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体制运作之议会外交——浅析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外交职能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外交是中国体制内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以来,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外交权力和外交职能是历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赋予的.宪法赋予全国人大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以及人大作为中国代议机构的职能,使得全国人大开展的议会外交兼具其他体制内外交无法企及的特殊权重以及"既官又民、亦官亦民"的松散特点.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人大外交形成了建立定期交流机制、双边友好小组、参与国际及地区议会组织、以及"请进来走出去"等多种外交形式.人大外交从体制到实践都日趋成熟,在中国外交的整体部署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北洋军人与外交近代化探析——以直系柄政时期的中日外交为例

一战后直至直系统治结束时期的中日外交活动中,作为一种社会参与力量的部分实力派北洋军人,借助军阀派系政治独有的权力运用方式,以其对外交决策及交涉结果具有合理参与权和决定性影响力的独特身份,一度主动介入并事实上成为推动外交近代化的主体力量之一,诠释了近代外交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注重民意舆论的特性。     

《论语》与外交

从毛泽东、周恩来,到习近平,中国领导人经常在外交场合使用《论语》的相关语句,如"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四海之内皆兄弟"、"德不孤,必有邻"、"择其善者而从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等。这些语句成为解读当代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发展道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思想、睦邻外交政策、学习与独创相结合、取信于民等外交思想和政策的重要载体。通过《论语》,可以看到中国外交和平、慎战、中道、坚忍、诚信、崇礼、尚德、忠恕、自律、为民、惠邻等品格与惯性,可以预测坚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不走"强国必霸"的传统大国外交老路是中国特色外交的常态。然而《论语》的外交思想毕竟是朴素的,用《论语》的思想简单地比附中国特色外交理念和忽视《论语》中的有益成分都是不可取的。把《论语》作为一种历史文本进行解读,通过外交实践来实现"通古今之变",并由此实现中国外交的新变革,是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的正确之路。     

暧昧日本观与外交的“公共参与”

众所周知，外交、涉外政策及事务一直是中国决策机制中央集权度最高的部门。但2010年9月3日，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司长乐玉成在《中国外交2009》的首发式上接受中新社等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外交决策、政策规划越来越注重参考公众的意见。他说，当前来自报纸、电视等媒体的信息，甚至是网民的意见，都是中国外交决策、政策规戈Ⅱ时的重要参考。“外交”从公众不得置喙的禁区到公共参与，当然是巨大的进步。但是，公众参与外交并非易事，需要一整套制度保障。     

略论唐后期外交管理体制的变化

唐代前期的外交管理体系已趋完善成熟，三省六部九寺制度下的外交管理机构分工细致，配合严密。安史之乱后，宦官专权，使职差遣制度盛行，原有的外交管理机构尚书主客司和鸿胪寺变为闭简部门，由宦官把持的鸿胪礼宾使，控制了鸿胪寺和礼宾院的实权，客省使把持了客省，从而控制了外交管理之实权。虽然唐前期奠基于三省六部九寺职官体制之上的外交主管机构与关涉机构并未废止，但其职权已被各种使职差遣所取代，形成了一种皇帝和中书门下直接指挥之下的由各种使职差遣具体贯彻执行外交政令与外交事务的新的外交管理体制。唐后期外交管理体制的变化，对五代和北宋前期的外交管理体制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试论美国新保守主义对伊拉克战争的影响

新保守主义有着鲜明的外交主张,在布什政府时期发挥着重要影响。"9.11"事件为新保守主义作用的发挥所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契机。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新保守主义通过思想观念和实际决策两条途径的有效结合,促成了伊战的爆发。     

三公九卿制新论

高兵在《齐鲁学刊》1997年第5期著文认为，三公九卿制发轫于商朝，形成于周代，秦汉时期确立了三公九卿制的基本模式，可以说．它是对中国古代中央政府的行政体制和组织形式的概括。这个行政体制的基本特点是：君主之下有若干最高级官吏参与军国大政的决策，还作为中央政府的首领出纳王命，主持行政、军事和监察等事务，组成权力中枢机构，统领分掌全国各部政务的众卿。众卿之下有人数不等的僚属，负责处理具体政务，组成权力执行机构，两级权力机构组成了以君权为核心的金字塔式中央行政体制。只要中央政府形成了这样的结构并发挥了其职能…     

