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与康德的道德自律路径探析

王阳明与康德各自以"致良知"和"意志自由"为拱顶石建立起了道德学说,并由此成为中西方传统文化中道德哲学领域难以逾越的丰碑。在康德的道德自律概念中,道德法则作为纯粹理性的一个不容置喙的事实已使自由意志的实在性得到了确证,从而实践理性就在自由的领域之内引导着自我,达到了自由即自律的立法原则。而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同样蕴含了道德自律的理念内涵,"良知"作为"心之本体"的基本规定就是"自家底准则",即"良知"自能辨别是非、评判善恶以至于作出祛恶扬善的价值选择。     

良知与纯粹实践理性

本文在对王阳明的良知、致良知、知行合一的概念和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概念的简要分析的基础上，对良知与纯粹实践理性进行了比较研究。在承认出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道德实践理论的可比较性前提之下，本文指出两者相似之处在于共同的概念内涵、先天性、普遍性及其在各自体系中的重要性；而相异之处则在于理论归旨、形式化程度、在论证过程中的不同作用等。     

王阳明思想的当代价值简

王阳明的思想来源于理学又超越理学,创立颇具特色的心学,其本质或核心内容是良知,因此又称为良知之学。其基本观点是把人视为道德主体,以提高人的道德素质、成贤成圣为终极关怀,并主要通过心即理、吾性自足、人人皆可为圣人、良知及致良知、知行合一等一系列命题展开,辅以讲学等实践活动来实现自己的主张。心即理肯定了道德主体性、主体的道德自律,而吾性自足、人人皆可为圣人则体现道德意义上的平等与自由,良知与致良知昭示着主体的道德自觉,知行合一突显道德实践的作用。这些思想不仅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现今社会的道德建设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道德实践的超越性与历史性--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再理解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超越的道德学说,但它并没有回避道德的现实历史状况.对王阳明所谓的"知"、"行"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不能停留于机械的概念式分析,或者认为它是消行归知或者认为它是以行代知.从王阳明对良知本体与现实主体、道德判断与具体道德知识的区分出发,立足于现实主体道德实践的超越性,对现实个体道德实践的超越性与历史性的关系给出了具体的说明,对于新时期公民的道德素质的培养具有十分现实的启发意义.     

良知是造化的精灵——王阳明良知概念的实体化倾向

王阳明的良知教以人之道德实践作为归宿，即良知作为人先天的道德意识，它是判断一切现实是非善恶的标准，顺良知之发，则一切行为无不合天理，由此王阳明强调“致良知”为学问的主脑工夫。而另一方面，当王阳明的视野从人类社会扩展到整个宇宙时，良知又超越了作为心之本体的存在形式，上而为“造化的精灵”，它“与物无对”，它“生天生帝”，天地万物都以之作为存在的基础与本质，这样在存有论的意义上良知就成为一种实体性的存在。     

"致良知"与"物自体"——王阳明与康德的哲学比较

"致良知"是王阳明哲学的最高范畴,而"物自体"是康德哲学的核心概念.通过对这两个概念、范畴的比较和考察,可以了解他们是如何处理感性、知性和理性的关系,又是怎样从认识论进入到伦理学的.从这些考察与比较中,可以看出阳明与康德在思考上的某些联系以及二者的明显区别.     

王畿与王学的衍化

王畿字汝中,别号龙溪。嘉靖癸末(1523年)受业于王阳明,为王阳明及门高足。当王学风靡天下之际,四方问学于王阳明者甚众,常常先由王畿与钱德洪疏通王学大旨,故有教授师之称。中年以后,讲学于江、浙、闽等地。从哲学思想看,王畿虽亲炙王阳明,但并非仅仅拘守师门。王阳明揭橥致良知说,强调先天本体与后天之致的合一:良知作为先验的道德本体,其形成不依赖于后天的工夫;但这种先验的道德意识最初又只具有本然(自在的性质),要使良知由本然之知转化为明觉之知,则离不开主体的致知过程。在王门后学中,以钱德洪,欧阳德等为代表的工夫派,着重发挥了王阳明肯定后天致知过程的思想;与此相异,王畿则将良知视为现成本体,并由此提出了现成良知说。王畿对良知说的引伸和发挥,不仅有其独特的理论意蕴,而且在王学的衍化中有着引人瞩目的地位。     

王畿哲学的本体论与方法论

王畿的学说可在王阳明那里找到其理论的原初形态,但他在本体论的建构之中过度诠释了良知作为本体的固有内涵,同时抽掉了良知作为先天道德本体的规定性,而将其还原为纯粹存在本身。他还消解了致良知作为道德实践系统的开展维度,从而体现了对王阳明学说的过度与片面的诠释。这种诠释虽不无创新之义,但对于王门后学的空疏放诞之弊,未能尽免其咎。     

