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教育

戊戍变法运动的深远影响之一,是促进了中国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其中以出版业和教育事业最突出。出版业以商务印书馆为首户,代表了这一时期出版业的发展方向,其贡献也最显著。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又和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本文仅就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关系,阐述商务印书馆在中国近代教育事业中的历史作用。1897年2月11日,商务印书馆创办于上海江西路德昌里。1902年,商务印书馆始设编译所,蔡元培任所长。1903年,张元济接任编译所所长,确立以编辑新式学校教科书为主要业务,迎接中国近代教育的新潮流,从而使商务印书馆由单纯的印刷业发展为以出版业为主的出版印刷业,并迅速地发展成为首屈一指的中国近代大出版企业。     

丁宝书及其《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本来是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化腾飞的双翼。中国传统史学步入近代门槛,是在清未维新思潮中,以新式中小学堂普及历史教育为契机的。20世纪初,所谓重新编写中国历史,主要是编写历史教科书。响应梁启超建设新史学的号召,丁宝书编写的《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率先构建起新式中国通史的基本框架,成为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最初突破口。其开创之功,不可埋没。     

教育救国与民族复兴:蔡元培与近代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的发展

清末民初鼎革之际,蔡元培致力于废除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奠定了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他是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教科书营运方针转变的重要倡导者、实践者。以商务印书馆为实践阵地,蔡元培致力于近代教科书的规范与普及,是商务印书馆早期教科书事业的领导者、筹划者、参与者。蔡元培与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视教育为救国之本,怀抱"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的理念,逐步实现了教科书从舶来品到中国化的转变,将教科书变成了普及知识、启蒙国民、改造社会、复兴民族的重要武器,展现了近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     

传统与现代的交汇——论张元济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理念与中国近代文化转向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出版业的杰出代表,其最突出的文化性是在张元济主政时期奠定的。考察张元济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活动可以从其注重中华古籍和汉译名著的出版行为背后,看出其＂温故知新,两者并重＂的出版理念。出版业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紧密联系,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理念和行为也反映出清末民初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现代文化之间交汇、碰撞,出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化转型和西方文化的中国化的结果,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的转向。     

取材本土：晚清中国外语教师培养的历史考察与启示——以京师同文馆为例

晚清外语教师作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场域中的重要群体,承载着引进西学与培养新式人才的历史使命,然而此类人才的严重匮乏迫使清政府一方面大力引进外籍教习,培养急需的新式人才;另一方面也积极探索中国本土外语教师队伍建设之路。京师同文馆作为近代中国办学最早、历史最悠久、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所新式外语学堂,其艰难发展历程折射了晚清中国本土外语教师培养从蹒跚起步到制度化、专业化的演进历程,其成败得失最终使得清政府认识到"借材外域"的洋教习只能作为中国外语教育事业的辅助力量、"权宜之计","取材本土"才是中国新式教育发展的基石及"经久之道"。     

清末民初（1901－1915）教学论教材研究概述

清末民初,为适应国内新式学堂及师范学校教学之需,赫尔巴特教学论教材经由日本传入中国。国人在译介教材的过程中,全面模仿赫尔巴特教学论教材体系的结构和内容来编写本国教学论教材,主要表现为教材数量上的“繁荣”和教材类型的“多样性”。该时期我国教学论教材呈现出以下主要特征：受赫尔巴特“五段形式教学法”影响;重教材、教法,缺乏对课程的关注;学科教学论初现及初步确定近代教学论学科发展内容。     

王云五与近代教育出版家的主体意识————以《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为考察中心

近代教育出版(特别是教科书的出版)构成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也从一个重要侧面展现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为近代中国最早成立的民营出版机构和最大的教育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掌舵长达25年的著名教育出版家王云五,一生从未停止过对商务印书馆的教育出版活动及事业的反思与总结,并在一系列论著的基础上形成了《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这一集大成之作。《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试图从教育出版的独特视角来展现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教育的互动关系,其突出特点是始终不忘强调近代出版业自身的独特地位和作用,从而较为深刻地揭示了以作者为代表的中国近代教育出版家的主体意识,也为后人考察和认识出版与教育的内在关联及其互动关系提供了一个典型而生动的个案。     

张之洞对近代中国教育思想的创新

张之洞不仅是中国近代教育家,同时堪称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他一生兴办数十所各级各类新式学堂,在教育思想、教育实践方面多有创新,为近代中国创立了完备、系统的新式教育制度体系.它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贡献非常突出,是不可磨灭的。     

中国近代科学教育的文化审视

中国近代科学教育产生于洋务运动时期的新式学堂.在中国近代科学教育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中国古代科学教育传统为近代科学教育的产生奠定了文化基础;另一方面,中国近代实施科学教育引发的激烈论争及影响,传统的治学方式对近代教育中科学精神的影响等,又透视出传统文化对近代科学教育的阻碍作用.     

