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第二次人口红利”探讨——基于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储蓄关系的分析

我国人口形势的新变化直接影响未来经济发展的潜力和活力。在人口环境发生剧烈变化的背景下开展关于第二次人口红利的讨论和研究非常必要。本文在以往相关文献的研究基础上,定位分析我国储蓄率的高水平特征,从人口变化、政策、社保等多个角度探讨未来储蓄持续走高的可能性。并利用全国30个省市地区的面板数据重点分析人口结构与居民储蓄之间的关系,发现老年抚养比与居民储蓄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文章得出结论,“第二次人口红利”在我国难以实现,抓紧开发第一次人口红利、拉动经济增长才是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重点。     

山东省人口红利的过程判断及其对经济增长作用研究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出生率与死亡率下降初始时间与速度的不同步，后者先于前者发生。会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学家称这段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本文根据人口类型划分标准对山东省及其区域人口红利进行了过程判断，并通过计算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即劳动贡献率来显示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最后提出了充分实现山东省人口红利的途径。     

人口转变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新进展：一个综述

关于人口转变对于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由来已久，但是研究大多只考虑了人口数量和人口增长率对于经济增长的效应。近二十年来，许多经济学家在揭示“东亚奇迹”和中国经济腾飞等一系列经济现象的原因时。发现了人口年龄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并提出了“人口红利”的概念以解释经济发展。本文将具体介绍近二十年来理论界对于人口转变影响经济增长的相关机制的研究以及经验分析。并对这些研究的政策含义和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作出简要评述。     

二元经济结构下的人口红利及其实现

本文介绍了人口红利的概念及其实现条件。通过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和经济环境变化的分析 ,论证了我国人口视窗开启的时间 ,分析了过去人口红利未能充分兑现的原因。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兑现人口红利的途径是通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一方面利用城镇经济发展机会解决农村就业问题 ,另一方面延缓城镇人口老龄化 ,延长人口视窗开放时间 ,实现经济再次飞跃发展。完成劳动力的顺利转移需要政府在建设城乡间统一公平的劳动力市场上发挥重要作用。     

浅析中国人口红利及其兑现途径

本文介绍了人口红利的概念及其形成过程,并通过对中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及人口负担系数变化的分析,说明人口转变使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享受人口红利,揭示了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趋势;通过分析我国自进入人口红利期以来的人口红利兑现状况,提出要最大化地兑现余下不多的人口红利,将潜在的机遇转换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需要实现就业充分、就业结构的优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

本文对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概念、由来与数量界定进行了必要的理论阐述,构建了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判别标准,对法国、日本与中国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演变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前景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对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相关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     

"后人口转变时期"我国人口问题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20世纪末,我国人口发展进入了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为特征的“后人口转变时期”。本文首先对“后人口转变时期”我国人口发展的特征进行了论述,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该时期我国人口问题面临的挑战,并对“后人口转变时期”我国的人口问题的解决特别是计生政策提出了建议。     

人口结构转型、市场化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叠加效应分析——对中国“人口红利”的新解读

对于我国经济持续30年高速增长这一举世瞩目的经济现象,本文试图寻找中国因素加以解释,认为中国两次特殊的人口政策导致的劳动人口扩张只有在“市场化”与“国际产业转移”同步条件下才能转化为“人口红利’’并支撑中国经济近30多年持续高速增长。本文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验证了我们提出的经验性假说。     

人口红利的作用:一个研究综述

本文梳理了人口红利作用领域的已有文献,讨论了人口红利对经济、人口迁移及收入不平等的作用.目前中国对人口红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口结构变迁对经济的作用.随着二孩政策的全面实施,有更多现实问题需要我们研究和解决,这不仅包括人口红利对人口迁移及收入不平等的作用,还包括经济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反作用和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等.     

