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厢“三幻”《莺莺传》——《董西厢》——《王西厢》

自公元九世纪唐人元微之的《莺莺传》问世以来,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崔莺莺与张生恋爱的故事题材,曾以不同的文学形式在各个历史时期一再出现,直至今天依然为人们所熟知.元微之的《莺莺传》是传奇,实际上就是一篇文言短篇小说,它是最早叙述崔张故事的文学作品;在宋代,诗人们又把这一题材写成诗歌唱词,保留至今的还有秦观、毛滂的“调笑转踏”,赵德麟的“商调蝶恋花鼓子词”;至金,董解元以说唱文艺     

论《莺莺传》到《西厢记》之传承变异

唐代，著名诗人元稹写了一篇传奇小说《莺莺传》，叙述了张生和崔莺莺之间的恋爱故事。此后，不断有文人墨客对其进行改造与补充。其中，以元代著名杂剧作家王实甫的《西厢记》最为著名。从《莺莺传》到《西厢记》，其内容、人物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改变，由于承载这一故事的文学体裁不同，加之不同时期社会思想文化的变迁，使得爱情故事要表达的主旨出现了较大变化。     

从《孤山的梅花》到《瓶》——郭老《瓶》思想艺术初探

近几年来,郭沫若的诗集《瓶》,在教学和研究方面已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但是,关于《瓶》的题材问题,论者们则很少涉及;论及者又多含糊其辞。有人以为《瓶》“可能是从梁山伯祝英台恋爱悲剧中转化来的。”有人以为《瓶》是采取了梁、祝故事结尾的表现形式。”有人则干脆说《瓶》是一部“不涉及什么社会背景的单纯的恋爱诗集”。那么,《瓶》的创作究竟有无的背景?《瓶》的题材究竟是什么?弄     

赵令畴鼓子词《商调蝶恋花》简论

赵令畤词,在当时即颇受关注.其实他在鼓子词方面的成就也值得一提.从词史意义上讲,赵令畴的<商调蝶恋花>使联章体词功能和面貌焕然一新.同时它有着明确的创作意旨,人物塑造艺术特点鲜明.<商调蝶恋花>的出现,对后世的"说话"作品、诸宫调<董解元西厢记>及元杂剧<西厢记>都有着直接的影响.     

《韦护》与丁玲创作思想

纵观丁玲小说研究的历史,我们发现,长篇小说《韦护》一向被研究界所忽略:单篇的研究论文至今没有出现,而散见于一些论文、著作中的零星论述还很值得商榷.《韦护》面世的时代,正值中国现代文学“革命加恋爱”创作模式鼎盛时期,而它叙述的正是一个革命者及其恋爱的故事,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评论界简单地把这部作品归于当时流行的“革命加恋爱”的创作;并进一步认为,由于丁玲“仅仅凭着一种期待和理想,就匆忙地涉入一个她并不真正了解的题材领域”而导致创作的“失败”.②重读《韦护》,我们发现,上述结论并不符合作品及作家创作思想的实际.本文力图从不同的角度,对《韦护》进行新的审视和评价.认为.这是丁玲从生活实感出发,以现     

柳永才是豪放词真正创始者

豪放词并非苏轼始创,柳永曾作为先驱为宋代豪放词创作开山导路.柳永凭其豪放特质作词,以丰富题材拓宽了豪放词的表达空间,以独特手法提供了豪放词的表现范式,以雄壮背景赋予了豪放词高远壮阔意境,以沉雄狂放风格树立了豪放词俊逸风骨典范,以《望海潮》、《双声子》等壮美雄放之词开北宋豪放词创作之先河,为宋代豪放词创作绘制出写作模板典范.其于豪词创作的领导性巨大贡献,促成北宋豪放词问世后能在当时词坛形成一股豪词创作风气并逐渐发展兴盛.因此,柳永实际上已经以宋代豪词创作开拓者、领导者的姿态成为引领苏轼、辛弃疾登上宋代豪放词坛巅峰的豪放词真正创始者.     

论《花间集》对宋词女性意识的奠定

作为“倚声填词之祖”的《花间集》,无疑对后世词创作与词学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它奠定了词“以艳丽为本色”的性质,以佳人美貌及男女艳情为主要叙写对象,以是否能合乐（尤其是女乐）而歌判断词体性之正变,甚至《花间集》中美女与艳情的描叙也开启了后世词学为尊词体而勉力攀附香草美人之《风》、《骚》之旨。换言之,《花间集》奠定了宋词的女性化特质,使得以后近千载的词创作几乎没有完全脱离过言“闺情”的“本色”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女性意识的刻画和反映。     

赵令畤鼓子词《商调蝶恋花》简论

赵令词 ,在当时即颇受关注。其实他在鼓子词方面的成就也值得一提。从词史意义上讲 ,赵令的《商调蝶恋花》使联章体词功能和面貌焕然一新。同时它有着明确的创作意旨 ,人物塑造艺术特点鲜明。《商调蝶恋花》的出现 ,对后世的“说话”作品、诸宫调《董解元西厢记》及元杂剧《西厢记》都有着直接的影响。     

张生致杜确书流变论

从《莺莺传》“始乱之，终弃之”到《西厢记》“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变化，极大地迎合了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在西厢故事的演化中，张生致杜确书这一情节也有了明显的改变。这一流变，折射出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过程和大众审美观念的发展变化。     

程垓闺情词论析

"男子作闺音"是宋词中一种独特的创作现象。两宋众多词人中,程垓乃男子作闺音之典型,他的词集名《书舟词》,其中闺情词有20多首。程垓以女子口吻为代言体作闺情词,用曲折婉转的方式反映自己与故乡以及与意中人的双重别离,间接自我抒情,题情合体。然而他在闺情词创作中仍然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男性主体意识,以男性化视角来想象伊人,这使得词中女主人公形象略显人情不足。     

