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对“哈布瓦赫-阿斯曼”研究传统的解读

通过分析“哈布瓦赫-阿斯曼”研究路径中有关社会、文化等概念,可以得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从而弥补当下记忆研究无范式的缺陷。这一范式尤其体现在与神圣记忆密切相关的“社会框架论”、社会品质,以及卡农、神话、节日等概念中。从社会学角度看,能够促发人们回忆的社会力来自涂尔干所谓的“神圣社会”。哈布瓦赫记忆理论中的“社会框架论”和“社会品质”概念是涂尔干的“社会本体论”思想的核心表现,由此形成一种哈布瓦赫的“神圣记忆观”。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卡农”,也是一种神圣记忆。卡农等概念是扬·阿斯曼对哈布瓦赫的“社会框架论”的继承和推进。上述要素构成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的基础。从“取向”讨论转向“范式”分析,有助于推进社会记忆研究传统的生成和发展。     

村落纠纷中的“外人”

本文通过对一个村落中关于“外人”的纠纷的全面考察，发现村落社区中存在着事实上的“外人”，他们受到了村落共同体特定的歧视性待遇，而村民对此习以为常，并认为这样是合理的。基于这种生活逻辑，在纠纷中，“外人”常常作为一个符号被人为地建构出来，这是因为在特定的村落文化中，符号是同力量和可利用的资源相联系的。     

“人性宗教”的起源与经过 ——一个塑造现代社会的过程

面对中世纪晚期以来宗教和政治的总体性危机,马基雅维利奠基的“公民宗教”提供了一种建立现代秩序的可能性,但它背后所预设的伊壁鸠鲁式的“自然观”并没有为“现代人”的人性与政治建立普遍性的基础。卢梭通过笛卡尔式的“我思”所建立的人性秩序,不仅证成了现代神义论,而且试图构建一种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道德共和国。因此,卢梭的“公民宗教”本质上是“人性宗教”。然而卢梭的“人性”宗教所崇拜的并非是人性（human nature）自身,而是人性背后的上帝以及其所“安排”的秩序。“人性”（Humanity）宗教总归要返回到自身,这正是法国大革命后社会理论思潮对卢梭“人性论”的反叛与重新展开,现代社会正是通过这种过渡而形成了自身雏形的同时又面临着进一步的危机。     

通向“恶的平庸性”之路

通过“恶的平庸性”这个概念,阿伦特揭示了一种异于康德所说的“根本恶”的、专属于现代社会的恶的新类型。本文通过对现代性方案以及导源于这种方案的现代国家的“造园姿态”、现代科层制政治机器对于无思想的命令执行者的需要与塑造,以及与政治的工具化并行的公共领域的消亡这三个层面的考察分析,揭示了“平庸”与“罪恶”结合的路径。在此基础上,文章指出,“平庸”之与“罪恶”的联系,虽然受到现代社会发展和政治运行中的制度性、结构性因素的推动,但这既不是要为“艾希曼”脱罪,更不是要将每个人入罪,而是要引起每个人作为公民在面临大屠杀这样的罪恶时对自己所应担当的责任的沉思。     

“捆绑式发展”与“隐喻型政治”——对汶川地震灾区平坝羌寨的案例研究

笔者对汶川地震灾区平坝羌寨旅游开发与重建过程进行实地考察,把由政府主导“现代化工程”的社会发展样式称为“捆绑式发展”。在这种发展模式的运作过程中,当地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权力与话语博弈事件,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发展话语”被村民巧妙地操作化运用,演绎出某种较新的草根政治“版本”,这种现象本文称之为“隐喻型政治”。“捆绑式发展”与“隐喻型政治”之间存在诸多值得关注的联系,透过这种联系,可以从某个视角窥探到中国基层政治形态的一些微妙演化和值得关注的新动向。     

地下“六合彩”在农村社会的运作逻辑：关系与信任的运用——洋村田野研究.

