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倾销法中的非市场经济问题

近年来,我国在对外贸易中频繁受到国外反倾销调查,其中国外对我国实行“非市场经济”制度是 引起困扰的主要原因。通过对反倾销法中“非市场经济”制度的产生原因和本质内容的分析,研究了这一制度 的下合理性,并为我国如何应对这一制度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浅析我国对外贸易中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完善——基于中美知识产权贸易争端中“337条款”的思考

随着中关贸易接触的日趋频繁，我国企业频繁遭到美国“337条款”的调查。尤其是从2002年开始，我国已连续7年成为遭受美国337调查最多的国家。究其原因，固然我国企业确实存在侵权行为是一方面，但337调查程序自身独特的优势更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正是在此背景下，笔者通过对“337条款”的特点以及我国对外贸易中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分析，试图对我国完善对外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     

对“外贸发动机理论”的反思──从东南亚金融危机谈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

“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一命题一度为一些西方经济学者所质疑。进入６０ 年代以来， 随着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通过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 实现了经济的腾飞， 这一理论再度流行。东南亚金融危机又给人以新的启示： 孤立地论述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无疑是十分片面的， 高度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也是十分脆弱的。为此， 我们应放弃单一的出口导向型经济， 发展进出平衡、内外并举的大国经济     

斯密动力与李约瑟之谜： 一个新解及对中国转型发展的新启示

基于斯密动力的新视角探究李约瑟之谜，通过构建“资本—人口—技术—制度”作为分析近代中国斯密动力不足的框架，在此基础上从工业生产、城市经济和海外贸易等方面剖析李约瑟之谜的成因。斯密动力不仅能很好地解释李约瑟之谜，而且还能为新时期我国推进经济转型发展提供新启示，如应从所拥有的本土市场规模优势出发，将之根植于产业创新、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对外贸易发展中，促使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     

论新桂系的贸易统制政策

新桂系在1931年重掌桂政后，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致力于广西的经济建设。为了扭转广西对外贸易严重逆差的不利局面，新桂系制定了贸易统制政策，设立进出口贸易处，对广西的对外贸易进行管理和直接经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贸易处存在的几年，广西的贸易入超有所减少，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且，农矿产品出口的增加，也促进了农矿业的发展，间接地支持了广西公营经济的发展。     

瞻前思后论中国对外贸易——数据分析和若干问题思考

改革开放20年里,中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之一。无论是在外汇储备构成、国际收支平衡、引进外资和外国先进技术、跨国投资和经营方面,还是在安排就业、保障社会稳定方面,都表明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在对外贸易发展中,研究出口贸易与GDP的关系、正确对待进口、“出口导向战略”和趋利避害参与竞争等问题,是研究中国对外贸易未来发展中的重要内容。     

“互联网+”对中国对外贸易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

推进“互联网+”与对外贸易的深度融合是建设贸易强国的重要着力点。基于我国286个城市的截面数据，分别运用稳健最小二乘估计、分位数回归以及截面门限模型，实证分析“互联网+”对中国对外贸易影响的总体效应、条件性效应以及阶段性特征。研究发现，我国“互联网+”总指数的提升显著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并且，“互联网+”总指数的提升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效应呈现边际递减。进一步地，“互联网+”总指数的演进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门限效应特征，跨越门限值后“互联网+”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大幅降低。就空间分布来看，沿海地区城市“互联网+”进程整体领先于内陆与沿边城市，并且在区位条件上具有地理禀赋优势，全国大部分城市“互联网+”与对外贸易的协同发展已进入新阶段。最后，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我国涉外经济法的功能及其实现路径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和我国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我国涉外经济法只有将其功能定位于国内市场保护、对外贸易促进和“政府再造”,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政府“涉外和谐使命行动”,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我国涉外经济法真正有效地服务于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     

澳门：翻开崭新的一页

澳门有近５０万人口、面积不过２３．５平方公里，却具有独特的、重要的文化价值。从历史角度来看，澳门在近代海上“丝绸之路”中具有特殊地位，其在海上交通、对外贸易、宗教传播以及中西文化交流方面产生过重大影响。一度成为中国人了解世界文化的一个窗口，成为内地对外文化联系的一个通道，也成为西方文化人进入中国的一个桥梁。澳门作为２１世纪的一个独特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社会区域，其在现实角度上的意义也是十分重大的。尤其是澳门作为一个连接中国内地与世界经济、社会的纽带和桥梁，回归后在“澳人治澳”的基点上制度转型及其与…     

新中国对外贸易发展70年:历程、成就、贡献与经验

新中国对外贸易70年发展强大的过程,大致可分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曲折探索（1949～1977年）、改革开放不断扩大（1978～2011年）及深刻变革和创新发展（2012年至今）3个阶段。70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贸易方式和进出口平衡在整体上不断完善优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也极大地推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有利于世界整体福利水平的提升。研究总结了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成就与贡献,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分析了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经验:实践方面,中国坚持对外贸易管理体制变革的与时俱进,独立自主与积极参与国际交换相结合,后发优势与大国优势相结合,适度市场保护与不断扩大开放相结合;理论方面,在国际大循环与市场多元化、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兼用互补、“大经贸”战略、综合平衡及“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方面总结经验,丰富了对外贸易的发展思想。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与世界经济增长是互利共赢的,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加快转变对外贸易结构、发展模式,完善国际价值链、供应链和产业链体系,是中国对外贸易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清代后期的外币流通

