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布依族生态文化研究

贵州的布依族创造了璀璨的文化,尤为宝贵的是其中的生态文化。其饮食、服饰、住居、宗教和生活习俗中的各种禁忌都体现了布依族人保护生态的思想和行为。例如布依族的饮食上多以粗茶淡饭为主,崇尚节俭。其所居住的房屋也多以石块为主,尤其是著名的"石板房"更是合乎生态环保要求。布依族的生活与宗教习俗中的各种禁忌诸如动植物的崇拜、婚丧嫁娶等也处处体现了这个民族热爱自然、保护环境的生态伦理观念。     

论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现代化途径

少数民族习惯法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与民情基础,是一种经过数千年的传承、积淀和整合了的制度形态。在当前推进依法治国和实现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有必要对少数民族习惯法予以足够的重视与关注。少数民族习惯法是承载历史传统的本土法律资源,在研究的过程中应该以少数习惯法为基础,推动国家法与其的良性互动,使国家制定法符合我国的民族传统文化,真正实现法制的本土化,实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转换。     

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的生态伦理观

乌江流域的少数民族在其民族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万物有灵的生态认识观、和谐相处的生态价值观和可持续利用的生态实践观。这些生态伦理观念主要体现在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宗教信仰、乡规民约、习俗禁忌和习惯法中,并传承下来,对现代生态伦理观的构建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少数民族习惯法界定问题刍议

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存在在学界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肯定,但对于"何为民族习惯法"这一问题仍欠缺深入的讨论。本文在梳理学界对民族习惯法已有的界定的基础上,提出了作者对该问题的看法,认为:民族习惯法是与国家法并行的一类特殊的法规范——民族习惯法属于民族习惯但民族习惯不必定是民族习惯法;国家法(包括以民族习惯为素材创制的国家法)也不是民族习惯法。     

法条主义的修正:纳西族继承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冲突的司法调适路径

司法需兼顾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做到息诉服判,然而在民族地区的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国家法和民族习惯法冲突的情况,使司法效果的实现受到极大影响。文章以纳西族继承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冲突问题为例,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对法条主义的修正,具体实现路径为:首先将民族习惯法规范视为"事实",然后对民族习惯法的司法认定和当事人行为事实的举证相结合来认定民事法律行为,最后由法官评价民族习惯法规范和符合习惯法规范的行为是否符合当地公序良俗,并在此基础上依法判决。     

和谐社会建构中的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

各民族经济发展水平和传统的差异决定了少数民族习惯法存在并实际地发挥秩序维持功能的必然性。少数民族习惯法在弥补国家法有限性的同时,又和国家法发生冲突。在国家法制统一的要求下,少数民族习惯法应受到国家法的检视和制约,其中不符合法律和行政法规基本原则的部分应受到否定。市场力量的作用以及国家法制统一的要求,决定了少数民族习惯法逐渐被国家法取代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巴楚民族文化圈纠纷解决机制论略——在历史文化视野下的考察

渝湘鄂黔毗邻地区巴楚文化圈内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累积了一系列的习惯法规范和程式,构成了颇具特色的纠纷解决机制,并在国家法制与各民族传统习惯法的冲突、调适、整合过程中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形成了多种纠纷解决模式,即自我约束模式、习惯法调解模式、国家法介入模式、习惯法与国家法共同作用模式.这些纠纷解决机制的运行,整合了习惯法、传统习俗、道德力量、宗教因素各方面的资源,最终实现社会控制的目的.     

论民族地区国家法律意识形成的障碍及解决对策

民族地区的法律意识普遍存在着国家法意识为主、习惯法意识为辅,国家法意识与习惯法意识交错并存,习惯法意识为主、国家法意识为辅的三种立体多元社会意识样态.后两种可分别称之为法律意识的断裂和错位,与国家的法治建设目标完全背道而驰.鉴于公民国家法意识的形成与培育是整个法治化进程中的最终落脚点和归宿,应该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层面进行合理的构建.     

法律冲突与理性选择——“死给”现象中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互动

"死给"是凉山彝族地区在特殊环境中产生的特殊法律现象,"死给"的发生非但没有解决矛盾冲突,恰恰相反,"死给"使矛盾冲突升级从而使被动一方变为主动。从国家法的角度来看,"死给"作为一种自杀行为,与"被死给者"没有关系,但当地的习惯法却将这种自杀行为归因于"被死给者",而且"被死给者"也确实因此而承担了相应的责任,包括赔命价、道歉等。从"死给"案的发生以及解决路径上看,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冲突,而在冲突过程中,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矛盾冲突的解决正是当地居民在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之间妥协让步进而作出理性选择的结果。     