浅析冷战后美国国会在外交上的“复兴“

冷战结束后,由于内因与外因的交相作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发生了重大变化,总统外交权力相对削弱,国会外交影响显著扩大.尽管这一变化并未根本改变总统主导外交政策的局面,但国会的积极介入还是对冷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恩差”与宋代官制演进中的权力关系——以添差官、侍从官和兼官为例

“恩差”，是宋代官制中的一种权力关系特征，形成于君臣之间的权力互动，具体到政制中，即“恩典”与“职差”，前者侧重于皇帝的优宠与拔擢，后者侧重于具体政务的处理。由于宋神宗朝的政治实践，添差官在出现之初便作为皇帝“恩差”而具有恩典性与职差性。侍从官群体较为复杂，其“恩差性”始终交融，但元丰改制前后亦有不同的侧重。兼官最初则主要集中于恩典性，无职差性，随着元丰改制的推行，兼官获得了职差性，从单纯的皇帝“恩典”转变为皇帝“恩差”。在之后的制度演变中，添差官开始逐渐融入地方官僚系统中，“恩典性”趋于消亡。侍从官由于职事侍从官群体的扩大，开始从“言语侍从”转变为“有司之臣”，职差性大大增强。存在于中央高层官僚中的兼官，则因改制后职事官的恢复，塑造了新的权力结构。以权力关系为视角，探讨非常规制度的常规化，或可展示更为丰富的历史图景。     

明治时期日本对朝“外交革新”及其对中朝宗藩关系的冲击

明治初年的"文书问题"引发了日朝之间的外交纠纷,然而日本改革幕藩体制下日朝外交模式的意图并未得到朝鲜方面的回应。日本对日朝外交的革新,在外交一元化的表象之下,也存在着前近代的外交模式与近代外交模式的冲突。日本多次尝试,也无法在事大主义与宗藩关系结构下取得对朝外交的突破。以"江华岛事件"为契机,日本尝试将日朝"外交革新"与中朝宗藩关系对立起来,并最终以条约的形式,在"朝鲜独立之邦"的名义之下,完成了与朝鲜建交。日本的对朝外交革新或可视为近代东亚地区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颠覆性变化的一个转捩点,中朝间的宗藩关系开始受到冲击。一方面,日本率先导入近代西方主导的国际外交秩序,并利用其为本国利益服务,从而对中朝两国国家利益造成伤害;另一方面,中朝两国相对滞后的对外观及其带来的外交政策的迟滞性,也在客观上阻碍了两国早期现代化的步伐。     

匈奴呼韩邪单于朝汉路线再探

关于匈奴呼韩邪单于在甘露三年前往甘泉宫朝觐汉宣帝之路线问题,学界普遍认为是从五原郡向南沿着直道而来。呼韩邪单于若走直道,所经过之郡不满文献所载的途经7郡之数。直道与秦汉王朝北边国防体系之建设密切相关,从宣帝君臣谨慎的行为而言,不可能让其行走直道。呼韩邪单于朝汉之行成为汉廷处理此类外交事务所遵循的“汉家故事”,后来段会宗、班伯因匈奴单于来朝而任职雁门、定襄,所以呼韩邪单于路过之郡依次是五原、云中、定襄、雁门、太原、河东、左冯翊。     

两司与清末外交

清末,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步步深入,地方官员办理外交事务者逐渐增多,并且范围不断扩大,进而两司发展为近代中国独特的地方交涉机关。两司作为地方行政事务的主管机构,在地方外交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清政府利用两司办理外交事务,既能贯彻其外交在外的行政方针,又能满足其天朝上国的虚骄心理,更解决了地方无外交机构的弊端。     

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政策研究——以“泗水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体,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具有标志性的意义.然而,相较于辛亥革命的轰轰烈烈和军阀混战的惊心动魄,这一仅存在了92天的政府由于自身的脆弱性和过渡性而被人们忽视了.就外交而言,学者们也往往习惯性地将其称作是近代化的开端,或以“和平外交”之言概之,而甚少围绕具体事件进行详细地分析.这也使人们相对地忽视了政权交替之际、内忧外患之间政局的复杂性和代表意义.在纪念中国共和政体百年之际,本文围绕新出版的《南京临时政府遗存珍档》中关于泗水事件的新史料,通过对事件本身的完整呈现,积极探讨南京临时政府在处理事件中的外交政策与外交技巧、外交行为与现实的矛盾,并通过此种分析来揭示中国近代外交与民初政局以及国际政治的互动关系.     