"天泉证道"所及的本体工夫论之探微

王阳明的良知是一具有道德知觉的存在(价值)本体和境界本体.受宗密和会顿渐并崇尚先顿后渐工夫观的影响,王阳明兼容顿渐,故而他在天泉桥上肯定钱德洪的渐修渐悟,也认可王畿的顿悟顿修,但他最心仪的是先悟后修,以为良知本体之理可顿悟,达致或保任良知之境需渐修.王阳明认为重工夫的钱德洪只懂良知是一存在(价值)本体,不解良知的无滞境界;而已悟本体的王畿则欠缺悟后的工夫.他冀望二高足相资为用,圆融本体和工夫.     

摆脱与超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对康德伦理学的扬弃

青年马克思的道德哲学受到康德伦理学的强烈影响,但马克思自由概念的提出,使马克思实现了对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的真正超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是一个具有现实历史性的范畴,而不是一个超验的形而上学范畴.自由自觉的活动使马克思在价值论的本体根据上扬弃了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而在价值目标上超越了康德"人是目的"的道德理想.     

从德性义务理解"人是目的"的道德律令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提出了"人是目的"这一道德绝对命令.在这里,每个理性存在者都是自在地作为目的而存在,不是他人随意使用的工具.这条道德律令被誉为道德形而上学最崇高的论断.然而,如何理解这一道德律令的意义,至今仍是争讼不已.批评者认为,在康德现象与本体二元论中,作为目的的人不可能是现实的、具体的人,只是抽象的先验的意志或理性主体.从这样的人的概念出发,"人是目的"命令与可普遍化绝对命令一样都会陷入"实然"与"应然"的二元对峙.这种批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康德同样也提供了超越这种对立的可能性,这就是他的德性义务理论.康德强调,以人为目的就是以人性为自在目的,而德性义务就是丰富和完善自己的人性.德性义务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康德伦理学二元论和形式主义局限性.因为"人是目的"不仅包含着对人格独立性的尊重,而且也意味着必须为每一个人的自由发挥创造条件,让每个人都能过一种自主、充实和完满的生活.这一思想已经蕴含着马克思后来阐发的人的全面发展和自我实现思想的萌芽.     

王门后学致良知说的演进

王学以致良知说为其主干。王阳明在肯定良知天赋于主体的同时,又强调先天良知最初只具有本然(自在)的性质,只有通过后天的致知工夫,才能使之转化为自觉之知。致良知的这种二重性,导致了王门后学的分化。以王畿及泰州学派为代表的现成派,将注重之点集中于先天本体(良知),并由强调本体的见在性而表现出取消理性工     

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简探

致良知是王阳明哲学以及道德哲学的核心内容.而对良知的分析则是理解致良知的起始和基础.此外,致良知这个命题本身蕴含着多重内涵,需加以多方位的阐释.另外,对如何致良知的分析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帮助我们开拓和加深对致良知命题的理解.     

德性生命的实践与价值世界的建构——论王阳明良知思想的四重结构

王阳明的心路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以龙场悟道为时间坐标,前期主要是从方法进入本体,自己如何证道悟道;后期则是从本体开出方法,旁助他人证道悟道。“良知说”作为其晚年的思想总结,即体即用,即用即体,本体与工夫打成一片。具体分析,约有四个层面： (一) “良知”(良知本体);(二)“致良知”(良知实践);(三)“良知教”(良知教育);(四)良知学说(良知理论)。四个方面上下贯通,内外一体,环环相扣,构成了一个全面系统的整体结构。也就是说,在阳明的思想系统中,“良知”既是社会实践不可或缺的道德活泉,也是天道流行发用意义上的宇宙本体,是一切价值产生最深层、最根本的源泉。“致良知”则是道德实践场域的开显与实现,一方面要即用见体,不断化除私欲造成的良知昏蔽现象,彻底证入良知本体;另一方面要依体起用,将良知本体之用扩而充之,使天下万事万物均呈显出价值与意义,从而最终将良知之知转化为良知之行。至于“良知教”显然是人间道德拯救活动的展开与落实,是“下学上达”的生命实践活动的具体指导,根本的原则当为本体与工夫的一致、形上与形下的统一,从而重返生命存在的固有真实。人类的社会实践及其价值的真实到场当然需要理论形态的总结与升华,因而“良知说”既要强调良知的本体论意义,以确保人类道德实践活动形上根源的永不枯竭,也要重视良知的实践论价值,以防止形上本体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区隔。亦即无论本体论与工夫论,心性论与实践论,都必须上下、内外一起打通,同时纳入诚意、正心、致知、格物等一系列工夫系统,形成一个有体有用圆融究竟的理论系统,统合为足以安顿人的精神生命的广袤实践场域。     

