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赋的神趣”与萧统“沈思”说

辞赋的本质特征(神趣)是"设辞虚构"。萧统"沈思"说实谓此也。理由是:古人重辞赋;《文选》要预立既硬又科学的标准,最好的选择就是以辞赋为范文,从中抽绎出标准;古人视赋为诗,很多文体有辞赋化倾向,衡鉴辞赋的标准遂被普适、跃升为衡鉴所有"文"的标准;符合萧统尚新变的文艺思想;受王充"超奇"论启发;可验以《文选》诸篇。另外,"设辞虚构"不仅与"沈思"说一致,与翰藻说、个人性、单篇性、文本性、审美性等也无?格。     

关于《文选》成书研究的方法问题

《文选》成书研究中的诸如《文选》之实际编者为刘孝绰说(刘孝绰为萧统编纂《文选》最重要的助手说)、《文选》成书仓促说、《文选》编纂过程分"两阶段"说、《文选》各体之文有划一的标准说等等,多为"选学"界之主流观点。然而,分别用"跳出《文选》观《文选》,就整体考察部分";"将古人的问题还归古人,置个别于当时的文化背景上考察";"将相关问题置于文献可信度的层面上考察";"从情理逻辑的层面上考察"等方法究之,均难以成立。其所以如此,多缘研究方法之未密。     

《文选》在扬州

南朝梁萧统选录先秦至梁代的诗文辞赋,编集了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文选》,后来有许多人为这部书作注释,从而逐渐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文选学”,也简称“选学”。它的发展,从隋代开始,一直是以扬州为研究中心的。《文选》     

《文心雕龙》与《文选》“论”体评录小议

比较《文心雕龙》与《文选》对论体的评录,二者同中有异。从论之名义而言,刘勰与萧统均能认识到论体析理的特质,但刘勰受其浓厚的宗经思想影响,将经论相提,以述经叙理为论,并突出伦理的内涵,实不符合论体文的实际。关于论之为文体制,刘勰提出"义贵圆通,辞忌枝碎"的总体要求,又拈出论体写作需要规避的嘲戏辞费、巧辞曲论等毛病,准确而具体。萧统亦强调论体文重在析理,要做到论述周密和文辞精当。从论体品类而言,刘勰将论体按题材析为议说哲理、训释经义、辨析政史、铨评文辞四类,涵盖广泛。萧统则分列"设论"、"史论"、"论"三类。其"论"体所选基本不出刘勰所析之四大类,仅缺训释经义之论而增针砭风俗之论。萧统将"史论"与"论"分列的做法,并不可取。在直面文坛出现"设论"专集的基础上,萧统将"设论"与"对问"、"论"分列,既符合"设论"创作之实际,又能突显"设论"既通于"论"又假设问答以明志之特质,这一做法得到后人的认同。在论体佳作的选录上,《文心雕龙》与《文选》选篇相同者较少。刘勰选篇注重辨析源流,体现出崇古的倾向,而萧统则多选辞义精美之作,具有强调词采、重视近代的倾向。刘勰选文反映出对玄学论文的偏好,体现了魏晋时期谈玄之论占据主流的事实,而萧统选文内容丰富,贴近生活,尤重具有政治教化意义之论。     

《文选》诏令文与萧统之“崇雅”

《文选》所选诏令文皆是当时文学批评界有公论的作品。但于诏、册,受制于其功能、应用场合、创作事实,及为后世立训垂范的主观意图,萧统所重的是汉魏那些典雅的篇章;于令、教、文,所选又皆南朝骈丽之文。这表明,在《文选序》中,萧统虽然特别强调文辞的美丽,但在具体选文时,则藻丽与典雅并重。忽视其重典雅的选文标准,便不能解释《文选》某些文体只重汉魏文章的事实。     

综论《文选》的编者问题(上)--从文献可信度层面上辨"与刘孝绰等撰"说不能成立

《古今诗人秀句序》的"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与《中兴书目》注的昭明太子"与何逊、刘孝绰等撰集"《文选》说,是被学林普遍用以证明《文选》为萧统与刘孝绰等编纂一说最主要的"客观材料",但是这两条"客观材料"是没有从文献可信度层面辨析的。其说难以成立。《文选》只能是昭明太子一己之所撰。     

萧统主编《文选》的编纂理想——兼谈对未来“文选学”研究系统的展望

发显萧统使用南北朝时期"姬汉"固定用词与时代必然要求之关系情实,深度解读《文选·序》,并综合考察萧统主编《文选》时的身份条件、所持文化理念及与文化自身发展的关系等,可以论定:自觉服务于建构比肩甚且超迈周汉的大一统文化王朝的伟大政治理想,重视国家意识形态与文化审美高度的关系,主编《文选》以为一代国家文化大典,是萧统的重要编纂指导思想。以探讨萧统编纂理想为契机,也可借以反思当代"文选学"研究系统,展望并提出"文选学"未来研究新景:超越当代较为狭隘的"文学"观念,与古代"文学"观念对接,实事求是看待《文选》之"文",以编选问题为核心,重构"文选学"研究系统。     

《典论·论文》“齐气”辨

曹丕《典论·论文》“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中的“齐气”,《文选》李善注为“言齐俗文体舒缓,而徐干亦有斯累。”尔后注家几乎均援此注。其实,此处的“齐气”,以解作“谐隐”为宜。这可从曹丕的《典论·论文》与徐干的辞赋找到内证,从朱自清的《经典常谈》与刘勰的《文心雕龙》找到旁证。 一、按照曹丕的批评,“齐气”并非表现在徐干的诗与论,而见于辞赋。何谓“齐气”,曹丕没说。有意思的是,朱自清也以“齐气”评论荀子、屈原的辞赋,并且揭示了“齐气”的含义。他说:“齐国海滨,多有怪诞的思想。屈原常常出使那里,所以也沾了齐气。     