留学生群体与国民政府抗日外交政策的确立

自九.一八事变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经历了由退让妥协到抗日外交的转变,这其中留学生群体作出了重要贡献: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海外使领馆人员极力呼吁国民政府放弃对日妥协政策,他们的主张不仅代表个人,也转达了国际社会的看法,这是国民政府最终实施抗日外交的外部力量;国内知识界和社会名流中的留学生群体的积极推动及海外留学生的强烈要求一起构成了国民政府转变对日政策的强大舆论压力。     

清代蒙古族大臣柏葰出使朝鲜纪行诗研究

纪行诗在清代诗歌创作中占有一定的比重,蒙古族诗人柏葰著的《奉使朝鲜驿程日记附诗》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种。柏葰出使朝鲜沿途所写诗作描写了作者出使朝鲜一路的所见所感,给我们真实地再现了清代中国边疆和朝鲜的风土人情和自然风光,在朝鲜一些名胜,柏葰还抒发自己的怀古之情,并与一些朝鲜大臣互相唱和,这些诗歌为我们今天研究十九世纪中叶朝鲜的情况以及中朝文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论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外交战略新思路

在党的十八大上,胡锦涛以"继续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为主题,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部分做了精辟有力的论述。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关于外交部分的阐述,准确分析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确定中国的身份和责任,并在此基础上指明中国新时期的外交理念和外交策略。这勾画出中国外交战略的新蓝图,为正在稳步发展的中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报告中还包含了诸多新提法,如反复强调反对战争和暴力,主张和平与发展;强调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身份及其自觉自律;处理国与国关系的新理念;加强公共的人文外交等,值得人们关注和深思。     

新中国成立后党在不同时期对国际环境的判断与中国外交战略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依据不同时期的国际环境，几次大幅度地调整外交政策。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原则立场，坚持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的外交政策在曲折中日益走向成熟。     

论国民政府“苦撑待变”外交战略

"苦撑待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的抗日外交战略.一般认为,该战略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提出的,其特征是消极待援.本文认为,"苦撑待变"战略是在全面抗战前数年就产生的.它的提出是国民政府对中国国情与国际地位、对日本侵略野心和国际形势演变趋势正确判断的必然产物.中国政府为实施这一外交战略,进行了积极的外交活动,这主要表现在进行舆论宣传、努力争取外援、呼吁制裁侵略及反对妥协和倡议反侵略国家进行合作等方面."苦撑待变"的实质是积极促进国际形势朝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演变,而非一味消极待变.苦撑待变战略的实施,使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促成了国际形势的演变,因而是成功的外交战略.     

清末民初的国民外交思想论析

20世纪初的国民外交思想以人民主权思想为思想基础,也是此时中国国内外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国民外交的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国民外交是指国民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而进行的对外交事务的参与活动;广义的国民外交则还包括国家间的民间交往活动。国民外交思想有实践性很强的特点,具有特定的时代价值。     

行人辞令与五凉文化积淀和流布

五凉政权,偏居西北,与中原政权"东西隔塞,逾历年载",且周邻强敌,和战不时,因此,五凉政权的外交活动尤显重要。五凉政权的外交活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与西晋、东晋的外交联系,即所谓"遥尊晋室";二是与强邻的周旋,审时度势,待机而动;三是五凉嬗替,时而共存,五凉之间的外交活动。五凉时期,行人肩负国之荣辱兴亡的外交使命,五凉政权重视对外交人才的选拔和任用,重视外交手段的运用。五凉行人辞令显示出行人高超的外交才能,深厚的文化素养和高尚的人格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