论王阳明的良知观

良知是王阳明的核心概念。王阳明用良知概念解释天理,天理即良知,从而将外在之物理转换为内有之心理。作为天理的良知是一切道德认识与判断的终极性标准,也是行为的终极性根据。合乎良知的行为不仅明,而且灵。良知是超越的实体,即良知超越于经验,因而无生死、无动静。良知是虚、无。我们无法用形而下的存在,比如气来直接描述形而上的、超越的良知。故,良知非气。良知无法产生感应等气质活动。同时,良知本身并不能直接活动、也不是感应的直接主体。良知必须借助于气质或气质之心而活动。它是气质感应活动的间接主体,内在地主导着感应活动并因此成为合法活动的基础。情、意都是气质活动。良知非气的结论意味着良知不可能是情感或意识。     

人的二重性存在与自由维度的开启

康德对人的理解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基本方面。一方面,人是有理性的存在者。与自然物不同,人具有总是试图超越自然的必然性而追求超验本体的性格,人自身具有绝对完善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人同时还现实地处在时间、空间中,人的生存是有限的,人在现实中总是不完善的。这种人的二重性存在就是康德自由思想理论建构的逻辑前提。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和《实践理性批判》中主张,作为一个行动者,我应当遵从道德法则的要求。康德思考“我应当做什么”这样一个问题时,也思考了“我事实上能够做什么的问题”。康德强调人是一个理性的存在者,与动…     

王阳明"为教之变"中的本体与功夫——也从"静坐教法"谈起

王阳明的学术历程可分为"为学"与"为教"两部分,而在"为教"历程中,作为功夫的"静坐教法",曾被人与作为本体的"致良知"宗旨简单地加于并列.事实上,阳明的思想体系内含两个不同的系列:本体与功夫.本体是他的学术主旨和立言宗旨,功夫是实现立言宗旨的手段和方法.两个系列相互依存,但不能混为一谈."静坐"与"致良知"分属不同系列,二者之间不存在所谓"变"的关系.     

别异与致中和——罗尔斯的"反思平衡"与王阳明"良知"说之互镜的一种可能进路

罗尔斯以其超旷的智慧于社会正义体系之构建中实现了对其前所素习者(尤以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为甚)思想之融贯乃至超越.在"反思平衡"中,他既诉诸交互主体的实践理性,又不放弃良知直觉的言说,在两端的互动平衡中成立了正义原则之严密性及现实可接受性.阳明之"良知"说因未具罗尔斯体系之现代性大背景、实处乃是继往圣之学并思扩发用,故力主由明觉之本心自发逆觉体证而成道德实践,从而虽在现实人心之警醒、提撕及个人当下践行正义制度之可能性上与罗尔斯有一符契,却在更为根本的社会建制及背景理论上有别于罗尔斯.也正是此一别异与致中和之互镜,开出了阳明良知心学乃至儒学现代性转化之大眼目,同时打开了今日国人现实参与制度创设之前瞻和慧识.     

略论王阳明的道德本体论和工夫论

王阳明“良知”道德本体论和“致良知”工夫论主要来源于孟子和陆九渊的道德思想。王阳明对孟子、陆九渊的道德思想不是简单的继承而是进行了许多新的创造和发挥,从而将儒家的心性道德本体论和道德功夫论推向新的高峰。王阳明的道德修养工夫论是由他的良知道德本体论决定的,也是其道德理论的宗旨和核心内容。王阳明和朱熹的道德本体都共同具有主观性和客观性因素,不同的只是各有侧重而已。     

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伦理省察

"致良知"是王阳明道德学说的一个核心范畴,挺立道德主体是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伦理精神,意即"我"作为一个完满自足的道德主体,能够成就自身德性,并将"我"之"灵明"融入万事万物,使其浸染"我"之道德精神,纳万物入"我"之道德世界;秉持慎独之功是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伦理特质,他尤为强调在"人所不知己所独知"之域用力,主张通过"省察克治"、"破心中贼"、"存养夜气"等一系列内在工夫杜绝恶念、塑造新我;至达中庸之道是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伦理归宿,他特别注重"喜怒哀乐之未发"、"勿忘勿助"、"无适无莫"作为"致良知"的重要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