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与上海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1991～2002年上海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和GDP时间序列数据,研究了FDI与上海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上海经济增长与FDI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FDI对上海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并不明显,我们认为FDI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体现在其“溢出效应”上。     

进出口贸易与上海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有直接和间接的促进作用。本文借鉴Kormendi和Meguire提出的VAR模型,分别就上海进口和出口与上海的经济增长进行了直接和间接的回归分析,对上海进口和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促进作用的重要性进行了论证。提出了进出口并重和适当加大进口力度以充分调动世界各地的优势资源为上海经济增长作贡献等政策建议。     

上海经济发展阶段特征及“十三五”经济增长动力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经济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尤其是1992-2007年,地区GDP连续16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但近年来,在外部环境深刻变化和自身增长因素转变的综合作用下,上海经济增长平台已显趋势性下移,下阶段上海经济将如何运行,支撑经济增长的动力格局将如何演变,是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本文从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经济增长的4个阶段入手,着重分析各个阶段经济增长动力格局及其演变,并对“十三五”时期上海经济面临的宏观环境和增长动力要素的变化趋势作基本判断,在此基础上对经济增速作出情景分析和预测.     

上海经济增长与资本要素投入实证分析

经济增长理论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自生产要素投入的持续增加.基于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实证研究表明,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资本要素在上海经济增长中投入过少,表现为人均资本装备水平过低,进一步导致资本要素产出效率水平低于处于相同经济增长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因此,为有效提高生产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上海必须增加资本要素投入,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     

区域异质性对FDI效应的影响——基于上海和深圳的比较研究

外资对区域经济增长有着积极的影响,随着各地引进外资力度的不断加大,能否借助外资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区域异质性对于外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外资进入前的本地经济发育状况、现有的产业政策锁定和外资的投资结构。这三个方面的差异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外资效应的长期和短期显著性。对上海和深圳的统计分析发现,外资效应存在显著的不同:对上海具有短期的正效应,而对深圳是长期的正效应;国内投资和劳动力增长对两个城市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不尽相同。因此,区域异质性是地方政府在制定外资政策时必须重视的因素。     

上海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上海1985—2005年间的保费收入和GDP数据的对数值为依据,利用Eviews3.1进行实证研究。得到的结论有:(1)上海市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高度正相关,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协整关系;(2)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由经济增长到保险业发展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利于促进保险业发展。本文还提出了大力发展保险业的相关对策。     

"软实力"的经济效应分析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软实力"研究,作为一种新的国情、国力分析方法和新的认识范畴,不仅在政治层面上对国家治理和提升综合国力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在经济层面上对增强国家、区域、产业甚至企业的竞争力有着同样深刻的影响。本文从经济角度探讨"软实力"在影响资源配置方式、配置方向和配置效率方面所产生的各种经济效应,不仅表现为直接的价值创造效应,还表现为激励动力效应、集聚整合效应、优化升级效应、创新增进效应和品牌放大效应等,揭示其对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从而对"软实力"概念的经济学意义有更深刻的了解。     

《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增长--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初探

经济增长理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活劳动和资本投入等方面对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作了较系统分析,并从中勾勒出两个基本的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经济增长的投资效应、重置投资效应和技术及制度创新效应,阐明了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现实意义.     

极化效应:近代上海崛起对江南城市群的影响

在区域城市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中心城市通过自身区位优势和经济影响力,对周边地区的人才、资金、技术等资源进行吸收,从而抑制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即为"回波效应";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心城市通过扩散和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即为"扩散效应",两者迭加效果即为"极化效应"。在区域城市发展的不同时期,这两种效应所起的作用强度和方式又不相同。上海开埠之后,通过"回波效应"造成周边地区的资金、人才、劳动力、原料等资源向其单方面富集,从而导致江南其他城市丧失商业腹地,经济发展滞缓。随着上海经济的发展,又会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此外,这种效应还受到空间的影响,处于上海直接腹地之内的城市受影响较大,城市商业机能衰退严重,"极化效应"为负值,而处于上海直接腹地之外的城市则可以通过"跳跃"的方式获得发展。     

