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介词“论”的形成历史及其语法分析

现代汉语介词“论”来源于先秦动词“论”.动词“论”在先秦时期用在连动结构中,两汉时期“论”所在的连动结构主次动词分化明显,唐代“论”由动词引申出介词用法,宋代以后“论”的介词用法进一步扩展.连动结构是引发动词“论”语法化的句法环境,连动结构的句法环境加之连动结构中连词使用频率的递减趋势为动词“论”的语法化提供了条件.“论”由表示“议论、评论”的实词义到表示“以某种单位为准”的语法义的语法化过程中间经历了“衡量、评定”义的语义演变阶段.频率中“临界频率”的增加也是推动“论”语法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论”的句法功能变化的机制是重新分析,而“论”发生语义演变致使语法意义产生的机制是语用推理.     

现代汉语介词“按”的形成和发展

现代汉语介词“按”来源于先秦动词“按”.“按”在先秦时期用在连动结构中,东汉时期,一些连动结构中的“按”可以重新分析为介词,介词“按”萌芽显现,魏晋南北朝至隋,“按”的介词用法逐渐成熟,宋代以后介词“按”进入沉寂期,直到清代,介词“按”的使用频率才大幅提高.连动结构是引发动词“按”语法化的句法环境,“按”由本义“用手向下压”经由“查验、考核”义演变为“依据”义.“按”的句法功能变化的机制是重新分析,“按”发生语义演变导致语法意义产生的机制是语用推理.     

介词“通过”的语法化及其语义来源

现代汉语中的“通过”共有三种使用形态:“动词+体标记”形式、动词、介词.介词“通过”由同形的动词语法化而来,语法化完成的时间是20世纪20～40年代.“通过”的语法化是在连动式句法环境中完成的.汉语史上由“通过”形成的连动结构共有三种,它们产生的时代各不相同.五四时期,这三类连动结构汇聚在一起,共同构成介词“通过”语法化的句法环境,而这三类连动结构中不同义项的动词“通过”则分别构成了介词“通过”的三个语义来源.“通过”的语法化除了句法环境动因,认知隐喻和词义虚化也是重要的动因.     

“由”的语法化历程

动词"由"的语法化,主要经历了"动词>介词>连词"这样一个历程。句法位置的变化是"由"由动词语法化为介词的重要动因,隐喻、重新分析是"由"由动词语法化为介词的重要机制。介词"由"可以表示空间、时间的起始点,事件发生的原因、依据、凭借等。"由"的连词用法是从表示原因的介词用法进一步虚化而来的,这与"由"后面所接的句法成分有密切的关系。     

语法义素的凸显与动词的语法化

语法义素存在于可语法化动词的微观语义结构中,它作为一种范畴化义素,决定着一个动源虚词的生成。在动词语法化过程中,理性义素溶解,语法义素凸显增强,最终成长为完整的语法意义。语法义素通过结构激活或主体识别加以凸显,前者主要凭借一个句法渐变机制,后者则在主体认知域的转变中实现语义的跃进。语法义素的确立,构成可语法化动词深层的语义理据,使我们对“语义相宜性”问题的认识更加具体化。     

“着”字被动句来源的多视角考察

大量的文献和方言资料表明,“着”字被动句来源于动词“着”的遭受义。“着”的语法化是句法位置、使用频率、认知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着”字被动句的语法化途径是：“S＋着动词＋NP宾语”→“S＋着动词＋NP宾语＋V动词”→“S＋着介词＋NP施事＋V谓语动词”。研究表明,在语法化研究中,把历史资料与方言资料、句法研究与虚词研究结合起来,重视源词的语义、句法特点对其衍生词的句法功能的影响,对于准确考察虚词的来源非常重要。     

“即”的语法化

作为古代汉语中的一个重要的虚词,"即"主要充当副词和连词功能。动词"即"的本义是"就食也",后来引申为"接近、靠近"义。"即"经历了两次语法化,从动词到副词再到连词,由动词的表示空间上的"接近"演变为副词的表示时间上的"接近",再演变为连词的表示事理上的逻辑关系,其中语义扩展、语序变化和重新分析等是推动"即"语法化的重要因素。     

“同”的词义演变及其语法化机制

"同"的词义演变路径主要有三条:一是由本义"会合、聚集"义引申出表"相同"义的动词,再演化为表"相同的"形容词;二是在本义的基础上引申出表"齐一、统一"的动词,然后再演化为表"一齐,统一地"范围副词;三是在本义的基础上引申为表"偕同"的伴随义动词,由伴随义动词语法化为伴随介词,再演化为并列连词。同时,在其语法化过程中,转喻、重新分析以及扩展机制在不同阶段起着重要作用。     

湖南祁东方言中几个特殊介词的用法及其来源

文章介绍了祁东方言中介词"得"、"走"、"拿"、"帮"的用法,并利用语法化的"叠加性"特点得出:它们都是在非典型连动式的句法语义框架中虚化的,基本都是由尾重心原则和认知上的前景凸显触发的;但与普通话中相对应的介词相比,虚化程度较低,还残留着一些词汇义,在特定情况下能恢复作动词。     

“向着”的词汇化和语法化

“向着”最初作为双音节韵律词而存在,它在连动结构发生了词汇化和语法化,形成了引介对象或方向的介词“向着1”.“偏袒”义的“向着2”是在单动结构中成词的.但二者没有引申关系,各自词汇化的源义不同,前者来自先秦“向”的“朝对”义,后者来自“趋近”义的隐喻引申.“着”附着化后,成为了词内成分.     

