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亦"可以群":论宋代南渡唱和词

宋代南渡时期唱和词在特定时代文化背景下兴盛起来,被词人们广泛运用于交际应酬,充分发挥了表达友情、交流思想、切磋词艺、逞才角技、交游娱乐、宴饮酬赠等重要功用;它向世人昭示:词亦"可以群".南渡唱和词风的盛行,发扬了"诗可以群"的创作传统,增强了词人的群体意识,深化了"以诗为词"的创作观念,推动了词体文学的更大发展,促进了南宋词创作的高度繁荣,其价值意义不容低估.     

南渡士人的佛教因缘与文学创作

宋室南渡以后,禅悦之风较北宋更为盛行.从达官宰执到一般朝野士人,皆对佛教持支持信仰之态度.与北宋士人相比,南渡士人的礼佛参禅在内容与形式上有所变化.如同是援佛入儒,北宋士人是"尽用其学而不自知",一方面吸收佛学的精华,一方面又公开攘斥佛老;而南渡士人不仅援佛入儒,以佛学作为儒学的参照系,而且还身体力行,佛教对其浸染甚深.禅悦之风在士林的盛行,不仅对南宋政府的佛教政策有所影响,而且也因此影响了士林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以禅喻诗"是南渡士人对文学作出的新诠释,而"援禅入诗"、"援禅入词",则是他们在创作上呈现出的一大特色.就佛教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来说,尽管参诗之说始自北宋,但真正将参禅与作诗结合起来并提出重要的诗学概念与范畴的,则是南渡诗人.并且就时间来说,禅诗相通,至南渡以后,方为诗人所共识,这是最值得注意的现象.禅悦之风在南宋初期的盛行,有历史、政治及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就士人来说,他们信奉佛教,除去学术与个人遭际等因素以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南渡政府安置南渡士人的特殊政策增加了士人与佛教接触的机会,从而进一步刺激了士人对佛教的了解.     

论士人的心理构成对南宋词风的影响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变化,士人的心理世界也随之生变。爱国主义精神、理性意识、闲逸心态共同建构了南宋士人的心理世界。词至南宋几乎为士人所独享,士人们的心灵世界无疑会直接影响到词风的形成。于是,在士人们旋律不一的复杂心态的影响下,豪放、风雅、疏狂成为南宋词坛的主要风格。从南渡词人张元干、朱敦儒、陈与义到中兴词人张孝祥、辛弃疾、陆游;江湖词人姜夔、吴文英;再到遗民词人周密、张炎,等等,这些南宋主要词人的作品无不或轻或重、或隐或显地呈现了这样的艺术风格。     

南宋中后期的文化环境与词派的衍变

南宋中后期的文化环境与词派的衍变刘扬忠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难”，促使词的创作在内容和风格上发生了巨大变化。先是南渡词人群体，后是以辛弃疾为主帅的稼轩豪放词派，尽洗“绮罗香泽之态”，吐纳时代风云之气，所谓“稼轩风”一度畅行江南，成为词坛的审美主潮。但是南...     

北齐文林馆的设立、构成及其历史意义

文林馆设立于武平三年,是北朝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作为一个文化机构,得以待诏文林馆者多为以文学经术见长者。北齐文林馆的基本构成包括“山东”作家和由南入北的作家两部分,而以北方士族为主干,其年龄分布也较为合理。文林馆的设立代表着北齐文学的发展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同时也是整个北朝文学逐渐赶上南方文学的一个标志。     

南宋初期的人口南迁及影响

南宋初期人口大规模南还是有其复杂的经济内因和社会政治背景的。它不仅引起了中国古代人口地理分布的显著变化，使得长期以来南渐的人口重心彻底南移，而且对南北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尤其南方地区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为南宋政权的稳固持久和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宋代词学的"骚雅"

南渡之初鲖阳居士提出“骚雅”的批评标准。南宋灭亡以后,张炎著《词源》,确立“骚雅”为宋词的审美理想,并且指出南宋词坛实际上存在的两种“骚雅”:无意为词,借助汉魏古诗的手法的稼轩词;注重发挥词的特质,在本色入乐的前提下发挥风月、咏物言志的白石词。江湖词派中的遗民词人借助白石的骚雅句法来润色清真词的意趣不高,又借鉴清真词的典丽、梦窗词的字面、梅溪词的句法来改造白石词的尽兴率意。给“骚雅”的词法融入“骚雅”人品,从而完成了对骚雅理想的追求。     