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产业环境中的"日本"符号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的源头.与日本金港堂的合资是早期商务印书馆经营活动中的一项重大举措,它既是近代中国民间出版业诞生之初现实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与新式文化出版人救亡与启蒙的社会使命感息息相关.从产业生态环境的角度细剖蕴涵于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中的"日本"符号,可以窥见它有一个从常态到异态、从容纳到排拒的社会接受过程.这种流变现象印证了中国近代早期民间出版业受制于外部(东亚)环境变迁的事实;而以张元济为代表的商务知识群体对"日本"符号适时的形塑与消解活动,也验证了商务输送新知、启迪国民的启蒙立场,以及在商言商、与时俱进的经营理念,是商务印书馆现代性追求的一种独特的表征.     

从马克思的科学技术社会理论看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进程——暨对当前教科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修订的一点建议

近代科学技术结合到生产力中，形成科学化的生产力，作为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对近代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主导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进程，把中国从一个不可溶的社会结构向可溶性的社会结构转变，这是近代科学技术给中国带来的最大的社会效应，为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提供了现实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科学和科学精神的人文展开构成了科学发展观充实丰富的内涵，这对深入理解科学发展观有着重要意义。遗憾的是在当前高校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这样一个重要的侧面被忽视了，所以建议在今后的教材修订中，应补充上这缺失的一环。     

清末教科书审定

清末审定教科书的标准有二：其一为是否合乎当时的教育宗旨,即对教科书进行意识形态色彩的思想性审查;其二为是否合乎现代教育的基本规范,即对教科书进行教育的学术性和技术性审查。从审定的实际情况看,教育的学术性和技术审查对于保证清末教科书的质量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不能估计过高;思想性审查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排满＂革命等社会新思想的传播,保护了旧有的思想意识形态。就此而言,清末的教科书审定为我们理解当时的新式教育乃至整个社会思想的变迁都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德育情境塑造现代公民——基于澳门初中《品德与公民》教材情境建构研究视角

培养现代公民是“立德树人”的重要体现与基本要求,而建构良好的德育情境对现代公民的培养起着重要的作用。澳门初中《品德与公民》教材凸显了德育情境建构的功能和特点,彰显了现代公民的教育理念,注重构建情境化的德育环境培养学生,为内地中学构建德育情境、塑造现代公民提供了有益启示。     

朱子《小学》流衍海东考

朱子的《小学》一书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朝鲜的文化史上同样有很大影响。其在海东文化史上意义绝不仅仅是一部蒙学教材,还具有科举考讲的实用目的、化民成俗的政教意义、修身治家的模范作用等等,并对朝鲜蒙学教材的编写产生了影响。因此,从该书的流传和影响来看,它在海东被推崇的时间跨度和波及的影响领域可以说超过了中国。     

红十字的起源及其在中国的传播--纪念中国红十字会诞生一百周年

中国红十字运动,是国际红十字运动的组成部分.文章溯本求源,对红十字的起源及其在中国的传播情况,进行考察,并提出在中国红十字的启蒙运动中,"二孙"即孙中山、孙淦,推波助澜,功不可没.     

从教科书事件看日本蔑视中国的民族心理传统

不断升级的教科书事件是日本对中国的民族优越心理的再现。日本对中国的民族优越感起始于近代,在侵华期间和战后以一贯之,现在又有了新特点,不仅存在于国家关系上,更多地则集中于经济和文化领域。造成这种社会心理传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高校教材信息化建设与管理模式探究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教材管理作为高校教学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形势下,如何利用网络管理平台做好教材管理,推进教材信息化建设,更好为教学服务,是各高等学校共同面临的问题,文章试对此作探讨。     

关于工科物理教材改革的探索

在教材体系上对于如何将近代物理与经典物理融洽、自然地联系，既能用现代物理理论和观点审视物理放材的体系和内容，又遵从循序渐进的教学规律进行了改革尝试．在教材内容上加强了结合相应的物理理论内容，介绍以其为支撑的工程技术应用，特别是现代高新技术，强化对学生的工程意识培养以及研究、开发能力的培养。     

通识教育视野下大学英语改革途径探索

在我国大学教育中,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已经日益凸显,大学英语教学是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当前大学英语教学中,存在着教材内容陈旧,教学手段单一等诸多问题。因此,当前的一项紧要任务,是改革大学英语教学,使之更好地与通识教育需要和发展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