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包庇罪

包庇 ,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 ,是指袒护或掩护(坏人、坏事 )。包庇行为严重干扰了对坏人坏事的查处 ,使其不能得到及时的处理 ,给社会造成了隐患。因此 ,对坏人坏事的包庇行为是妨碍社会管理秩序 ,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我国刑法虽然有关于包庇罪的规定 ,但是尚存许多问题 ,本文试就有关包庇犯罪的几个方面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以供批评。一、现行刑法对包庇犯罪的规定　　现行刑法第 3 10条规定 :“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 ,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情…     

试析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他罪的界限

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一是与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的界限主要在犯罪客体、形态、故意方面不同 ;二是与窝藏、包庇罪 ,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 ,窝藏、转移赃物罪 ,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的界限主要在犯罪对象、行为、故意方面不同 ;三是与徇私枉法罪 ,枉法裁判罪 ,私放在押人员罪 ,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 ,徇私舞弊不移送刑事案件罪 ,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的界限主要在犯罪主体、行为、目的方面不同 ;四是与妨害作证罪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 ,打击报复证人罪 ,伪证罪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界限主要在犯罪主体、行为、主观方面不同     

不作为的窝藏、包庇否定论

处罚不作为犯只能是例外,处罚的前提是负有作为义务,或者说不作为与作为具有构成要件上的等价值性.窝藏、包庇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不能由不作为构成.事后知道是犯罪的人或者赃物而保持原有状态的,由于缺乏积极的作为,不构成犯罪.不阻止犯罪结果的发生,不告发犯罪,以及在法庭上一言不发的,均不构成包庇罪.     

教唆犯问题的探讨

教唆犯是共同犯罪人的一种,是犯罪意图的制造者。他唆使别人犯罪,侵犯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历来是刑法打击的重点之一。为了及时准确地打击教唆犯,保障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本文拟教唆犯的几个问题略作探讨,供参考。 我国刑法广采古今中外有关教唆犯的研究成果和立法经验,比较科学地规定了教唆犯的概念和处罚原则。刑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可以看出,教唆犯就是故意地引起他人犯罪意图的人。任何事物的存在都由特殊条件所决定。教唆犯作为一种特殊的犯罪人,必然也有特殊的构成条件。 （一）从主体看,成为教唆犯的人,必须具有行为能力和刑事责任能力,并且一般是     

论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

国家工作人员是我国刑法对一类特殊犯罪主体的称谓。国家工作人员除了能实施刑法规定的一般主体所实施的犯罪外，还由于其职务和权力的特殊性，可以实施一般主体所不能实施的职务犯罪。我国刑法对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犯罪的刑事责任，根据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和罪刑相适应原则，作了不同的规定：一是国家工作人员实施普通的刑事犯罪，与一般主体平等处罚，例如，国家工作人员抢劫、交通肇事的，在定罪量刑时，并不考虑其身份的特殊性从重或者从轻处罚，而是和普通公民一样处罚｝二是国家工作人员实施某些普通刑事犯罪时，刑法规定要从重处罚，例…     

对刑法规范拒绝"亲属"概念的检讨与反思——以窝藏、包庇罪的实证分析为视角

"亲亲相隐"是中华法系固有的制度,将来修订刑法时增设相关规定不是"入关"而是"复关".在现行刑法规定的框架下,应从解释论上解决问题.在不存在法律规定的作为义务的前提下,亲属对犯罪嫌疑人的不作为不能构成窝藏、包庇罪.帮助犯罪嫌疑人的日常生活行为,应视为不可罚的中立的帮助行为,不宜作为犯罪处理.根据因果共犯论中的修正惹起说、混合惹起说,处罚共犯的前提是正犯必须违法,本犯自己毁灭、伪造证据或逃匿、转移赃物不构成犯罪,亲属教唆本犯实施该行为的,也不应以犯罪论处.     

