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诗学”到“文学阐释学”——对一种本土化的文学研究路向之省思

中国的文学研究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型：从以作者、文本、审美为中心向以接受者、语境、文化为中心转移。在这次转型过程中,本土化了的“文化诗学”和“文学阐释学”起到了关键作用。“文化诗学”的核心是“文化”而非“审美”,旨在拓展文学研究的范围;“文学阐释学”的目标是文本所蕴含的社会政治、文化诸因素而不是文本本身结构与修辞,旨在追问“关于什么”和“为什么”。这两种文学研究方法有着相近的学理逻辑,都注重文化整体性关联,强调对话性;都是侧重于“意义建构”而非“发现真相”,都强调“生产性”;对科学主义和本质主义的自觉抵制也是它们的共同之处。二者的区别也很明显,各有各的旨趣所在,并不能等量齐观。     

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关联与界限--重识文化诗学

20世纪70到8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文化诗学关注历史,并关注形成历史的各种文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文化诗学的批评家将文学文本确立为社会性文本,并使得原来似乎更多地只是文学领域的专有概念的"文本"概念几乎是无限地扩张了,他们的批评实践跨越了艺术性产品和其他别的种类的社会产品或社会事件的界线.在"文化解读"的实践过程中,文化诗学的批评家热衷于关注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的相互"流通".但是,在建立起文本的关联之后,并不意味着审美话语与社会话语真的失去了界限,真正的"文化的诗学"要解决的任务可能还是无法避免界定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的界限.     

活动链与过程史:一种文化诗学的文学史观

文学作品、社会结构、历史情境与阐释主体的各种隐喻关系是文化诗学批评的研究基点.文化诗学的理论体系,将历史性的文学文本放置于文化生产的流通网络,提倡作为"文化过程"与"社会能量"的历史文本观念;将文化性的历史阐释放置于文化再生产的流通过程,建构作为"社会生产"与"能量流通"的文化文本理念.借助文化产品与社会能量形成的历史活动链,文化诗学在历史文学的诗性空间呈现出一种面向文化生产过程的文学史话语.     

移植西方与植根现实——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诗学研究的两种理论取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化诗学研究存在两种不同理论取向：一者以美国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为宗，以求做到“洋为中用”；一者植根于中国社会现实和文学理论发展，致力于中西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整合与会通。后者的基本观念包括语言与文化的双向拓展、审美与人文的深层建构、内部与外部的视角贯通、自我与他者的交往对话等。其具体研究包括文学文本研究、文学文化语境研究、文学与其他文化形态的“跨学科”研究。     

经学与儒家诗学——从语言论透视儒家在经典文本上的“立言”

本文从语言论的角度透视儒家在经典文本上的“立言”,由此考察了经学对儒家诗学的整体生成的影响。作者认为,儒家诗学在“立言”这一命题上,与海德格尔的语言观相近,即把语言设定为主体存在的家园,并进而以在经典文本上“立言”的方式,追求学术宗教的崇高地位。在这里,经学对儒家诗学整体生成的影响表现为:它既使在儒家诗学语境下的文学获得了崇高的地位,也导致了儒家诗学的政治教化深度模式。于是,儒家诗学在赋予文学以思想深度的同时,也使文学付出了某些思想自由和艺术美感的代价。因此,儒家诗学的实质乃是经学中心主义。     

中国文学史的建构：基于经典名著的讨论

“文学”一词是一个由西方引进的概念,用之描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有诸多不适,主要表现为：中国古代诗学的主体精神是“诗言志”而非单纯的文学意义上的以情为胜;中国古代诗学的形式特征是“以体论文”而非“文学”一词的综揽众体;中国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与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之间既有交叉又有乖离。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学人对此进行了检讨和深刻的反思并积极进行文学史新格局的建构,文学史新格局的建构应首先注重“文学”概念的辨析：其次重视文学文本经学背景的交代以及子、史身份与文本文学性关系的强调;再者适当维护集部作品文学性的独立身份。     

文化诗学批评的成功实践——评蒋述卓《宗教文艺与审美创造》

<正> 文化诗学批评是近几年来在西方新历史主义影响下而兴起的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有的批评家称之为“第三种批评”。什么是“文化诗学批评”?目前国内对它的认识并不一致。王岳川就把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特征概括为三点:跨学科研究性、文化的政治学属性、历史意识形态性。童庆炳也认为,文化诗学是一种外部研究,是文学与文化的交叉研究。     

巴赫金“意识形态科学”学说与文艺学研究的视野拓展

巴赫金站在“彻底的”和“一元论的”社会学诗学的立场上,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意识形态科学”体系,他认为:作为一门意识形态科学,文艺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作品的艺术结构,是这一结构里面的各种正在形成的意识形态因素的有机结合及其艺术功能。对于文艺学来说,这个界定具有本体意义,当下文艺学研究的视野在研究的对象和研究的思维这两个环节得到了扩展:前者把文艺学对象理解为开放的处于诸文本对话关系,而不再是孤立存在的文学作品,这样建立起文本艺术结构的历史意识,从而形成历史诗学;后者则建立起开放的和对话的思维,在文学文本的意义阐释过程中呼唤意识形态环境里其它文化种类的参与。文本界限被打破意味着跨越文本进行文化诗学研究的可能。     

论鲁迅诗学——“鲁迅‘艺术世界’之构造”研究之一

鲁迅通过文学文本创造了一个“鲁迅式‘艺术世界’”,呈现出一种理论构造 ,形成了特殊质地的“鲁迅诗学”。鲁迅学对鲁迅艺术世界——鲁迅诗学的研究包括 :“‘鲁迅艺术世界’的外在——外显世界”研究 ;“鲁迅‘艺术世界’的接受世界”研究 ;鲁迅艺术世界的语言——文化研究 ;鲁迅艺术世界的生产方式研究 ;鲁迅艺术世界的内在世界研究     

中西文论对话与理论创新——论刘庆璋的“文化诗学”构想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始终是在与西方文论前沿的互动对话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话题,进而完成自我理论更新。对西方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引入,便同样是本土语境中“语言论转向”与“文化转向”这一文论模式“内—外”更迭后对西方前沿思潮的吸纳、改造与升华。“文化诗学”作为世纪之交中西文论的一次“典型性”异质文论间的跨文化对话,不仅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于现实文化困境中的理论突围,还是刘庆璋等文论家试图于中西文论互动对话中变革更新当下文艺理论范式的时代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