花腰傣习惯法初论

花腰傣习惯法是千百年来通过口耳传诵而保持下来的,它对调节人际关系,维护民族秩序,促进花腰傣地区的安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们在强化国家法的功能的同时,不能忽视花腰傣习惯法的作用.应因势利导,使花腰傣习惯法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论未来世代权利的法哲学基础

我们已经看到,当代人的行为引起了资源消耗、核废料、环境污染以及基因改变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后代人的利益,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威胁。一种超越时间纬度的未来世代权利因此出现,其核心是“当代人有责任使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需要和利益受到充分的保护”。现在,对于作为一种新型权利的未来世代权利如何保护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法哲学问题。人类共同体理论能够为未来世代权利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     

近十年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综论--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内容分析

我国社会学自恢复学科建制以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在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缺乏统一规范、不够本土化等问题,这就阻碍了学科内的沟通,影响其解决实际问题的效力。通过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发现十年来我国社会学研究整体层面的一些优势和不足。     

少数人权利保护的道德哲学基础

少数人作为道德王国的成员,其尊严也应得到尊重。伦理精神与少数人权利保护存在于统一的社会秩序之中,我们要在善恶因果律中把握少数人权利保护,在价值合理性中彰显少数人权利保护,在生态整合中体现少数人权利保护。在道德哲学层次,少数人的权利保护已不再仅仅是道德规范的实现,也涉及到伦理精神的实现。     

文化的哲学生存论解读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又岐义纷呈的概念。文化研究的前提性、基础性工作是从哲学生存论上对文化进行解读。在生存论的视域中 ,人类文化是在特定的生存境遇中产生的 ,它直接源自于人在应对自然环境的活动中“显”生“隐”死的生命意识和生存取向 ;文化标志着人与自然和自身既“逆”又“顺”的双重关系 ,有着“显”与“隐”的结构和功能 ,具有本体和功用双重属性。所以人类文化也具有自我矛盾的性质。人经由文化的创造而提升于动物之上 ,形成具有内在张力的有意义的生存方式 ,但同时也导致人类内部高下 ,贵贱的区分。要卓有成效地研究并解答当代的人类文化问题 ,首先要做好这一哲学的解读工作。     

论马克思主义真理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真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在从相对走向绝对的过程中发展 ,在同错误的斗争中发展 ,在对真理颗粒的整合中发展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订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作者的生平事迹、著作等论述中存在着某些疏误乖违。本文依据地方志、别集序跋、小传等相关的文献资料,对《提要》所论及的作者,如陈轼、彭师度、姚菱、储掌文、汤斯祚等,从他们的科第、仕历,到作品的著录、版本、卷数、存佚等,均一一作了订正和考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早期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中的意义——基于《法哲学原理》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对勘式阅读

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的独立思想发端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个文本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围绕这部手稿展开的研究也层出不穷。但是,一般的研究通常只关注政治经济学转向的逻辑,而没有抓住马克思批判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之所以关注黑格尔的法哲学,除了受《莱茵报》时期的政治实践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也与人的解放问题相关。后者构成马克思和黑格尔共同的关切。基于整体的思路,黑格尔将伦理国家作为解决市民社会问题的方案;马克思却通过内在的批判发现黑格尔的论证无法完成市民社会向国家的过渡。因此,马克思不再将政治国家视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并在方法论上放弃了青年黑格尔派观念论的批判方法,逐渐开辟出自己的道路。     

民族国家理念在《云南》杂志中的凸现

近代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是中华民族为适应时代变迁,试图调整自身内部机制所作的一种努力。直至辛亥革命前的几年中,先进的中国人在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探求历程后,才逐步产生了创建新型民族国家、实行现代化以救亡图存的思路。本文试以《云南》杂志为例,分析、阐述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     

经营城市: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新理念

城市的发展不能长期依靠“负债经营” ,要逐步实现“以城养城”。经营城市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理念的创新 ,我们不但要善于建设、管理城市 ,而且要善于经营城市。提高城市竞争力主要是指提高城市经济竞争力和城市资源的有效利用率。根本条件取决于城市的软、硬环境 ,更重要的是创造良好的软环境 ,降低交易成本 ,建设法治经济和信誉社会。     

“日常生活美学”批判与“超越性美学”重建

当代中国美学发生了日常生活美学与超越性美学的对立。日常生活美学肯定大众文化,主张审美回归日常生活,建立以感性快乐为本质的新的美学原则;而超越性美学则主张审美超越日常生活,应该对大众文化进行审美批判。现代性分裂为世俗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世俗现代性沦为感性异化,而审美属于反思现代性,是对世俗现代性的批判。因此,要吸收后现代主义的合理因素,重建超越性美学。对大众文化,应持一种辩证的态度:一方面,肯定其合理性,承认日常生活审美化丰富、美化了人们生活;另一方面,警惕感性异化,坚持审美的超越性,开展对日常生活的审美批判,建设精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