窝藏、包庇罪立法遵循"亲亲相隐"原则探析

我国现行<刑法>对窝藏、包庇罪的规定否定"亲亲相隐"而主张大义灭亲,这有失司法正义.我国应当吸收"亲亲相隐"原则的合理精神,在窝藏、包庇罪立法中增设有关容隐权的规定,在一定的亲等范围内设置容隐权并把握好"度",设定相应的限制条件以避免亲情原则被无限制地滥用.     

单位犯罪若干问题之我见

单位犯罪，是近年来刑法理论界以及司法实务界关注的一个焦点，也是此次刑法修订的一个重要内容。从世界范围的刑事立法来看，在历史上，大陆法系国家以不处罚单位犯罪为原则，以处罚单位犯罪为例外；英美法系国家则较为普遍地以处罚单位犯罪为原则，以不处罚单位犯罪为例外。我国在建国后的较长时间内，在经济体制上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在此背景下，理论界始终否认单位犯罪的存在及设定必要，法律中也一直没有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与确立，作为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各种类型的单位，在自身利益驱…     

关于我国刑事责任能力上限的立法思考

刑事责任能力上限,就是指对老年犯罪人不予以处罚或减免处罚的最高年龄极限.由于我国现行刑法没有对刑事责任能力上限作出规定,从而导致立法结构上的不周延.基于此,本文提出刑法总则中应明确规定对老年人犯罪可以从宽处罚,一定程度上限缩刑期.执行中对于老年人的减刑、假释规定更缓和的条件,并在刑事诉讼法上增设对老年犯罪人、犯罪嫌疑人特殊程序保障的规定.     

转化型抢劫罪主体刑事责任年龄的合理界定

由于刑法立法上的不明确,司法解释不统一,转化型抢劫罪主体刑事责任年龄界定在刑法理论界存有争议,司法适用上存在困惑.通说认为转化型抢劫罪的刑事责任年龄与一般抢劫罪没有区别,均为年满14周岁.司法实践中普遍地遵循通说主张,不当地扩大了转化型抢劫罪主体范围,加重了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的处罚,违背了未成年人从宽处罚原则.转化型抢劫罪与一般抢劫罪犯罪主体刑事责任年龄应是有区别的,其刑事责任年龄应为年满16周岁.     

关于缩减刑法分则"法定犯"罪名的思考

刑法分则过多规定"法定犯"不符合现代刑法"省刑"、"谦抑"思想,法治社会不是条文越多越好.刑法有自身的调整范围.不是所有的行政违法行为发展到严重程度就都构成犯罪.现行刑法中许多"法定犯"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达不到犯罪程度,甚至不属于犯罪的性质.法定犯使空白罪状过多实际上把部分刑事立法权变相地交由行政机关行使.与立法法的精神相悖.基于以上考虑,建议大幅缩减刑法分则"法定犯"罪名.     

刑事法律的冲突与制衡——对刑事法律原则的若干思考

刑事法律原则的确立,体现了现代法治精神,有益于“自由、秩序、民主、公平、正义”等法律价值的生成与实现。立法和司法应当理清刑事法律原则的含义、价值以及诸原则的冲突与制衡,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与法律价值的实现,需要相关法律原则的禁止适用加以保障;罪刑法定是罪刑相适应之“罪”与“刑”的法定,罪刑相当,则是刑法明文规定之“罪”与“刑”的均衡;刑罚应当以犯罪行为作为客观基础和基本依据,同时综合考虑犯罪人的个人情况;平等并不否定差异,考虑犯罪人个人情况并不排斥责任;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并重,两者互为制约、相互保障。     

论"严打"与人权保障的关系——兼论刑事诉讼法的目的

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是刑事诉讼法的目的所在。一方面 ,刑诉法为惩罚犯罪提供了重要工具 ;另一方面 ,刑诉法又是人权保障的重要法宝。在“严打”斗争中 ,只有打保并重 ,不忽视和偏重任何一面 ,就能实现刑诉法的目的 ,取得最好的“严打”效果     