古汉语假设连词“使”的来源及虚化过程

使令动词“使”常出现在兼语式中，兼语式中“使”的意义主要有三种：命令义、致使义、容许义。这三种意义形成一个意义逐渐虚化、动作义不断减弱的序列，这种语义变化与其处于兼语式的句法环境密切相关。假设连词“使”是表“容许”义的动词“使”的进一步虚化，它的假设义来自于语境。     

“N1＋V1得＋N2＋V2”句式的构式分析——兼谈构式语法在汉语研究中的运用

本文从构式义的角度分析了N1＋V1得＋N2＋V2句式的两种类型：结果句和致使句,并认为构式义在给句子分类时起到一种导向作用。构式义和句中动词义相互作用,构式义与动词义一致时,生成合格的句子,当构式义与动词义不一致时,构式义通过压制使动词意义发生变化,从而使动词进入句式。同时分析了能进入N1＋V1得＋N2＋V2句式中的动词类型,解释了此类动词进入句式的原因。本文还探讨了构式语法在汉语短语和词这两级单位中的应用,并认为构式语法在构式义突显时使用更为有效。     

现代汉语介词短语的分布类型及其语法条件

汉语介词短语在句中可出现的位置有四种:主语之前、主语之后和否定词/助动词之间、否定词/助动词和动词之间以及动词之后,决定以上位置的因素有语法、语义、语用条件和虚化程度等。     

“处所+V+受事”句法可逆的语义制约

A式“处所+V+受事”←→B式“受事+V+处所”是供用——益得类可逆句式的一个语义小类。要想实现句法可逆，其中的处所格在语义上必须表示位移“终点”并能成为合格的供用物，其中的V必须是具有“附着”义的置放动词。另外，添加动态助词后，A式“处所+V着/了+受事”既可以看作是供用句，也可以看作是存现句。     

试论“向”的几个特殊用法

文章讨论了"向"语法化过程中的几个特殊问题。"向"与"乡"在动词和介词用法上是相通关系,而不是相同关系;"向"和"乡"的词义引申路径相同,但存在发展先后之别,后因"乡"词义的发展而与"向"分道扬镳。文章对先秦"方位词+向"的特殊性进行了论述,认为从"方位词+向"到"向+方位词"这一语序的变化是因"向"介词化后,在介宾结构的类推作用下发生变化的。介词"向"还可以进一步虚化,成为动词的粘着成分,使得"向"可从句法层面进入到词法层面。     

基于构式语法的汉语“形（动）死我了”句式研究

“形（动）死我了”结构的句法语义特点表明,它是一个中心义为说话者经历极度状态变化的构式。与“形（动）死我了”构式规约相联的形容词或动词,与构式所表示的事件之间存在子类关系,在此基础上形容词或动词与构式整合。限定进入“形（动）死我了”构式的语义类型,统计类型频率,发现“形（动）死我了”构式中能产性最高的类型是心理感觉形容词,能产性最低的是表示人或事物特征的形容词。比较“形（动）死我了”构式与“我形（动）死了”构式,发现两者在语义上无差别,但在语用上有差异。     

上古至西汉判断动词“是”的产生与发展

人类认知、句法、语义、语用的综合因素造就了判断动词"是"。判断动词"是"在西汉时处于发展期。"是"由用于句首的复指代词演变为表判断的系词,有多个动因。副词修饰"是"的例子对"是"成为判断动词起到了重要作用。西汉时期"是"字判断句的格式有四种类型。     

现代汉语“让”字的功能视角研究

现代汉语“让”字存在共时平面的多种意义，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现有文献主要认为在现代汉语中“让”字有动词和介词两种用法。这种传统语法研究视角使得学界对“让”字在语言实际使用中的功能考察缺乏一定的解释力。文章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中加的夫语法模式为理论指导，系统探析“让”的意义及句法功能。研究结果表明，现代汉语“让”字有动词、介词和“让”成分三种功能。作为动词，“让”说明小句的谓体，并体现过程意义；其中表致使义的“让”也应为动词而非介词。作为介词，“让”的功能是引出过程的施动者；在句法上，“让”与其后的名词词组组成介词词组一起说明小句的补语而非状语。作为“让”成分，“让”字为一种语气结构标记，没有经验意义。      

现代汉语“上+N/NP”结构考察

“上+N/NP”是动词性结构,其句法功能主要作谓语或谓语中心语,但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作主语、宾语、定语、状语和补语;动词“上”的语义源于其方位词语义“从低处到高处”,并且通过认知隐喻方式泛化引申,使“N/NP”语义类型多样化;“上+N/NP”结构既符合语用的经济性原则,又适应人们的认知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