人口红利的经济社会代价与可持续发展

本文分析了人口红利背后的经济社会代价，意在提请人们注意，人口红利是一把双刃剑，在看到人口红利好处的同时，也要洞察其背后的隐患，不能盲目乐观。我们的真正目的不是要事受人口红利，而是要摆脱对它的依赖。只有利用好人口红利期，在人口机会窗关闭前积极求变，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国内外思潮对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及老龄化危机的误导

西方印度因人口红利将超越中国说,无限夸大老龄化问题,将发展中国家人口问题最终变成了人口红利。文章评论这一思潮依据的若干西方研究,分析得出中国经济增长27%由人口红利贡献的国内研究存在严重瑕疵。分析指出,因未富先老中国老龄化效应必远弱于西方。迄今西方老龄化与增生失业而非劳动力短缺相伴随,这是经济转型期我国应真正引起高度关注的问题。文章认为从多方面看,随经济规模扩大,我国人口问题滞后效应明显进入充分展现期,人口政策如转向鼓励增加人口,将会是一次重大失误。     

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

人口转变是挑战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生命周期和代际更替之间的相互叠加,通过劳动供给、储蓄和科技进步等渠道对长期经济增长施加影响.本文分析表明,人口转变使得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享受人口红利,并一直持续到2015年前后.为了迎接人口老龄化冲击,中国需要通过扩大就业、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和建立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三条途径来充分挖掘未来潜在的人口红利,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老龄化背景下的人口红利开发与经济发展

本文分析人口加速老龄化背景下人口红利影响经济效益的作用机制,将人口红利的具体作用机制拆分为三个效应,并使用2001—2010年中国285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计量估计显示,劳动力数量结构与人均产出间存在明显的正U型关系,劳动力的数量结构仍是人均产出提高的重要动力,中部地区作用最为显著,而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倒逼经济转型。通过劳动力的跨部门、跨区域转移、加强人力资本投入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等,可以进一步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持续开发人口红利。     

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基于中日人口红利比较的视角

"人口红利"是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亚洲地区经济高速增长和工业化国家人口老龄化条件下经济增长,分别对应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中国与日本相比,无论是经济增长模式还是人口转变模式,都有着极为相似之处,本文旨在通过对比分析中日两国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变化,借鉴日本人口红利期的经验和教训,为中国充分实现第一次人口红利、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提供参考。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Households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The Case of Rural Ghana

The recent years witnessed a sharp drop in China’s demographic dividend; therefore, some reform measures about China’s fertility policy have been adopted to optimize population structures and to maintain demographic dividend. However, our simulation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new two-child fertility policy cannot effectively deal with population ageing, and that China’s fertility policy needs further adjustment. Specifically, we find that the new two-child fertility policy will deteriorate demographic dividend before 2050, through combination of simulation results and formula derivation. Aiming to stabilize demographic dividend at ideal range all the time, we build nonlinear integer programming model to propose an appropriate reforming path for China’s fertility policy. Then, we simulate and compare demographic developments under the proposed reforming path with those under three possible fertility policies: one-child, two-child and no fertility restriction, verifying that the proposed reforming path has better performance on stabilizing demographic dividend than these three fertility policies have. Finally,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upper bound of research interval is conduct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the upper bound on proposed reforming path. Based on these results, we suggest that China should continue to execute current strict fertility policy before 2032, then begin to relax it gradually especially during 2036–2041, and completely cancel fertility policy after 2065.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

本文援引国际经验,把人口转变引致的不同人口年龄特征阶段看作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额外源泉,或人口红利;论证了通过高储蓄率、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低抚养比,中国人口转变对改革以来高速经济增长的贡献;揭示了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趋势,由此提出最大化促进就业是维持人口对经济增长正面效应的关键.     

人口红利问题研究

人口红利问题是经济学和人口学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但是对于人口红利的具体定义仍然存在分歧。文章重新界定了人口红利的概念以及衡量标准。并以此标准探讨了中国人口红利的特征和影响经济增长的条件和传导机制。     

结构转变、制度变迁下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

已有的对人口红利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未将结构和制度的重大变革纳入模型,这与东亚及我国经济增长的现实不符。本文通过在模型中纳入结构转变和制度变迁变量,用1978～2008年的数据进行误差修正分析,计算出在结构转变和制度变迁的背景下,我国人口红利及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固定资产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技术进步,第三是制度变迁,结构变化的影响也很显著。人口红利的影响也较显著,但是其对经济增长解释力度较小。因此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未来的经济增长更需要依靠投资、技术进步、结构变迁和制度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