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乔治·爱略特乌托邦理想之建构及其破灭

细读乔治·爱略特的作品,我们会发现乌托邦理想贯串了她创作生涯的始终。从爱略特放弃宗教、出版译著开始,以《织工马南传》为顶点,以《米德尔马契》等作品为终点而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体现了爱略特乌托邦理想的建构、发展和破灭的过程。《织工马南传》以"丰富的寓言要素"[1]描写了18、19世纪之交英国乡村的生活状况,强调道德情感及"人本宗教"对人的感化、教化作用:关爱能给人带来真正的救赎。《织工马南传》以前和以后的作品分别代表了爱略特乌托邦理想的上升和下降过程。爱略特的主要作品以构建乌托邦为起点,以乌托邦家园的建立为高峰,以理想家园的破灭结束,体现了她的宗教伦理观及对维多利亚社会的深刻思考。乌托邦理想的主题甚至在其一般被认为是历史、政治题材的作品中也有体现。     

激进主义与乌托邦——艾德里安娜·里奇的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思想评析

艾德里安娜·里奇是美国当代著名的诗人兼批评家,也是西方性别理论的开拓者之一.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是其核心思想之一,这一思想是其个人际遇、社会历史文化和理论语境合力作用的结果.本文在女性主义批评的经验论和当代性别理论的观照下,结合里奇的一些诗歌文本,分析该思想的蕴涵与缺陷.一方面,里奇挑战父权制和异性恋霸权,质询现存权力结构下性别身份二元对立架构,提倡“女性认同”,思想具有难以掩饰的激进主义锋芒；另一方面,她设想的“女性认同”以及提出的“女同性恋连续统一体”等概念,极力将女性/女同性恋理想化,而将男性/异性主义他者化,落入了女性主义经验论的偏见与悖论之困境,也偏离了当代性别理论注重性别身份复杂性的主旨,实乃乌托邦理想.在当下中国学界对性别身份问题仍然高度关注的背景下,对里奇的思想进行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失败的追寻：乔治·奥威尔的《1984年》解读

乔治·奥威尔的《1984年》是一部结束西方传统乌托邦小说的反乌托邦小说.主人公温斯顿对“真正的人的生活”的追寻与幻灭过程体现出奥威尔对传统乌托邦小说叙事模式的颠覆,籍此可以说《1984年》是反人文主义对人文主义的突破,是反乌托邦对乌托邦的解构.     

柏拉图的“理想国”与陶渊明的“桃花源”比较研究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其政治理想的体现,它向世人描绘了一个带有乌托邦色彩和阶级痕迹的未来理想社会。而中国诗人陶渊明在他的《桃花源诗并记》中也向世人勾勒了心中的"桃花源"。这个带有东方色彩的"理想国"是一个没有剥削压迫,人人自由平等,自食其力,幸福安乐的社会。但是这个"桃花源"是虚幻的,不能实现的乌托邦。东西方的"理想国"由于文化、民族传统、地域,甚至是时间等因素的影响,存在着诸多差异。却也有着相似之处。该论文从作者的个人背景、所处的时代特征、前人思想的熏陶、写作目的、作者所描绘的理想社会的特点、写作的体裁与风格,以及作者思想的局限性等几个方面对这两部著作进行比较分析。     

虚构与纪实——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小说叙事修辞研究

"虚构"和"纪实"这两种并生的叙事修辞,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小说叙事的重要方面,是女性主义意识形态推论实践的重要体现.乌托邦叙事由两种形式构成:梦与白日梦.这种乌托邦叙事也只是为女性的现实困境提供一种想像性解决:不是在梦里,就是在自日梦里.女性小说的仿真叙事则尽可能禀承和贴近现实主义传统,让叙事成为"复述",强调个人经验的不可替代性与不可复制性,使女性叙事的文本形态有了属于自己的结构、肌理和色泽.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意味着由男性代言的历史被终结.     