犯罪客观处罚条件刍议

客观处罚条件 ,是指犯罪成立之后 ,国家对犯罪进行刑罚处罚必须具备的某种客观事实条件 ,其实质是以某种客观条件的具备与否来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发动。我国刑法应当引入客观处罚条件的概念 ,以完善犯罪构成 ,消除目前理论中的混乱。我国刑法引入客观处罚条件的概念应当解决四个理论问题 :1 .客观处罚条件与犯罪社会危害性的关系 ;2 .客观处罚条件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关系 ;3.客观处罚条件与过失犯罪中危害结果的关系 ;4 .客观处罚条件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     

“罪名”抑或“具体犯罪行为”之析——对刑法第17条第2款有权解释的几点看法

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犯罪，承担刑事责任能力与其年龄密切相关。立法上始终贯彻“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和“从宽处罚”的原则，对其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作出了及其严格的限制规定。但如何确定犯罪的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触犯的罪名等，在理论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试论刑事法治对人权的保护

人权需要法治的确认和保护,以免受到社会其他公民和国家公共权力两个方面的侵犯。根据依法治国的要求,我们应当树立正确的刑事法治观,既要重视刑法在惩罚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方面的作用,也要重视刑法在保障人权方面的作用。罪刑法定原则是依法治国在刑事法领域的具体要求,它在国家刑罚权与公民的自由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从而保证刑法既能有效地打击侵犯人权的犯罪,又能防止滥用刑罚权侵犯人权。为了更加有效地保护人权,应当慎重适用死刑和注意“严打”中的人权保障。     

刑法谦抑理念下的刑事和解法律规制

当今刑法可称之为"变动中的刑法",其在中国当下社会情境中应从理念上予以推敲,推敲其产生的基础,推敲其变动的原因,推敲其发展的逻辑脉络,使刑法在推敲中走向完善。刑法谦抑理念的勃兴体现着变动中的刑法。在现代法治社会,刑法谦抑性是刑法应有的价值意蕴,具有限制机能,其通过刑法处罚范围(犯罪圈大小的划定问题)和处罚程度的限定加以体现。刑事和解恰恰是刑法对传统刑法理念的挑战,是对刑法谦抑理念的回应。刑事和解旨在软化刑法的强制性,增强刑法的诱导观念及道德重建功能;刑事和解是公法的私法化的表现,是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的具体体现之一,是刑法谦抑理念在刑事司法程序或者说是刑事司法制度层面的最好诠释。     

树立理性刑法观——以审视刑法的有限性为视角

由于自身属性的制约，刑法保护社会秩序和保障人权的功能具有有限性。刑法不是打击犯罪唯一甚至决定性手段，对罪犯的人权保障必须建立在对罪犯惩罚的基础之上。作为一种法律规范，刑法只对类型化的危害行为具有普适性，无法规制社会生活中的特例。罪刑法定原则从深度上要求刑法条文的明确性来保证刑法安定，而刑法适用宽度又要求条文的模糊性来保证刑法的灵活性。因而我们必须审视刑法的有限性，树立正确的刑法观。     

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政策反思

通过梳理我国关于食品安全刑事法律规范、国家机关有关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文件、立法实践活动,提炼出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化、重刑化的刑事立法政策.在此基础上,反思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政策在定罪政策与制刑政策方面的缺陷,进而对我国食品安全刑事立法政策应然方向进行了展望.希望最终做到: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基本导向,注重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平衡,从“厉而不严”走向“严而不厉”,坚持特定时期的犯罪化、重刑化,并以非犯罪化、轻刑化为最终的发展目标.     

论聚众犯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加重犯

聚众犯罪是刑法分则特别规定的一种犯罪,与共同犯罪存在交叉关系,共同犯罪的制刑规则不能适用于聚众犯罪。聚众犯罪的特点和刑法体系内的协调性特征决定了聚众犯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加重犯限于首要分子,积极参加者和一般参加者不包含在内。