本文根据在洋村长期的田野研究获得的资料,用关系和信任的理论,从微观的视角来揭示地下“六合彩”在农村社会的运行逻辑：1、关系是地下“六合彩”蔓延的脉络;2、“自己人”和“外人”有着不同的交易规则;3、关系信任是地下“六合彩”交易的根本保障。最后,笔者得出了以下结论：1、地下“六合彩”是一种集体越轨的产物;2、工具情感关系是农村社会转型时期的主导关系类型;3、目前农村社会中关系信任受到了削弱,而制度信任尚未建立。     

“社会底蕴”：田野经验与思考

如何认识中国乡村社会获得秩序的内在运行机制？根据长期在中国农村的田野调查经验,笔者提出“社会底蕴”概念。这一概念是指在历史变迁中,中国社会自发保存的那些具备相对稳定特征的“恒常”。根据从生活的智慧、家本位文化、道德伦理、人缘口碑等方面对 “社会底蕴”及其与现代性变迁之间的互动机制的初步探讨发现,在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中,深具传统特性的社会底蕴并非以一种消极对抗的形式出现,而是不断与新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并由此生发出建设性和包容性的面貌。而对这一“底蕴”的认识,与我们今天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理解与反思不无相关。     

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与“宗教”的中国命运

中国农村宗教复兴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出人意料”的现象之一。对此，学界提出了“传统的发明”、“国家-社会关系”、“宗教市场”三种解释模式。本文认为，解释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不能将宗教现象还原为“政治”或“经济”等其他范畴，而应将之视为一种自成一类的事实，一种人的基本条件，同时应充分理解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对 “宗教”的塑造过程。中国农村的宗教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这一塑造过程之外，因此，可能存在着尚不为学界所充分认识的社会机制，有着提供本土理论的潜力。本文认为，在世俗化理论和市场理论之外，应该尝试使用“礼物模式”探索这一社会机制。     

反学校文化与阶级再生产：“小子”与“子弟”之比较

作者通过对北京某打工子弟学校的田野调查后发现，在农民工“子弟”中间盛行着类似《学做工》中所描述的工人阶级“小子”的反学校文化。但是，由于制度安排与社会条件的差异，“子弟”与“小子”的反学校文化却是形似质异的。“子弟”的“反抗”更多是一种自我放弃的表达形式而非对支配秩序的洞察与抗争。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子弟”反学校文化的生产机制后指出，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低成本组织模式导致“子弟”高度边缘化的生存状态，这使得他们难以通过教育向上流动，从而以拒绝知识的形式放弃了学业，也因此完成了作为底层的社会再生产。     

中国近代“社会”观念的生成

西语“society”在近代中国经历了术语生成和观念再造的三次转变：以“会”或“民景”、“国中之民”等对译,强调社会组织和“民”、“民俗”、“民景”、“为民”的内容;以“群”为主的对译形成以“群”为基础、目的和根本的“群本”式现代化思想,倡导善群、合群和变革以强国;以“社会”为主的对译,在对理想社会和理想国家的诉求与探索中确立了近代中国“社会”观念普遍价值的基础。术语的生成与时代的变化同步,观念的再造体现了近代学人积极参与现实改造的紧迫感与责任感和直面人类终极前途的理想情怀。     

关注"城中村"问题

城中村是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城市化进程中特有的现象。认清城中村现象 ,有助于我们把握我国城市化的特殊背景及其独特的发展道路 ,有助于认清我国现行城乡二元体制下一些内在的矛盾 ,无论是从理论认识上还是实践操作都有深刻的指导意义。城中村的定义及相关研究城中村作为城市里独有的社区形态 ,已存在多年。但城中村现象引发学者、政府、媒体的关注却还是近些年的事。从政府与媒体的关注的角度来看 ,集中在由城中村引发的城市管理问题上。譬如 ,他们就将城中村视为“城市里的不协调音符”（《信息日报》 ,２００１．４．９）。中共广州市…     

社区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两种形态比较--比较分析『浙江村』和『超级村庄』

在马林诺夫斯基开设了社区研究之后,得到了193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回应,吴文藻、费孝通为后来的学者奠定了基础。而中国在30年代后不断变化着,社会中的不同组织也随之发生着变化,曾经被定义为社区的对象同样在改变,变化之     

