逆反,但叙事模式却又大致雷同,总之文学影戏叙事中的医学中医,其实成为政治化的社会卫生运动的意义表征。     

后新时期小说叙事人称的几点异变

有人把80年代中后期至今的新时期文学，称为后新时期文学。在我看来，这一时期的文学较前确实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变化与进步。在叙事人称上的变化就非常丰富。这是文学作为艺术进行自身的艺术形式上的探索与突破。从叙述人称的变化，考察后新时期小说创作的艺术变革和发展，应该是很有意义的。一种新型新事人称的兴起1986年莫言在《人民文学》第三期上发表了他的著名中篇小说《红高梁》，这篇小说中“我奶奶”的叙事人称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自此之后，在我们阅读的经验中常常遇到这种“我爷爷”、“我父亲”、”‘我叔叔”等“我XX”的叙事…     

个人化叙事的公共意识形态论

个人化叙事是一种新的公共性表意模式。作为一种功能性的公共意义模式,它主要指涉个人与公共历史的互动关系。在性质归属上,它是一种以审美形式呈现的个体性的意识形态。在比较语境中,它表征着女性主义话语的伦理立场。在主题选择上,它言说着日常生活的公共历史意义。它本质上是一种文学公共性的无意识存在。     

“文革小说”：政治叙事中的“英雄传奇”

所谓"文革小说"本文中是对"文革"时期创作、出版的一批长篇小说的特指,它们作为"文革"时期特殊政治语境的产物,其生成机制和表现方式完全被《纪要》等"极左"的纲领性文件所左右,在以工农兵为主体并为工农兵服务的意义上,通过向中国文学传奇叙事传统借取资源,形成了一种政治叙事中特殊的"英雄传奇",由此成为当代文学史必须予以检视的特殊现象存在。     

建置在人生坐标上的价值取向——论曹植的文学价值观

文认为曹植的文学价值观是以其人政治理想为价值前提的,他的文学价值取向,取决于他人生坐标核心部位上的政治理想的价值选择．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并非政治方面失意时之作,相反,正是他政治生命最辉煌时期所作。文中将辞赋与功名抑扬对比,意在表明其理想不在于辞赋,写辞赋只不过是他能力中的“小道”,他所追求的乃是从事大业,在政治事业上立功扬名．他的“辞赋小道”一说,道出了他在特定环境下的真实想法,并非“违心之论”．曹植前后期文学价值观发生转变,是他特定身世命运变化的产物,仍取决于他的政治价值选择,并非基于文学的独立价值立论．综合他对不同艺术形式所作的评论,可以总结出他的总体文学观,是以艺术作品是否具有社会政治功能为其价值判断．曹植主张文学作品要客载社会政治内容,主张以文学去参与政治大业,这是一种政治功利主义的文学观．曹植对文学地位的轻视,是相对于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而言,并不说明他否定文学本身的价值,仅说明他的选择而已．     

新历史主义的元历史叙事

新历史主义的兴起具有重要的历史转向意味,它以某种形式的历史意识回归,表达了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显然无法彻底切割其与社会历史复杂的关系,被视为代表了历史研究由分析哲学方法转向为思辨哲学方法的新趋势。新历史主义尝试重建元历史的叙事维度,认为历史总是存在于历史文本之中,叙事始终是历史文本生成的主导模式也是历史书写的主要方法。新历史主义叙事在文化上意味着回归历史语境的文化真实、体现一种当代历史精神、建立起文学与历史异质同构的互文式叙事文本。     

红色文学经典的历史范本——论蒋光慈《咆哮了的土地》的文本价值与后世影响

<咆哮了的土地>是蒋光慈的辞世之作,同时也是"红色文学经典"的开山之作.作者以其绝对超前的透视眼光和坚定不移的政治理念,真实再现了土地革命战争波澜壮阅的历史场面.这部作品的最大价值,并不在于文本自身的美学意义;而是继"五四"新文学的思想启蒙之后,开创了中国革命文学政治启蒙的全新思维模式.无论是"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还是"十七年文学",只要我们对其故事情节、人物塑造、叙事法则等诸多因素展开对比研究,都能从中发现它们模仿<咆哮了的土地>的明显痕迹.重新阅读这部中国革命文学的最早范本,正确分析"红色文学经典"的历史起源,既是我们全面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规律的重要途径,也是我们"重写文学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形式"的修辞性:《金色笔记》的文学修辞批评

<金色笔记>是英国当代著名作家多丽丝·莱辛的成名作,从文学修辞批评的角度考察,可以发现:在宏观修辞层面上,"多声部"并存对主人公心理意识的分化,是从历史的高度在社会层面把一种特殊的性别结构拆解开,放置于政治、情感、文化等各种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强化了文本的意识形态修辞效果;在微观修辞层面,不同的叙事模式架构起了一个层次复杂的故事,叙事空间中人称变换、叙事视点自由切换促成了一种社会生活的真实感,叙事时间上的混乱对社会事件的共性呈现,与多样文体形式之间的相互渗透造就了艺术内在的张力,在文本里留给读者无尽的思考空间.     

“文章不朽说”的人生价值内涵及双重价值指向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文章不朽说”，是以人生价值为终极指向的文学价值命题。它以探讨文学作品功用和价值的形式，阐发了文章著述事业对于人生的功用和价值，人的肉体生命转瞬即逝，只有文章能使作者扬名于时，流名于世，容载作家生命的内涵超越时空限制而获得永恒。政治生命的不朽和艺术生命的不朽两种人生观念，前者侧重强调文学的政治功利价值，后者则重视文学容载作者个体生命的意义及传播作者艺术声名的价值。两种文学价值观体现了两种不同的人生价值观，但是在文学与生命意义这一契点上，两者统一到了“文章不朽说”之中。     

“形式”的修辞性：《金色笔记》的文学修辞批评

《金色笔记》是英国当代著名作家多丽丝&#183;莱辛的成名作，从文学修辞批评的角度考察，可以发现：在宏观修辞层面上，“多声部”并存对主人公心理意识的分化，是从历史的高度在社会层面把一种特殊的性别结构拆解开，放置于政治、情感、文化等各种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强化了文本的意识形态修辞效果：在微观修辞层面，不同的叙事模式架构起了一个层次复杂的故事，叙事空间中人称变换、叙事视点自由切换促成了一种社会生活的真实感，叙事时间上的混乱对社会事件的共性呈现。与多样文体形式之间的相互渗透造就了艺术内在的张力，在文本里留给读者无尽的思考空间。     

在史诗化追求中形塑现代英雄人格精神——长篇小说《红日》再解读

《红日》以宏大叙事的史诗化追求和现代英雄人格精神的形塑与坚守独异于当代文坛,不仅熔铸着作家吴强的政治忠诚和艺术真诚,而且体现了他高远的价值理想和深沉的家国情怀。“红日”作为一种精神象征照耀着沂蒙大地,不断丰富着既具传统文化底蕴又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沂蒙精神,日益充实着山东乃至全国的红色基因图谱的建构。《红日》的成功不仅在于它以宏大叙事结构再现了一支英勇的人民军队辗转千里、驰骋疆场的征战过程,还在于它形塑了一种现代英雄人格精神,使小说成为以英雄为核心形象的一曲英雄主义颂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