从与《陶渊明集序》之比较看《文选》招隐诗选择的官方性

《文选》卷二十二特设"招隐类"和"反招隐类",不仅代表了以萧统为代表的编选者的文学评选标准,也代表了儒家经术急剧衰落、战乱四起的历史大背景下士人内心的向往。萧统不仅是《文选》的主持编纂者,也是率先整理陶渊明作品集的人,并亲自作序。通过《文选》招隐诗所反映的隐逸观与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对陶渊明隐逸的看法进行对比阅读,可以发现,在《陶渊明集序》中,萧统本人对于以陶渊明为代表的隐士身上的一些精神特质是较为认可和欣赏的。《文选》招隐诗虽然现在留存不多,但与《文选》未选招隐诗进行对比可以看出,萧统选择的是比较中性的招隐诗,不仅在招隐诗中规避了对世道等的评论,而且在《反招隐》诗中也对"隐逸"一事给予了较为官方的解释。     

《文选》“杂诗”类文体内涵

《文选》“杂诗”类作品收录标准并非失题或“总杂”,其隐藏的文体内涵是以《古诗十九首》为范式的追认归类。这与《玉台新咏》《艺文类聚》《北堂书钞》等将“杂诗”仅作为诗题或编纂手段不同。萧统正是通过《文选》收录作品与设立类目的内在逻辑,显示其辨体、考镜源流的意识以及对于文学发展脉络的理解。《古诗十九首》的经典地位、对后世诗歌的深远影响正由此显现,也因《文选》的推重在后世得以发扬。     

中国古代文选学述略

萧统《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文选》不但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中占有极为突出的地位,而且是国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本文根据文选学发展脉络,回顾了中国古代《文选》研究的主要情况,并删繁就简地对其进行综述。     

萧统编纂《文选》的真实意图考论

梁武帝编纂的《历代赋》、萧统编纂的《文章英华》及《正序》,使赋、诗、文三类“英华”各有所归,然萧统缘何还要编纂集三者于一体的《文选》？经爬梳史籍和探究文本,萧统编纂《文选》的真实意图变得清晰可鉴,即试图以集文章之“清英”的《文选》,通过美德业、宣忠孝的方式尊帝王,再以尊帝王、美教化的方式透过“至尊在”的底线,最终实现厚人伦、致哀悼的目的,并以陆任卒年为参照,隐秘祭悼丁贵嫔。     

《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新解

对于《文选序》中“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理解历来存在分歧,这也影响到学界对萧统选文标准、文学兴趣等方面问题的看法。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澄清。《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曾任萧统东宫通事舍人,他对萧统的学术观点有重要影响。     

王勃文学思想中的“文儒”特征

作为“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也是当时颇具自觉意识的“文儒”型士人之一，虽然其文学观念受到了家族文化传统，尤其是祖父王通的重要影响，并接受了《文心雕龙》中“原道”、“征圣”、“宗经”等理论认识，呈现出重“儒”轻“文”的复古特征；但在文章创作中却体现了复古文化观所不能框范的鲜明的审美意识，其中包括不平之气的抒发，重视辞采的华美，强调音韵和谐等颇具审美意味的主张，因此王勃的文学思想以一种更加强调文学审美性的特点体现了时代文学发展的正确方向。     

汉末魏初士人的孤独体认与文学诉说——以代言诗、赠答诗、书信文为中心

身处动荡年代的汉末魏初士人有着浓厚的孤独意识。在诗文创作中,他们更多在寻求某一对象进行诉说,具体表现为隐含另一个"我"的代言诗、情意自足的赠答诗和直抒胸臆的书信文的勃兴。这些作品既是"诗可以怨"的传统诗教观的展示,又暗含此期士人"大我"与"小我"的分离,更可视为魏晋文学自觉的先声。     

扬雄与“文学自觉”的理论始源

“文学自觉”的时代归属问题引起学界的广泛争论。文中从文学自觉的时代归属论争现状开始,分析这些论争的因果逻辑模式,提出在“文学自觉”理论先导方面,扬雄的“诗人之赋丽以则”抓住了文学的本质性特征,因而可谓“文学自觉”的理论始源。     

笙馨同音 宗旨如一──略论《文心雕龙》对《文选》的影响

《文心雕龙》书名是刘勰文学观点的集中体现，它强调的是精妙的艺术构思与精美的文学语言的有机结合；而《文选》的选文标准“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则是萧统文学观点的典型反映。其“沉思”之想与“文心”之思，“翰藻”之文与“雕龙”之采，名异而实同，都体现了他们注重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文学观点。《文心》所论文体３４种，《文选》３９种，两书基本相同的文体选目近２０种。其渊源有自，一目了然。     

论《知音》篇理论命题的类型、内涵及当代意义

＂命题＂是古代文论的重要构成形式。《知音》篇作为《文心雕龙》关于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的专论,刘勰在文中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的理论命题。这些命题从形式类型上看,主要有四种构成形式;从理论内涵上看,各有不同的思想内涵,构成了刘勰文学欣赏、批评论的基本内容;从价值意义上看,这些理论命题在今天仍然具有切实的应用价值和重要的理论意义。     

中国当代的“文学经典”问题

确立“文学经典”是建构文学体系和选择文学话语方式的必然途径.二十世纪后半叶,当代中国针对“文学经典”问题有过多次论争,并屡次尝试以全新的标准确立新的“文学经典”体系.主要表现为一方面通过“古为今用”重评古代“文学经典”,一方面通过“洋为中用”评价外国文学经典,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当代文学“新经典”的建构.这种政治实用主义视野下的“文学经典”体系建构,对当代中国文学和文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