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涉案主体的身份特征看影响性刑事诉讼中的司法与民意--以2005-2014年《南方周末》评选的55件影响性刑事案件为例

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民众对刑事司法寄予了过度的期待，刑事司法与民意之间的关系较为紧张。弱势主体犯罪或被害的刑事个案，其生存状况、犯罪原因、被害原因等所折射出的社会问题是民众关注案件的重要原因。基于强势主体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民众更愿意通过对案件的关注、将案件事实的公开化来约束其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刑事个案中加害与被害双方的身份差异愈为明显，案件就愈易受到关注。民意表达易受涉案主体身份特征的影响，在相当程度上忽略了案件事实及法律适用本身，更多是对案外因素的关注，民意表达更多地呈现出社会问题司法化的特征。应加速推进社会改革，建立健全公平、平等的社会运行机制，进而改变身份不平等的社会现状，并进一步厘清司法本身的职能定位，区分社会问题与司法问题的解决路径。     

论司法的利益平衡功能

我国长期忽视司法的利益平衡功能,但司法对利益关系的平衡是现代社会的必然要求。在法律困境存在的条件下,司法平衡利益关系必须遵循司法克制原则、说理公开与统一原则、符合正义原则。司法应该考虑“民间法”、社会效果、政治等因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全国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妥善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和内部矛盾。     

资本主义社会道德堕落的新阶段——非犯罪化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自十九世纪以来经历了社会道德的巨大历史变迁。非犯罪化作为其在法律上的必然结果,在近二、三十年中令人瞩目地产生和发展起来。它是当代资产阶级刑事法学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思潮,也是资产阶级在刑事立法和司法上着力追求的实务。为了揭示非犯罪化的基本问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道德和法律的现状,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中对非犯罪化加以论述是十分必要的。     

从中国经验走向中国理论——法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探索

从法治建设、犯罪问题、民间纠纷等三部分的法社会学探索,笔者对其研究团队10余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概括性的总结.其中,法治建设的法社会学探索包括:从法制到法治、法律的双向诠释、法律的"在场"与"不在场"、法律的实践逻辑、从"送法下乡"到理性选择、中关法律意识的比较等六个部分;犯罪问题的法社会学探索包括:社会转型与犯罪成本、犯罪人的自我归因、女犯的生活世界、堕入犯罪的"漏斗效应"等四个部分;民间纠纷的法社会学探索包括:法律的"差序利用"、初级关系的变迁与民间纠纷解决、弱者诉讼的谋略、法律的"甩干机制"等四个部分.     

污染环境犯罪的司法效能提升与多元治理机制构建

在我国,运用刑法手段惩治污染环境犯罪已成为司法常态。近年来通过刑法惩治,我国污染环境犯罪高发多发、恶性案件较多的态势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基本上达到了犯罪预防的效果。但是,通过对典型案例的考察以及相关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对污染环境犯罪的精细化司法尚未完全实现。影响污染环境罪司法判断的主要问题是:生态法益是否为污染环境犯罪侵害的实质客体;不同类型的法益在污染环境罪判断中是否存在位阶差异;污染环境罪司法判断应采取实质判断还是形式判断。对污染环境犯罪应走多元治理的道路,通过加强法律治理、行政治理、经济治理、社会治理等方面的机制配置,并实现其充分协同,达到良好的治理效果。     

中国司法客观性的现实危机

对不同地域的当事人适用不同的法律解释,依据地方利益、当地政策对法律进行灵活适用和法律规避。从法治建设的整体而言,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对司法客观性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其司法行为走向了任意和擅断。在处理法律规范与社会事实之间的关系时,笔者以为主要关涉两个问题：一是司法裁判的法源问题,即习惯等民间规则是否可以进入司法裁判;二是司法中的民意有没有必要回应。从目前我国的司法现实而言,正因为这两个问题处理不当,造成了司法过程中司法客观性的流失。判决书本应该是一个理性论辩的结果,但我们在判决书中普遍看到的是公文式的语气和固定的表达方式,缺乏严密的逻辑推理、法律论证。     

伪造信用卡犯罪法律适用疑难问题研究

伪造信用卡犯罪目前在我国日趋严重,而司法实践中关于该种犯罪法律适用的若干问题还存在一定的困惑和争议。本文以解决司法实践中相关疑难问题为出发点,对伪造信用卡犯罪中＂伪造＂的认定、伪造犯罪是否以行使目的为必要、既遂形态的认定、伪造信用卡后又使用的犯罪行为的定性、相关罪名界限等问题进行系统研究。     

法院功能的异化与刑事上诉制度

法院参与刑事诉讼的重要目的在于以中立的身份发挥定纷止争的功能,并在需要的时候通过刑事上诉程序发挥法律解释、司法造法、司法决策等功能。只有在法官中立、控审分离的情况下,刑事被告人才有可能在上诉制度中获得应有的救济。但在中国,司法权被异化为惩罚犯罪的一种工具,刑事诉讼的本质就是公检法三机关代表国家惩罚犯罪的一种专门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刑事上诉制度不是发挥救济的功能,而是起到了补充惩罚犯罪的功能。我国刑事上诉制度的完善在逻辑上需要实现裁判权的回归。但在司法工具论语境中,要想恢复法院的本来面目,剔除一些强加在法院头上的本来与司法裁判不相匹配的功能,使法院从惩罚犯罪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非易事。     

不同种刑法身份者共同犯罪的定罪问题研究

刑法身份是指法律规定的,对定罪量刑具有影响的一定的个人要素或一定的单位附属条件.它可以分为自然人刑法身份和单位刑法身份.自然人刑法身份指法律规定的,对定罪量刑具有影响的一定的个人要素;单位刑法身份是指法律规定的,对定罪量刑具有影响的一定的单位附属条件.自然人身份犯则是指法律规定的以实施犯罪的自然人在行为时所具有的自然人刑法身份为定罪要件或法定量刑情节的犯罪.在解决不同种刑法身份者共同犯纯正自然人身份犯的定罪问题时,应当综合评价各种学说,结合"犯罪构成符合说"按照法条竞合的原则处理.     

试论受贿犯罪客体

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它揭示了犯罪的本质属性即对一定社会关系的危害。犯罪客体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不象犯罪对象那样一目了然。这个特点给实践中正确认识犯罪客体带来一定难度。这也是理论界、实践界对受贿犯罪客体众说纷纭的原因之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任何事物的本质都要透过一定现象表现出来。只要认真分析受贿犯罪现象,把握其背后的本质是可能的。任何犯罪,现象上都表现为对某种法律规范的违反。而法律规范的内容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在权利本位法中,违反法律的行为被归结为对权利的侵害,西方法把犯罪称为对法益的严重侵害即源于此。但是,对犯罪客体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这个阶段是不够的,它没有揭示出隐藏在法益背后的阶级利益,或者说由法律保护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带有强烈的阶级色彩。资产阶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