全球化背景下的空想社会主义——关于《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的研究

文章在解读了<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之后,剖析了作者理论建构的基础存在着对福柯之"权力-主体-理性"思想的误读:作者误认为福柯那里的控制社会和规训社会具有不同的内涵;错误地认为福柯对"主体"的认识具有内在矛盾,而自己在所指的生产性活动之下产生的主体其实和福柯后期所指的主体有雷同;同时,误认为福柯未能抓住这个驱动整个系统的力量,但自己也在主体的夸大与主体的虚化之间的徘徊.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帝国秩序的乌托邦:主体的虚拟性;帝国主权与民族国家主权共存的乌托邦;以及全球公民社会的乌托邦.     

论大卫·哈维的辩证乌托邦思想

在乌托邦思想和乌托邦运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冷遇、忽视甚至嘲笑的当今,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城市地理学家大卫·哈维却对乌托邦进行了执着的追求.他主张一种时空统一的辩证乌托邦,并将其作为新的社会替代方案的理论基础.哈维的辨证乌托邦思想超越了社会过程乌托邦和空间形式乌托邦的局限,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但是,他用"社区实践"作为社会替代方案的核心时却抛弃了阶级斗争理论,因此他的社会替代方案不具有现实性.     

乌托邦:世俗理念与中国传统

乌托邦的意愿不仅在空间上普遍存在,而且在时间上也持续不断.在西方哲学、文学和政治理论中,一直有一个想象最美好社会的丰富传统.鸟托邦是人在现世、在人间建造的理想社会,而不是关于灵魂与天国的幻想.儒家影响下的传统中国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中世纪欧洲的世俗文化模式.中国这种往古的乐园并非由原罪而丧失.也没有宗教的含义.中国虽然在西方传统之外提供了另一种乌托邦观念,但并未形成一个乌托邦文学的传统.乌托邦尽管有文学虚构的形式,更重要的特点却在于其寓意和内容.在政治理论和社会生活实践中,中国文化传统有许多因素具有乌托邦思想的特点.     

作为“反方案”的反乌托邦文学

乌托邦文学创作的主题经历了从古典反乌托邦小说的理想瞩望、近代乌托邦文学的未来社会方案设计到20世纪反乌托邦小说对现代性方案的反思和批判三个阶段。反乌托邦小说表达了对当代社会科技与政治领域严重弊害的深切反思和对未来社会恐怖图景的绝望与反叛。这种绝望与反叛并非对现代性价值理想以及"进步"观念的全然否定,而是以一种"反方案"的方式表达着作家们对未来的筹划,是人们热切期盼健全、合理的未来社会的乌托邦情结的另类形象表达。     

论新时期乡土乌托邦的自然文化精神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部分乡土文学出现一种乌托邦倾向,乡土负载了作家对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的想象,具有了精神家园的永恒意义.新时期乡土乌托邦在认识自然与人的关系方面有明显的变化,在精神品格中显示了向传统回归的趋向,体现了一种自然文化精神.在乡土乌托邦书写中,自然是有生命的、有灵性的,又是宁静的、闲适的.乡土乌托邦提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对当代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失败的追寻:乔治·奥威尔的《1984年》解读

乔治·奥威尔的《1984年》是一部结束西方传统乌托邦小说的反乌托邦小说。主人公温斯顿对“真正的人的生活”的追寻与幻灭过程体现出奥威尔对传统乌托邦小说叙事模式的颠覆,籍此可以说《1984年》是反人文主义对人文主义的突破,是反乌托邦对乌托邦的解构。     

大同、小康与礼乐生活的开启--兼论《礼运》"大同"之说在什么意义上不是乌托邦

“大同”常常被理解为儒家思想中的“乌托邦”,而从《礼运》本文来看,“大同”与“小康”的话语,不仅没有乌托邦的内涵,反而存在着一种对乌托邦思想取向的自觉防御。因为,大同在《礼运》中,不是存在于将来的完美之境,而是发生于远古历史生活样式的书写,不是复归于大同,而是导出礼乐生活的急迫性与必要性,才是“大同”在《礼运》中承担的真正的概念论证功能。而且,大同是在中国文化的“道理”传统中生长起来的概念,而乌托邦则与“理论”的思想文化传统的特性有关。     

