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凉州士人在北魏的文化学术活动及其影响

凉州士人在北魏从事的文化学术活动主要有参与修订律令、修著国史以及置馆讲学等方面,尤其是在参与制定北魏朝廷典章制度方面影响深远。但由于崔浩国史事件、“平齐民”的迁入、“定姓族”制度的实施等因素影响,限制了凉州士人对北魏文化学术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纵横既黜,退赋家:论战国士风流变对赋家主体人格的影响

战国士风的流变影响到汉代士人的主体人格和心态 ,主体人格和士人心态必然会影响到文学创作 ,对这一问题的剖析是探索汉赋文体特点及其成因的新视角。     

汉末士人择主心态试析

择主而仕成为汉末多数士人的心态.汉末政治形势的变化、儒学独尊地位的丧失、士人主体意识的增强等因素是汉末士人择主心态出现的背景.士人的择主心态主要有两种类型一为实现政治理想和抱负,一为躲避祸害.士人择主而仕的心态对士人本身和君主以及汉末三国的社会都有重要的影响.     

科举制度与十国士阶层

科举竞争的激烈造成十国士风的普遍颓坏和十国士人的急剧分化。虽然 ,科举制度下 ,十国士人重建主体人格的努力一刻也没有停止 ,但这种努力又有其难以克服的时代局限性。     

走向文章之士的心路历程--从汉代的三篇不遇赋谈起

汉代大一统政权的建立 ,使得战国时激扬的主体精神难以再现 ,士人因此产生“不遇”之感。士人在解释“不遇”处境的同时 ,试图重新体认并适应外在环境。基于不同的时势和对自身处境的不同认识 ,士人先后尝试了几种可能的立身方式。这一过程中士人角色意识的转换 ,显示出由策士到文章之士的心路历程     

论书院初兴与中晚唐士人转型及儒学复兴之关系

唐代书院之名最早出现于唐高祖武德年间,真正具有教育性质的书院实源于山林寺院.唐五代书院主要由地方士人和地方家族创办,表明中唐以降地方士人和地方家族具备了掌握教育资源的能力进而有了获得政治地位的可能.地方士人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已经异军突起,这正好折射出唐五代时期士从世家大族向地方士人转型的特征.习业书院的士人习古文读经典又不限于章句,自觉阐发儒经精义以求救世治乱,这既凸显了儒家士人主体意识的增强和强烈的拯时淑世精神,也说明崛起于书院的地方士人受到了当时儒学复兴这一时代新风气的影响.     

“灭刘氏者龚也”:南汉宦官政治新探

刘谦、刘隐出身岭南地方豪强,因为文化弱势而积极与士人合作,坚持士人政治。刘䶮在位期间一直没有解决权力合法性问题,难以改变相对于士人的文化弱势处境,从而对士人不满,质疑士人政治,逐渐以宦官制衡士人,终于在晚年形成宦官政治取代士人政治的趋势。宦官在刘晟摆脱内忧外患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解决了刘晟的权力合法性问题,从而真正崛起,推动南汉正式形成宦官政治,导致士人在南汉权力结构中的边缘化,让士人产生强烈的政治离心倾向,为南汉政权的覆灭埋下伏笔。     

郭象玄学与东晋士人的诗意化人生

郭象玄学是魏晋玄学发展的顶峰,他的"独化论"和"性分论"以全新的思路诠释了<庄子>,他否认绝对自由和逍遥的存在,认为所谓逍遥,并非是对客观外物的摆脱和超越,而是主体内在本性的自我满足.这一观点对东晋士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郭象玄学为东晋士人的诗意化人生提供了哲学理论依据.     

唐代落第诗所反映的士人情感特质

科举落第,是士人在仕进之旅遇到的一种重大打击。“落第诗”记录了士人们落第时刹那间的心灵感受,再现了士人精神世界的重要层面。唐代落第诗集中反映了士人的情感特质:诸如无人援引的悲哀和失意不平的愤慨,思乡时表现出来的回归意识,怀亲时流露出的不能光宗耀祖、尽孝父母的愧疚以及羁旅行役的沧桑感和精神上漂泊无根的苦楚。关注落第诗中反映的士人情感特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唐代士人和唐诗。     

论宋初百年台谏制度建设与士人气节及诗格变迁之关系

宋初百年台谏制度的建立与不断完善,对士人的文化心态产生了重大影响,并表现在此期诗格变迁的发展历程中。台谏制度对士人气节和士人文化风尚产生作用,是通过台谏人物的进谏主张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推行而得以实施的。北宋诗格在五代备极萧衰之后呈现出勃起高涨的局面。此期士人特别关注文、道关系等历史现象,都与台谏制度影响下的士人文化心态密切相关。     

“风起于青蘋之末”——孟子性善论探析

作为《孟子》一书的灵魂，性善论的影响至深至远。孟子的人性论建立在人的主体精神日益自觉、人们对人性的探讨日渐深入的基础之上，是对孔子的人性观念的发展。孟子认为，人的善性是一种先天的资质与倾向，通过心的感受与省思得以培养，通过本性来完成天的意志。性善论虽未能有效地行诸当世，却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政治，并为社会锻造出一个士人阶层，最终沉淀于儒家的基本品格之中。性善论还是士人阶层乌托邦精神的根底所在，作为士人价值观的核心，乌托邦精神体现为“道”对“势”的制衡，并在个体人格领域以审美自由的方式获得彰显。     

