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的真知与常知、积累与贯通

二程在提出“德性之知”和“闻见之知”这一对范畴的基础上,进而又从“格物致知”出发,具体阐述了人们认识事物的过程,指出了区别认识过程中不同层次的范畴,这就是“真知”与“常知”、“积累”与“贯通”。目前理论界对二程认识论中这两对范畴探讨甚少,而往往又失之偏颇。本文试就此范畴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 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二程较早地提出了“真知”这一认识论范畴,并说:“真知与常知异”。(《二程集》第一册,第19页。本文所引二程之语录均出自《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以下只注明册数和页码)所谓“真知”,是指在自身经历、探索中所得到对某一事物的深刻的认识,“常知”,则是指间接地通过他人传来的、流于表面的一知     

儒家德智关系论探究

儒家德智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先后经历了“德智不分”、“以智帅德”、“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分辨、“良知与闻见之知总是一知”这几大发展阶段。它一方面表明,未来德性发展的走向必然是科学的、理性的;另一方面又说明,作为德性精神支撑的知识与外在客观知识虽有必然联系,但两者依然不是同一类型的知识,需进一步打通与融合。     

二程关于“知”的心理思想

二程在“心”、“性”、 “情”、“学”等方面的论述中有丰富的认识心理思想,现就其关于“知”的心理学观点,作一些简要的诠释和评论。 首先,二程对有知与无知进行了区别。他们说:动物有知,植物无知,其性自异,但赋形于天地,其理则一。”这是说,并非任何有生命的物质都有“知”这种心理活动的,“知”是动物所特有的。为什么动物有知、植物无知?二程没有解释,朱熹后来说;“动物有血气,故能知。”二程又说:“死者不可谓有知,不可谓无知。”这是说,人死之后处于有知与无知之间,为什么?二程也没有解释,朱熹后来这样解释,“然人死虽终归于散,然亦未便散尽,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远者,气之有无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孙,毕竟只是一气,所以有感通之理。”这种折衷的说法,为鬼神论开了方便之门,最终把人的心理活动与人的主体分离开来,使认识心理失去了物质基础。     

《老子》“知常”“同道”的认识论思想

《老子》“知常”“同道”的认识论思想高秀昌（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认识论思想是老子哲学的主要内容，虽然老子哲学没有对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作专门的系统论述，但是，从《老子》一书中所包含的大量的认识论概念、范畴、命题、判断等可以看出，老子哲学事实上有一个比较完整...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辨

一、从断句谈起 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传统的读法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诠解上又不同。一种观点,孔子认为下民“愚不可救”,或者根本就不配受教,只能受役。另一种观点,孔子不是主张愚民,而是认为有些高深的知识下民接受不了。因     

从知形、知声到知味——中国古典认识论演变脉络及当代价值

与将“形”“声”“味”分别理解与规定为事物的本质相对应,“知形”“知声”“知味”依次被当作认识的主导形态与核心任务.三者对象不同,认识方法也各异,共同构成中国古典认识论的完整形态.当“知味”最终取代“知形”“知声”而被当作中国古典认识论的主导形式,这也从思维方法上确立了中国传统思想方法的特性.在当代语境下,“知味”说获得再生时机.它不仅丰富了当代认识论,而且为我们克服世界的图像化,回归具体的存在提供了厚实的认识论保障.     

“尊德性”与“道问学”:朱陆之辩及其历史回响

“尊德性”与“道问学”是《中庸》所提出的一种关于“尊德”与“问学”关系的概念,以指谓君子人生修养中的不同层次与不同方面,人们似乎也从未怀疑过其相互关系。但自从理学崛起,由于讲学与求知需要的凸显,“尊德性”与“道问学”便成为一个重大问题,而所谓“朱陆之争”便由此而展开。在朱子包括象山弟子对这一争论的叙述中,已经形成了所谓“泛观博览”与“发明本心”式的概括。到明代,又通过罗钦顺与王阳明之不同走向,转换为两种不同的为学进路之争。而从戴震到章学诚,则又通过“博”与“约”、“专”与“精”来深化这一问题在为学中的表现。如果我们能够还原于《中庸》之本义,并从儒家超越而又内在的视角来分析这一问题,那么这一近千年的争论也许就可以理出一个较为清晰的头绪,也可以看出现代知识论追求与认识论走向所亟待解决的问题。     

“情”之德性与“理”之德性

“情”之德性与“理”之德性李丽情之德行与理之德性是中西方文化德性体系的特点，情与理既是中西方文化人性设计的基础，也是贯穿中西文化发展的主线。进行二者的比较，有助对中西方文化及其价值的真切把握。（一）所谓德性，既是主体的善的状态，又是道德的主体形态。德...     