清代后期,各种外国货币在我国许多地区大量流通,占清末全国货币总额的比重超过30％。外币的渗透与侵略活动经常有密切关系,但根本原因是它们适应了我国币制变革的需要,被缺乏货币主权意识的中国人主动接受。外币的流通在我国货币制度的早期近代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晚清的币制改良运动是受外币流通的刺激而产生的。     

宋朝招商政策探析

宋朝是一个外贸往来非常活跃的历史时期。不仅在沿海港口聚集了无数涉洋前来的蕃舶 ,云集了大量衣冠各殊的蕃国商人 ,甚至出现了“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盛况。这一繁荣景象的出现 ,无疑与宋朝积极推行“招徕远人 ,阜通货贿” ,严格维护蕃商在华权益 ,热情款待蕃客 ,尊重远人习俗等政策分不开。但是 ,宋朝对蕃商的过分宠绥 ,又使蕃商在中国获得了某些不应有的权利     

晚清地方官员与宁夏开发

对晚清时期宁夏开发的思想主张之研究 ,在学术界尚属空白。晚清时期包括地方官员在内的近人 ,对宁夏的自然地理环境、交通、财税、政治、教育环境进行初步考察 ,从交通、农业、手工业、财税、政治、教育尤其是对兴办新式学校方面提出各自的思想主张 ,表明近人已看到宁夏地理环境及其它制约因素 ,其观点除有维护清廷统治的动机外 ,还试图通过防止外国侵略 ,澄清吏治 ,发展区域经济及教育事业 ,促进本区域的经济与社会进步 ,从而成为近代开发本区域的初步设想和宁夏近代开发思想之雏形。     

夷务与商务——以广州口岸毛皮禁运事件为例

1791～1792年广州口岸的毛皮禁运事件不是由单纯的商务纠纷所引发的,它涉及到了中俄间的政治冲突。广州与恰克图两个口岸相隔万里,却互相牵连。由清廷、地方官员及外国商人对这一事件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到清朝的夷务管理与对外贸易间的关系,外贸在相当的程度上是为政治所制约的。清朝的夷务管理政策已逐渐与实际的需要脱节。     

略论清代前期宁波口岸的中英贸易

清代前期，宁波口岸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曾出现过两次高潮。虽然双方的贸易量并不大，但却对全国海外贸易的发展，以及清朝海外政策的演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论清朝对外贸易法及其属性

在清朝规范对外贸易的各种法律文件中,清初绝对禁止对外贸易,康熙统一台湾后允许对外贸易,但全方位限制且不断加大力度。限制对外贸易的地点、商品、船只和商人的经营,使商人们行则违法、动则犯禁。显然,清朝的对外贸易法在本质上属于闭关锁国。     

清朝前期外贸立法中的具结制度研究

具结制度在清前期海外贸易管理中占据非常突出的地位 ,各种甘结、保结得到充分的运用。通过对其存在原因的分析、对其广泛运用的考察以及对其作用的探讨 ,发现建立在宗法伦理基础上的具结制度是传统管理方式的延续 ,并成为封建官府规范管理的基础。它束缚了所有外贸参与主体 ,钳制了外贸实际运作过程。对内压抑了本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对外不能抵御经济政治侵略 ,是清前期海外贸易管理具有闭关性质的重要原因     

试论清朝经营侗族政策的专制性

清朝经营侗族的政策,是清朝封建中央集权制的产物,它包含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内容。清政府在侗族地区施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处处表现出专制性的特点。对侗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残酷镇压,严厉推行保甲法,对土司的种种限制等,即是如此。这些政策,加强了对侗族等南方少数民族的控制,反映了清王朝封建专制的实质。     

蒙古族“那达慕”的传承与发展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考察、综合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那达慕”的产生、传承、发展等进行系统研究。由研究可知,“那达慕”在汉语中为盛会、喜庆之意,它源于蒙古族原始的游牧生活。从成吉思汗时期的“依合忽力勒台”到元代的“诈马宴”、清朝时的“乃日”,再到今天的“那达慕”,本质上都是以射箭、赛马、摔跤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为主的集会。第一届鄂尔多斯国际那达慕大会在内蒙古的举行,标志着“那达慕”大会开始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但随着国际化、商业化发展趋势的推进,“那达慕”原有的民族传统文化也开始渐渐流失。       

吴嵩梁《石溪舫诗话》述评

吴嵩梁是清代嘉道诗坛的名家,时有“诗佛”之称。吴氏的诗学观集中反映在他所作的《石溪舫诗话》中,该诗话作于嘉庆十五年至十八年间,不仅具有丰富的文献资料价值,而且反映了吴氏独到的诗学理论体系,对研究清代诗歌与清代诗学均有不容忽视的参考作用,值得后人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