高速铁路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

针对中国高速铁路供给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影响,以及产业结构、城镇化率、人口密度如何决定高速铁路供给等问题,对高速铁路与经济增长的即时效应、快速效应和慢速效应机理进行分析。研究认为,从高速铁路对经济增长角度来看,2005~2014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实证表明:高速铁路在十年间的即时效应和快速效应不断降低,高速铁路的高时间价值与高出行成本特性主导的慢速效应占据支配地位,导致高速铁路对全国和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对东部地区有显著正向影响,对西部地区有显著负向影响,说明总体上高速铁路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从经济增长对高速铁路角度来看,Logit模型计量经济增长对高速铁路触发的影响表明:经济增长本源性需求内生出对高速铁路的即时效应、快速效应和慢速效应的派生性需求,经济增长以及第三产业、城镇化率、人口密度变量显著决定高速铁路供给。     

把握大机遇策划大思路推动大开放--呼应浦东开发开放发展江苏外向型经济的实践与思考

1990年中央决定上海浦东开发开放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 ,而对江苏来说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江苏省对此作出积极回应 ,江苏省政府代表团访问上海 ,苏沪合作 ,开创了呼应浦东开发开放的先例。江苏省及时地将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作为全省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 ,并努力营造有利于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 1 0年来江苏省外向型发展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笔者作为这一历史实践的决策者、参与者、见证者之一 ,有诸多切身体会。     

重庆与上海工业投资结构比较分析

重庆与上海,同是全国著名的老工业基地,同是国家直辖市,自改革开放以来,工业经济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老工业基地在改革调整中焕发出新的生机,正向着现代工业基地迈进.上海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以重点行业为龙头,工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但是,重庆与同处长江经济带的上海在工业效益等方面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两市在工业投资结构上还存在较大差异.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城市经济“减物质化”的影响研究 ——基于京、津、沪、渝投入-产出表的比较分析

以2002、2005和2007年京、津、沪、渝的投入—产出表为基础,运用投入—产出法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城市经济"减物质化"过程的影响。通过比较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并有利于实现"减物质化",但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下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不足使城市经济对物质资源形成高度依赖。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加生产过程中的生产性服务投入,有助于在提高经济增长效率的同时实现"减物质化"目标。     

“三纵四横型”的经济增长布局问题研究

中国的京哈--京广铁路线、沿海经济带、乌鲁木齐至广州的铁路线和黄河、长江、珠江以及京包--包兰铁路线正好形成"三纵四横型"的经济增长布局.实行"三纵四横型"的经济增长布局,不仅有利于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而且有利于生态环境的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应该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制度的创新,产业集群的形成,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和区域内外部的合作等措施来促进三纵四横型的经济增长布局的尽快形成与发展.     

对外贸易与上海经济的早期现代化

文章将对外贸易放在整个上海近代经济史上加以考察,认为对外贸易与一地经济的发展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上海对外贸易的发展首先带来了新式商业的崛起及金融、交通运输等行业的繁荣,机制工业品的涌入刺激了进口替代工业的出现,进而发展为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共同构成了上海经济早期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清末民初上海零售业态变迁原因简析

清末民初的上海,由于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其零售经营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由当时上海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工业的增长、贸易的繁荣、人口的增加、消费观念的改变使得近代上海成为零售业态变迁最为剧烈的城市。环球百货业的兴起是这一时期业态发展的突出成就。     

武汉与京津沪经济实力的对比分析

文章通过GDP总量、GDP增长速度、产业结构、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恩格尔系数等几项经济指标对武汉和北京、天津、上海1997年～2002年的经济实力进行比较研究,指出了武汉在经济实力上存在的优势、差距和对策。     

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发展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落实创新驱动战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文章基于数字经济指数，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数理统计分析等方法，探讨了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水平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偏低，地理分布差异显著，发展水平由下游向上游递减；数字经济城市等级体系不由经济水平所主导，不完全遵循已有的基于地理空间的等级体系；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呈热点区-过渡区-次热点区-冷点区的"驼峰"状空间分异格局，上海、苏州、嘉兴等城市为数字经济热点区；地理加权回归结果显示，信息化水平、城市等级、产业结构显著提高了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水平、人口规模、人力资本作用甚微，意味着经济基础较差的地区也可以依靠提升信息基础设施、推动产业升级发展数字经济以实现经济"换道超车"。据此，提出设立机构，制定政策，促进数字经济壮大；打造基地，培育品牌，提升数字经济实力；深化合作，深入对接，创新数字经济模式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