从薄情郎到至诚种——论张生形象的演变

《西厢记》故事,最早起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叙述书生张生与相国之女崔莺莺相爱,在婢女红娘的帮助下,两人在西厢约会,莺莺终于以身相许。剧中张生的形象在动态的发展中变成了作者和其所处时代的代言人。本文试从《莺莺传》、《董西厢》、《王西厢》三部作品中分析张生形象的演变和转型,进行逐层分析,以期把握形象实质,挖掘作品精髓。     

《董西厢》与《莺莺传》的文化差异

唐传奇小说《莺莺传》是西厢故事的源头,《董西厢》是西厢故事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环节。文化的变迁是《董西厢》情节和人物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董西厢》创作于女真统治的金代,这是一个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发生冲突与融合的特殊时期。通过对比,可以看出这两部作品分别带有不同的民族文化特征。     

“人面桃花”的衍变

崔护的《题都城南庄》诗，经孟的《本事诗》一落实、渲染，人面桃花的故事遂广为传布。宋金元时期以此为题材的作品，今不得见；就明清时期此题材的戏曲创作而言，则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谨守《本事诗》规模，情节简单，重，点突出，注重人物心理刻画，但有单薄之嫌；一是增添人物事件，内容繁复，排场热闹，但却愈来愈远离人面桃花故事的重心，甚至喧宾夺主。这是人面桃花故事题材本身的某些先天性不足所致。若变换一个角度观察，则后一类剧本中之喧宾夺主者，实际上已经变为另外一种剧作，也自有其独立存在之价值。     

两汉《诗》学史札记三则

两汉《诗》学史札记三则董治安一《法言·吾子》：“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扬雄是西汉后期赋坛的大家。他四十三、四岁（成帝元延年间）之前，专注于铺张扬厉之赋的创作；而五十多岁（哀帝建平年间）以后，有感于大赋之“劝而不止”，“又颇似倡优”，于是“...     

鲁迅郭沫若历史小说比较论

文学史上有些现象乍看十分偶然,仔细考察却又包含了充分的必然。鲁迅在创作了不少出色的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后,突然开始写作以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为题材的小说。这是一九二二年发生的事,他写的作品是《补天》(原名《不周山》);接着在一九二六年经历了“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八惨案”之后,在离开北京到厦门时,又创作了《奔月》和《铸剑》(原名《眉间尺》)。然后一停八、九个年头,又重新提笔,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集中写了《非攻》、《理水》、《采薇》、《山关》、《起死》等五篇,和原先写就的三篇共八篇合成一集,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以《故事新编》为集名出版。     

论温庭筠创作的“诗词一体化”

温庭筠既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同时也是第一位专力作词的词人,在其创作则明显表现出"诗词一体化",即其诗、词多仿效"齐梁体"。这一特征具体表现在题材、意象和风格诸方面。题材上,闺阁、宴游为其诗、词之共有;意象上,无论诗、词,都有着比较固定的意象群,所选取的意象也多富艳精工;在风格上,则密丽浓艳为其诗、词之总貌。由温庭筠创作的"诗词一体化",正可见出文人开始尝试创作曲子词对以后词史上的影响。     

《王西厢》以前历代对崔张故事的接受

中国传统叙事文学发源于唐传奇,而《莺莺传》是唐传奇的杰出代表。他的流传与后代对它的接受为《西厢记》的成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自从《莺莺传》出现后,崔张故事在唐代和唐代以后都得到了广泛的接受,但不同时期接受的态度也不同。唐代在统治阶级内部,以一种"猎艳"的心态赏玩崔张的情事;而宋代上至文人士大夫下至市民阶层都以"情"为关注点,为莺莺的遭遇而遗憾。     

《花间集》与宋词女性意识之论说

作为“倚声填词之祖”的《花间集》 ,无疑对后世词创作与词学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它奠定了词“以艳丽为本色”的性质 ,以佳人美貌及男女艳情为主要叙写对象 ,以是否能合乐 (尤其是女乐 )而歌判断词体性之正变 ,甚至《花间集》中美女与艳情的描叙也开启了后世词学为尊词体而勉力攀附香草美人之《风》、《骚》之旨。换言之 ,《花间集》奠定了宋词的女性化特质 ,使得以后近千载的词创作几乎没有完全脱离过言“闺情”的“本色”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女性意识的刻画和反映     

论《莺莺传》

《莺莺传》是唐传奇中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它在当时及对后世影响最大。从张生和莺莺都是作者塑造的艺术形象这一新的审视角度来分析《莺》传的具体情节,可以看出张生是元稹着意鞭挞的对象,莺莺是作者倾注同情的人物。文末的“忍情”之说,作者的创作意图和读者的客观感受是统一的。因此对《莺》传的评价及其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应予重新认定。     

雅歌与挽歌--《圣经》视角下的《媚金·豹子与那羊》

沈从文不是基督徒,但他与《圣经》有不解之缘。上世纪20年代初他在北京寻找文学理想的那段艰难时光中最常阅读的两部书就是《史记》与《圣经》。那段时间的创作中,除直接以教会经历为题材的《蒙恩的孩子》等作品外,《月下》、《神巫之爱》等作品中也不乏基督教的祷词和喻象。沈从文1929年创作的《媚金·豹子与那羊》(以下简称《媚金》)与其他的苗族传奇一样,被人读解为“一对青年为了浪漫的爱情而牺牲的故事,颂扬了他们的坚贞不渝。”[1]沈从文生前曾多次感慨自己小说的不被人所理解:“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