南宋临安吟社刍议

南宋后期，以杨缵、张枢为首的临安词人成立了吟社。吟社词人崇尚姜夔，作词审音协律，炼字琢句，追求高雅的审关情趣和艺术化的生活态度。鉴于此，对临安吟社词人的家庭背景、艺术素养、审美情趣及临安吟社的发展流变及其在词学发展史上之定位进行了初步探索。     

从区域格局看宋元文派的文法观

宋元时期散文流派的文学版图，就空间取向观之，传统地可划定为南北二块。从南北文学冲突与融合的角度来看，北宋洛阳文人集团在宋初南文北移的文章演进中担当了中坚力量；从诗文革新历程而言，北宋东学文派内化议论实用、辩明经籍的精神于文章创作中，是诗文革新运动中不可小觑的一支生力军。南渡之后，文化中心的逐渐南移，南部也呈现出江西、浙东不同区域的文派景观，这主要由南宋已降特殊的时代背景导致而成。从整个宋元时期的文学版图而言，也有东西走向，这里的“东”主要指东南尤其是福建地区，“西”则单指四川等地区。宋元文派的文学版图依照时代演变、区域格局和作家观点三重理路而建构，在时、空、人三位一体的间架下，文法取向染上了地域文派的特殊性。     

论南宋文学的东西部差异

南宋文学在爱国主义的表达方式、文风承传、诗派文体等多方面都存在较大的东西部地区间的差异。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有奸臣当权、文学传统不尽相同、统治集团排斥蜀士等。这些差异，形成了东西部文学的互补态势，增加了南宋文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论南宋遗民词人对江湖士风的突破及其意义

南宋遗民词人虽然承袭南宋时代的“道人”、“雅士”风度，但他们的人格精神在如下两个方面却有所突破和发展：一是他们在行为方式上优游湖山，寄情山水，在人生态度上追求独善其身，追求并实践着自由独立的隐逸人格精神，崇拜“野云孤飞、去留无迹”、飘逸清空的风度；另一方面则是南宋遗民词人在创作的隐逸人格形象中包含了对历史、人生的深刻探索，具有反思色彩。     

关于“重写文学史”问题的若干思考

自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上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 “重写文学史”这一说法第一次被明确提出，遂成为20世纪80年代文学活动的核心面向之一。但笔者认为，如果仅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重写文学史”是远远不够的，它不只是80年代产生轰动效应的文学事件，更是自现代文学产生以来就贯穿整个文学史而无法抗拒的历史思想潮流。广义而言，“重写文学史”一直是文学建设者们或隐或显的文学思想诉求，或被动或自觉的文学参与姿态。它在80年代被正式赋予了学术的内涵，但却上可追溯至现代文学的源头，下可延伸至不断发展的当今文坛，既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学的孕育下新生，也从世界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中汲取力量而发展。只有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认识“重写文学史”这一问题，才能以更积极的态度面对文学发展的挑战，以更客观的立场审视文学发展的调整，也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发生发展的理解。     

灞陵文学与灞陵道文学空间研究

汉唐时期,灞陵地区邻近京城,是出入长安的必经之地.自汉代时期开始就已出现吟咏这一地区的文学作品,经过魏晋六朝的积累与发展,唐代时期,灞陵地区成为一个具有鲜明地域特色与人文色彩的文学区域.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灞陵道文学空间代表了灞陵文学的最高成就,成为唐代文学乃至古代文学的一道特殊景观.宋代时期,灞陵与灞陵道增加了特殊的含义,灞陵文学得到一定程度的延续与发展.随着政治与文学地理中心的南移,南宋以后灞陵逐渐淡出文人视野,相关的文学创作也趋向消歇.     