二程心性论之异同与儒学精神

1.“尊德性”与“道问学”,“自诚明”与“自明诚”,治学入路之不同,古已有之。自朱陆之争出,学者遂以为“千古不可合之同异”(章学诚《文史通义·朱陆》)。心学与理学分途,学界以为导源于二程;而心学与理学之异,则集中于“心即理”与“性即理”之争。然而儒学精神,本为一原;朱陆之争,亦非势同水火。必于异中见同,方可理解儒学真精神。因此,研究二程心性学说之异同,对于理解儒学精神,有着重要的意义。     

责任的“体”与“知”

杜维明的体知概念包括伦理之知,体知责任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体知责任在认识层面上表现为“负何责”的问题,即人是如何体知到伦理责任的?梁漱溟和列维纳斯提出了“理性”和“欲求”两种体知责任的方式。体知责任在实践层面上表现为“如何负责”的问题。责任的践履不是现成的,而是在伦理情境中生成的。上述两个话题都涉及到“负责为何”的根本性问题。在人际关系中体知责任是人的存在获得统一性和责任主体得以确立的保证。从尊重或敬重等不同的路径来体知责任进而塑造责任主体本身就是我们应该担负的“责任”。     

德性之知:认识论视野下的张载生态哲学

张载的“德性之知”,是以宇宙共同体为认知对象的生态认识方法.在这种认识视野下,宇宙存在“幽明”的双重境域和“太和缊”的运动形式.张载“民胞物与”的生态境界,不是“我”与他者的直接关系,而是通过“我”与宇宙本体的关系,间接架构起“我”对宇宙成员的道德关怀.张载肯定《中庸》由理性认知而致道德觉解的修养进路,并提出“大其心”的生态修养方法,即人的精神追求应印合宇宙生养万物的生态德性.     

孔子的“使民”思想──关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解释

孔子的“使民”思想──关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解释吴丕１孔子所讲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历来有不同的解释，至今众说纷纭。其原因在于《论语》没有对这句话提供特定的背景条件。迄今为止，人们对这段话的各种解释，都不能令人信服...     

元儒吴澄对“游”的多维度阐释

吴澄笔下的"游"主要分为古代与今世、君子与世俗、为道与为利三类。其中,吴澄对于不同行为主体的态度差异,反映出他为"游"预设的两个条件:即游者应当具有一定的个人修养,并且能正确处理孝亲与远游的关系。通过游历,吴澄希望后辈们增广闻见的同时能反身于己,从而发见心中的德性之知。基于对"游"的这些认识,吴澄在文章之中明确反对"江山之助"的说法。     

论孔子的不知之知

本文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句话出发,考察了孔子"知"的双重特点.并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一、德性修养的无限进展和不可完成;二、知天命之不可知;三、非经验事物的不可知.力图揭示孔子"知"与"不知"相结合并凸显"不知"的精神.并与苏格拉底"自知其无知"的思想相比较,揭示它们在东西方哲学中不同的遭际.     

从张载到王夫之的“聚散”学说

<正> “聚散”对偶范畴,从先秦至唐,接本上未脱《庄子·知北游》所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的路数,虽郭象将其与“独化”相结合,成玄英从“重玄之道”出发,进行阐述,使内涵有所丰富,但从总体上看,进展不大,把“聚散”推向本体论的中介范畴并对“聚散”内涵的规定以及其相互关系展开充分论证,应归之予宋明理学家。     

论“观念”的认识论意义

本文出发于现时改革中的“观念更新”,对在现行认识论的逻辑体系中能否引入“观念”范畴作些初步思索,以此说明“观念”的认识论意义。一对于观念更新及其与社会改革相互关系的研究和认识,不同的学科,限于自己不同的使命和职能,应当给出不同的结果。哲学生命的基点和哲学思维的特征,要求哲学既必须密切关注现实中的观念更新,又应该离开对某个或某些具体观念的更新及其同改革实践的关系的考察,而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姿态,立足观念更新与社会改革的纷彩现象,奠基于其他学科的既得认识,在问题范域的最高层次上,在认识的基本矛盾运动中,对“观念”进行“哲学思考”。     

从“知言”到“知道”——王船山论本体之知

王船山在继承前儒知识论和心性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心、性、知、道之间的内在关联：“以知知性”和“性发知道”,从而指出本体之知的两层内涵。船山提出“道因言生”论,强调语言在开显、澄清道体上的重要作用,同时指出“默识”和直觉也是通达道体的途径。通过辨析知与识、意与念之微别,船山强调了“识”与“念”对于文明教化、文化记忆和道统传承的重要作用。     

论析“不求知天”、“知天”和“制天命而用之”的逻辑关联

荀子将“天”视为自然而然层面上的哲学范畴，“不求知天”旨在拒斥奢求知天的进路，并未否定天的可知性和人的知之能。相反。“不求知天”正是以“知天”为其归。井构成后者的逻辑前提和基础。“不求知天”和“知天”作为人的合理且积极的作为的组成因素。两者又指向井内涵于“制天命而用之”的过程中。     

学术研究中的“由今知古”

在学术研究中，人们常常使用“由今知古”的研究方法。然而，今与古的联系是多维的。“由今知古”在学术研究中的应用有如下几方面：其一，研究的对象是“古”，“今”是参照，由“今”领悟“古”。其二，古之存留，长期湮没无闻，今之发现使人们知“古”。其三，“今”作为“触媒”而引起的知“古”。其四，“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的知“古”。其五，考察当代，由“今”知“古”。     

论“真理的界限”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意义

“真理的界限”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范畴。“真理的界限”是认识论中的一系列矛盾(主观与客观、一般与个别、理性与感性、概念中幻想的成分与实在的成分等)的集结点。它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不掌握“真理的界限”这一范畴,就不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论、认识论,就难以在实践中正确地运用;忽视和抹杀“真理的界限”是极“左”思潮的认识论根源之一。然而,在哲学工作中,人们却常常忽视“真理的界限”这一重要范畴。因此,阐明“真理的界限”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意义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