论深层生态学视野下的《生态乌托邦》

文章通过对小说《生态乌托邦》中人口问题、经济问题、生态整体观和自我认同与实现等问题的深层生态学解读,论述了《生态乌托邦》对美国的工业社会消费主义文化观念的批判以及对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该小说不仅是对深层生态学理论的最好注解,也对清除现代性危机,构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乌托邦与救赎——论前期狭邪小说的历史文化症候

以《品花宝鉴》《花月痕》《青楼梦》为代表作的前期狭邪小说通过将狭邪"审美"化,在文本中执意构建了一个虚幻的"情爱乌托邦",而这背后实际隐藏着巨大的历史文化症候,即创作者追怀往昔的"保守主义"乌托邦心态和力图通过文化的继承救赎自身的主体省思。     

世界社会的中国式想象——《大同书》作为一个文化事件的社会学解读

康有为的<大同书>,可谓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学人,首次尝试着设想真正意义上的"天下"的应然状态.这部号称融贯"东西诸哲之心肝精英"的乌托邦,根本立足点其实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本文将<大同书>视为一个文化事件来予以分析,厘清其中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本文认为<大同书>的根本贡献,在于为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中国人建构出一种社会历史的宏大叙事,为寻求现代转型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精神家园,并尝试着将中国文化价值世界化.而这对于全球化时代的我们具有特殊的启发意义.另外,本文还顺带探讨了乌托邦思维与当代社会的关系.     

世界文学中的乌托邦现象论析

随着时代社会的演变,到了今天,"乌托邦"本身的内涵已有了更大的拓展与丰富.乌托邦现象不仅在中国文学里有其独特的一席之地,在欧洲文学中也是不胜枚举,而处于东西交流、多元文化语境中世界文学的乌托邦现象更是异彩纷呈.中西文学的乌托邦现象虽存在着共同之处,但其表现特征却是大异其趣的.     

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乌托邦文学现象

随着时代社会的演变,到了今天,"乌托邦"本身的内涵已有了更大的拓展与丰富.乌托邦现象不仅在中国文学里有其独特的一席之地,在欧洲文学中也是不胜枚举,而处于东西交流、多元文化语境中世界文学的乌托邦现象更是异彩纷呈.中西文学的乌托邦现象虽存在着共同之处,但其表现特征却是大异其趣的.     

女性形象的文化阐释

女性形象决非女性本身,它是男性的一种文化构想物,一种人为的话语实践,是男权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语言符号".然而,由于"语言和思想的物化",人们往往以为女性形象就是女性本身,相信对女性的语言描述就是女性现实.所以,女性形象一旦诞生,便会逐渐成为一种刻板形象或定型观念,表达了全社会对女性的性别角色期待.本文拟从形象学的角度,分析父权文化中女性形象产生的深层心理基础和社会文化根源,揭示其中的权力话语关系及其运作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面向未来的生态女性建设和两性伦理乌托邦构想.     

反乌托邦文学与元乌托邦理论

乌托邦文学与政治哲学中的乌托邦理论有着很深的渊源,它们共同探讨着人类政治生活中的永恒理想。但到二十世纪,无论在文学还是政治学说和运动中,乌托邦都面临危机。本文拟就西方现代极有影响的"反乌托邦三部曲"以及诺齐克的元乌托邦理论对这种乌托邦的危机略做探讨。乌托邦的危机是人们对它精神理想向度做出错误的理解,妄图加以现实化的结果。反乌托邦文学正是对其可能后果的预见,而元乌托邦理论则是从政治哲学角度对传统乌托邦理论的反思和提升。     

现代性与乌托邦交织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狭义“现代性”张扬理性、主体性,相信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在这种价值观念的影响下,工具理性、科学主义、世俗化等成为人们追逐的现实目标。“乌托邦”是人们超越于给定的现实社会,对终极性社会理想的一种构想,表达着人们的追求和期待。传统社会主义由于没能解决好二者之间的困境与冲突,使现代化步履艰难;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现代性的生成、工具理性的张扬,使乌托邦面临一种“现代性”困境,遮蔽了乌托邦的内在价值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在现代性与乌托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