三寺村“快活”民俗的伦理性探析

“快活”民俗被认为是社火游艺中颇为特殊的种类,属于以视觉装扮为传播方式的哑戏艺术形态。此类民俗与大多数社火事像在文化功能上具有根本性的不同,它主要是借助迷幻的化妆手段造成血腥暴力的展现效果,并以善恶报应、惩恶扬善的道德伦理为其文化内核,具有较强的社会规范和教化性特征。从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赤沙镇三寺村的“快活”民俗事像中可以看到其道德伦理的潜在因素。     

农村政治文明建设视阈中的女村官发展问题研究——基于广西村“两委”女干部的调查数据分析

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离不开农村女性的积极参与。基于女村官在农村政治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广西779位村“两委”女干部的数据分析,探讨如何加大女村官队伍培养力度,提高村“两委”女干部综合素质,进而为推动农村政治文明建设进行有益探索。     

村庄民主、村干部角色及其行为模式

对于中国乡村精英角色及其行为模式的讨论,一直是社会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尤其是在民主制度引入农村地区后,村干部的角色定位是否有所变化？在日常的治理过程中,其行为模式与角色定位是如何实现的？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需要以深入的个案调查为基础,而且也离不开严谨的实证分析。本文试图以6省的数据,来定量化地考察村庄民主对于村干部行为模式与角色定位的影响。实证模型结果显示,村庄民主的实行,可以促使村干部在日常治理过程中减少对于国家任务的关注,而增加对于社区事务的关注,从而使其角色定位更倾向于社区利益代言人。     

农民“种房”的行动理性——对W市S村的个案研究

本研究考察郊区城市化过程中的“种房风”现象，选取了W市近郊一个行政村为个案，进行田野调查，主要以访谈法，辅之以观察法和文献法来收集资料；从“种房”现象主体主观的角度，考察农民“种房”成风的原因。研究发现：农民“种房”是非现实需要的行动选择；选择“种房”主要是基于超额补偿效用，也有经营和增加收入效用、心理平衡效用、情感归属效用；农民“种房”行动是主观上的目的理性行动，且有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特征；而农民“种房”行动理性的诱因是种种政府因素，这是种房现象成风的根本内在原因。本研究的结论认为，更深层关注和研究的问题是政府应如何调整自身的行为。     

"幸福村落"建设:乡村振兴视域下治理体系创新的秭归实践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之一。在乡村社会特征已发生变化的现实基础下,现行乡村治理体系已经无法有效应对当下乡村治理困境,因此亟须创新乡村治理体系以期形成有效治理,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基于破解乡村治理困境的需要,湖北省秭归县实施"幸福村落"建设,实现乡村治理体系的创新。在"幸福村落"建设的实践中,共识导向、参与、责任性、透明性与法治五个善治的基本要素得到突出体现,构成"幸福村落"取得显著成效的原因,而五个善治要素得以实现与治理单元下沉、自治形式创新密不可分。"幸福村落"建设的成功经验对其他地区的乡村治理体系创新具有一定参考借鉴意义。     

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两个大局”及其比较

我国现代化建设在战略安排上分为率先发展沿海和东部地区与继而实施西部大开发的"两个大局"."两个大局"思想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理论依据,西部大开发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第三步战略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攻坚战,是一项长期、艰巨、十分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民主监督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以广东省蕉岭村务监督制度的实践为例

自2007年起,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纪委创造性地在当地开展＂村务监事会＂试点工作,使得监事会对村务的监督权得以落实并形成与决策权、执行权分列的村级＂三权分立＂状态,增强了村委会的公信力,完善了村民自治制度建设。蕉岭县的村务监督工作制度和实践经验,对指导当前村级民主发展、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预防村官腐败,巩固农村基层政权、维护群众利益、保证新农村建设顺利发展,具有普遍意义。实践证明,村务监事会今后还应在规范监事会的监督权力来源、监督流程、建立对监事会监督工作的评估制度等方面进一步加强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