王沂孙词初探

清代词人朱彝尊在《词综·发凡》中说“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始极其变”的“宋季”词人,其中包括南宋遗民周密、张炎、王沂孙诸人。所谓“变”,则是指这些遗民词所表现的哀婉凄咽的故国之情及其所运用的比兴寄托,隐晦曲折的表现手法。它不同于正统婉约派倚翠偎红,浅酌低唱的传统题材;也不同于豪放派雄奇驰骤,悲歌慷慨的艺术风格。他们用词这一文学形式,唱出了特定时代的哀以思亡国之音,把词的表现形式,推     

略论“以文为词”

“以文为词”是中国词学批评史上一个重要的词学概念。其概念导源于宋代，后来逐渐发展成熟。“以文为词”在结构上表现为音律、句法、话语特征以及叙事性特征等方面的突破；在内在核质上则表现为“以文气为词”。“以文为词”是辛弃疾乃至辛派词人的重要特征，同时也是南宋乾淳词坛共有的写作特征。     

元代杭州雅集活动之兴衰与杭州文学地位之升降

元代杭州雅集之风大盛。杭地文人延续着南宋以来的文学传统,以群体的形式集会赋诗、观书题画。雅集活动是元代文人生活史的一部分,其所反映的主题和情感内涵的变迁,是展示元代杭地文人雅趣生活和精神世界的重要窗口。杭地雅集活动在元前期尤为兴盛,发展至顺帝至正年间走向衰落,雅集活动的兴衰背后,是杭州文学地位的浮沉变幻,也正是在其趋向衰落的过程中,伴随着吴中玉山雅集发展至鼎盛,元代南方文学中心完成了从杭州至吴中的转移。这对于研究元代南方文艺活动,十分具有典型意义。     

南宋中兴诗人群体论纲

顺应宋室南渡后社会经济、政治、学术文化与文学本身的发展,南宋中兴诗坛形成道学诗人、激进官宦诗人、保守官宦诗人及江湖诗人等不同诗人群体,独具体系和纲目。中兴诗人群体诗歌创作活跃,时代特色鲜明,展示出新的丰富多元的诗学面貌与社会文化意蕴。南宋诗歌的发展与中兴,并非少数著名作家活动的结果,而是中兴诗人群体共同创造的局面,也不仅是文学自身传承演变的结果,还与宋室南渡后近百年间社会文化变迁、士林风貌演变等密切相关。     

芦川词与江西宗派诗法

张元干诗学江西,思想上也与江西诸人相近.南渡之后他援江西诗法入词,形成了以议论为词、以文为词的新风尚;时代的巨变和个人遭际使他将感慨悲凉的情绪纳入歌词;为了加大词的容量,创作中他又大量使用经史子集以及佛典中的典故,从而形成了南宋词的一大代表性特征.张元干词的这一系列新变使他开南宋词坛一大宗--辛派词人的先河.     

北方文风的性质内涵及其内在生机

“北方文风”系与“南方文风”相对而言。中国区域辽阔,地理复杂,历史久远,版图的改变也很频繁。但要而言之,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包括其以北地区的北方,以长江流域为中心包括其以南地区的南方,则大致可作为区分南北的标准。这两大地区的地理环境有着明显的差别,开发的时间也有早晚,反映在文化和文学上,也是各具特色,互有异同。所以刘师培曾著《南北文学不同论》,历述自先秦至清季南北两方文学各自的风格特征。自西晋永嘉之后至隋统一的这段时间里,上述南北两大区域在政治和军事上更出现了对立的势态,文化和文学也呈现为分途发展、各具异质的局面。本文所谓的“北方文风”,即是此一时期与南朝文学风尚(南方文风)相对而言的北朝文学所表现出来的总的性质、内涵和特征。     

南宋杭州的城市经济

杭州的城市经济，在唐、五代及北宋时期已有了一定的发展，南宋建都这里以后，发展更加迅速，一跃而为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 宋室南渡后，北方居民大量南迁，“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于常”①。作为都城的杭州（改称临安府），人口增加更为显著。当时吴山一带成为外地商人聚居之处，南宋政府还在崇新门外新建鹿苑寺，专门接待北方迁来的大批僧侣。与此同时，大量劳动人民也陆续迁人。外籍居民大大超过了土著②。北宋崇宁年间（１１０２－１１０６）杭州仅二十万户，二十九万口，到南宋咸淳年间（１２６５－１２７３）增到三十九万多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