从唐代小说看士人科举的苦难历程

科举是唐代小说的重要主题,很多作品生动地反映了士人参加科举、追求功名的苦难历程。主要包括寒窗苦读的煎熬、赴京赶考的艰险、干谒求人的尴尬以及科考落第后落魄等。这些都深刻、形象地描绘了士人在科举中所遭受的身心痛苦,艺术而真实地反映了唐代士人生活的一个侧面,对全面了解唐代士人的生存状况和心理状态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略论自屈原始历代士人处世思想的变迁

屈原的人生和思想在中国古代士人群体中具有普遍性,因而屈原精神影响深远以至形成一种传统。从屈原入手考察历代士人在面对入世与出世矛盾时所采取的处理方式的复杂性：从屈原的自杀,到后人的离骚、庄子、佛禅,直至苏轼的三教汇通旷达圆融,从中可见士人处世哲学思想的逐渐成熟过程。     

“士尚志”与《史记》士人传记的书写

《史记》在书写士人传记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士阶层在春秋战国之际出现并不断发展的结果。士人以“尚志”为特征，有着充分的生命自觉，人之一生成为一个值得欣赏、书写的审美对象，以“志”之确立、实现为线索，士人的一生行事也便于整合为完整的叙事。孔子重视“志”对于人生的领率作用，已经有省察、观照人生的意识，屈原抒写行志过程中的挫折、情绪，其诗歌具有强烈的自传性。在思索命运时，他们都援引古人、穷究天人，形成一种叙述士人生命历程的典型范式，为司马迁的传记写作提供经验。司马迁特别关注士人为行其志而做出的倜傥非常之事，在古今、天人的视野下探究命运的形成，为士人异彩纷呈的生命写照传神。     

古代士人的阶层想象及其悖论——基于"回煞"俗信的考察

回煞俗信集中体现出对逝去亲属的恐惧与排斥,冲击了中国古代士人所持的儒家伦理价值观。基于智性与道德的优越感,士人群体有意以"俗"界定回煞及其相关人群,试图将自身置于"俗"对岸的理想世界,从中获得区别于庸众、独立高级的身份维度。士人以儒家品格矫正"俗"世界的使命性作为,主要表现为话语批评与躬行示范两种模式。而士人心态与行为的焦虑和分裂,证明其对"俗"阶层的表述与规训终归是一种话语想象的产物。回煞俗信为认识和揭示古代士人的多维思想世界提供了别具价值的角度。     

宋仁宗朝谏官活动与怪奇文风研究

宋仁宗朝谏官振职,成为仕宦捷径。受谏官活动影响,士人谏诤精神高涨,同时也刮起一股沽名徼进之风。谏官存在"立异为心"的不良风气,谏官"立异"行为为士人所仿效,浮薄士人为求虚名,标新立异,刻意显示自己与众不同,通过求奇求怪惊众取誉,士人中出现怪奇之风。仁宗朝以范讽为首的"东州逸党"、庆历年间石介主盟太学后的"太学体"等怪奇士人风气和文学现象都与之相关。     

谈传统的重民思想与当代科学的领导观

谈传统的重民思想与当代科学的领导观邓宁军，郗永利中国传统的重民思想与当代科学的领导观尽管都非常重视民众，但出发点和归宿却截然不同，但作为一种领导方法、领导艺术，重民思想与当代科学领导方法具有相通之处。（一）领导，指的是社会组织中权力主体（领导者）与权...     

从《红楼梦》中士人形象看曹雪芹对儒家的态度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教化在塑造传统中国人特别是读书人灵魂方面,作用至深至远.甄士隐、贾雨村和贾政是<红楼梦>中着墨较多的士人形象,伟大作家、思想家曹雪芹在这三个文学形象中寄寓了非常深刻的文化寓意.甄士隐是深受宋明理学浸染的士人,此人具有理学家所高倡的"内圣"人格,但同时又是个严重脱离现实生活、毫无治事本领的废人;贾雨村是儒家思想文化与科举制度结合之下产生出来的士人代表,其特点是知行不一,虚伪无耻;贾政是儒家"礼"文化化育出来的士人,品格端正,但因循守旧,不周世用.曹雪芹通过这三个士人形象的塑造,表达了对儒家文化的反思与批判.     

咏兰诗：诗人潜在审美需求的外化

美的实质就是“德” ,亦即理义 ,这种美学思想一直影响着士人对兰的欣赏。与兰的文化内涵紧密相连的是士人那敏感而柔韧的灵魂 ,无论是自况、比德 ,还是把兰当成象征物、代言人 ,多少都显示出士人在逆境中的狡黠与幽默。诗人之兰已非自然状态下的一叶一花 ,而是诗人经过提炼加工后艺术地再现 ,带有较强烈的主观成分 ,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     

春秋士人与谏诤

经过夏、商、周三代孕育、发展,规诲言谏在春秋时代进入空前活跃期。士人直言劝谏,君王虚心纳谏,是春秋时代特有的现象。士人谏诤是对春秋君主政体的有力辅助,对春秋诸国内政外交、图强争霸等进行纠偏引导,是和合哲学在古代政治文明中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